张荫麟：清华学校最后一届留美预备生

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初六日，张荫麟出生于广东省东莞县石龙镇竹园街一户书香人家，父亲张茂如以教书为生。张荫麟有弟炜麟、泽麟，生母钟氏早逝，父亲再娶莫冬菊后，又有异母弟桂麟。

在父亲的督教下，张荫麟年少时即将五经、四书、三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诸子书及古文辞熟读成诵。私塾学习时，教读《易经》的先生温厚可亲，教读《尚书》的先生喜作体罚，令其印象深刻。其自幼又将简朝亮所撰《朱九江先生讲学记》用为读本。朱次琦（九江）是岭南大儒，康有为曾拜读其门下，而张荫麟一生治学、交游亦不乏岭南地域色彩。

1922年，张荫麟毕业于广东省第二中学，随即考入北京的清华学校中等科三年级。清华学校是美国退还庚子赔款而设的留美预备学校。当时清华学校学制已改为四三一制，即中等科四年、高等科三年以及大学预科一年。1925年清华学校改为大学，开始招收本科生，张荫麟则是最后一届留美预备生。

张荫麟在清华的学习非常勤奋，在学长贺麟印象中，他是一个清瘦而如饥似渴地在图书馆里钻研的青年。在其他同学运动打球时，张荫麟却觉得在诗境般的环境中展卷当窗，人生乐事，夫复何求。学习期间，张荫麟的中、英、文、史等课程表现优异，特别是翻译课程连续五年“优秀”，选修德语也有相当进步，但自然科学、音乐、艺术和体育方面成绩一般。在清华最后一年，张荫麟选修四门哲学和心理学课程，为留美学习哲学作准备。

张荫麟积极参与校内各种刊物与团体活动。1923年9月开始，张荫麟成为《清华周刊》“国情述要栏”第三部分“文化、社会及其他”的负责人，后又负责该栏目“教育”“新闻”等部分以及“书报介绍副刊”之“古籍新评”的编辑。张荫麟在该刊发表了不少新闻报道与时评，如《鲁人对于政府卖国之反响》《新总统登极后之社会的表示》《国人对于铜臭总统态度之一斑》，表达对北洋政府的不满。1926年暑假回粤省亲，所撰《回粤见闻记》也发表于《清华周刊》，认为国民革命政府“虽其进行甚迟滞，且亦尝迷误于歧途，而其决非奔入黑暗之窟，则可断言也”。清华时为留美预备学校，学生崇洋趋新风气由来已久。贺麟与张荫麟主办《清华周刊》，则试图“一扫清华有教会学校风气的耻辱”，张荫麟为此作文《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指出反对教会化运动兴起之可喜。此外又有《最近中俄边睡情形》《殖边运动实行之初步》等关注边疆问题的新闻报道或时评。《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经常由张荫麟编撰，介绍的内容从李印光的《澳门纪略》到章士钊、沈兼士、顾颉刚等的考据文章，涉猎极为广泛。

1926年3月，清华成立弘毅学会，为清华旧制生与大学部学生联络感情而设的学术团体，张荫麟被选为“丛书委员”，后来成为《弘毅》月刊编辑，并草拟该会宣言书（缘起）。1927年6月，清华历史学会成立，张荫麟负责组务。此外还有清华在校学生与留美毕业生联谊会性质的仁友会，张荫麟曾参加该会十二周年纪念庆祝活动，内容包括清华园茶聚和春游万牲园。这次活动张荫麟游兴勃发，“独与二三会友在姹紫嫣红里低徊流连，像与那可爱的春光浑然融合为一，择风景佳处摄了几张照片”。

在清华求学期间，张荫麟与粤籍学者或同学交往甚密，其中包括名声久著的梁启超、陈垣与伦明，以及新来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1924年6月，张荫麟在《清华学报》上介绍陈垣的名文《火祆教入中国考》《摩尼教入中国考》。1926年一次陈宅聚会上，张荫麟初识北上求学的容庚、容肇祖兄弟。同年底，容庚出任《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刊登张荫麟《九章及两汉之数学》《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伪〈古文尚书〉案之反控与再鞫》以及译作《〈秦妇吟〉之考证与校释》，后来陈寅恪推荐张荫麟入史语所工作，便举《燕京学报》之文以为治学成绩。张荫麟则在《清华学报》的“撰著提要”栏目介绍容庚的《甲骨文字之发现及其考释》、容肇祖的《述复社》《记廖燕的生平及其思想》。张荫麟前往美国留学时，因家贫向容庚借款一百三十元以为路费，并准备以两篇译文《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清初基督教在华纠纷》刊于《燕京学报》的稿费偿还，不料《燕京学报》随着发表标准的提高，不愿登载译作，后来《甲午中日海战见闻记》刊于《东方杂志》，《清初基督教在华纠纷》则毁于“一·二八”淞沪会战之烽火。(www.xing528.com)

在清华时期，张荫麟被贺麟、萧一山、吴宓等多人公认为是梁启超的学术传人。张荫麟曾听过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历史研究法”等课程的讲演，但私交颇稀。1926年夏初，贺麟第一次陪张荫麟拜谒梁启超，梁启超异常欢喜张荫麟，当面称赞“有作学者的资格”，此后两三年中张荫麟未再谒见梁启超。1929年梁启超逝世时，全国报章杂志纪念追悼他的文章现多寂然无闻，唯独张荫麟的悼文《近代中国学术史上之梁任公先生》，发表于《学衡》和《大公报·文学副刊》，贺麟认为这是最能表彰梁启超史学的文章，也最足以表现张荫麟与梁启超学术上的关系。梁启超晚年提倡通史，自称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不过说明一部通史应该如何作法而已”，旅欧之后又欲作《中国文化史》以超越韦尔思的《世界史纲》。张荫麟认为梁启超的史学贡献不在考据而在史才，《中国历史研究法》实为中国通史学之奠基石，而且同样推崇韦尔思的《世界史纲》，其一生最重要的史学成就《中国史纲》可谓对梁启超未竟事业的传承。张荫麟以学生之辈与梁启超开展学术商榷，更成为学术史之佳话。张荫麟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说质疑》一文，即举六例以明梁氏考证老子之失；认为梁氏讲演读书示例时对于荀子《解蔽》“尚多未尽之处”，于是撰成《〈荀子·解蔽篇〉补释》一文；又发现梁启超引用日本人著作的《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一表有三处可疑，并撰《校补》纠正。

张荫麟后来成为东莞藏书家伦明的女婿。当时张荫麟因为家贫，为同乡伦明之女慧珠补习功课。伦慧珠当时是公立女子第一中学学生，张荫麟对她产生爱慕之情，“死心塌地”追求而未果，直到出国后才以书信确定关系，并于1935年回国完婚。伦明搜罗清人图籍不遗余力，张荫麟写作《纳兰成德传》，即借助伦明所藏《通志堂集》。

清华时期，张荫麟连续五年选修吴宓的翻译课程，并开始翻译工作，一方面从西方人文经典论著中探索翻译的技术与意境，另一方面借外人之口针砭中国的时弊。如翻译《葛兰坚论学校与教育》一文，借其中对美国教育的质疑批评“吾国近今教育专事模仿美国”的现象。有些译作如《斯宾格勒之文化论》则是吴宓指定的选题。张荫麟虽然接受吴宓的翻译指派，但不愿屈从他人的修改，吴宓将张荫麟翻译的英国诗作《幸福女郎诗》修改并刊出后，张荫麟坚持要求发表原稿，令吴宓相当气恼。1928年郭沫若翻译出版德国文豪歌德的《浮士德》，当时张荫麟学习德语已有三年，发现郭译“其谬误荒唐，令人发噱之处，几于无页无之”，遂撰书评举出十三例。后来张荫麟赴美留学，又据德文原版选译《浮士德》。

因其与吴宓过从甚密，1927年吴宓约请张荫麟等合办《大公报·文学副刊》，张荫麟因此在该刊发表较多的书评。其中批评朱希祖的《中国古代铁制兵器先行于南方考》，认为朱著对“南方”的概念缺少界定，有误用“默证”之嫌，又未言及章鸿钊和松本文三郎之文，有掠美之嫌。当时有《大公报·文学副刊》专攻北大派的流言，让主编吴宓感受到巨大压力。又撰《评近人对于中国古史之讨论（古史决疑录之一）》，批评顾颉刚等人的疑古观点。顾颉刚对此印象颇为深刻，并表示“有无数话要说”，但终于没有答复。古史辨运动是当时胡适领导的整理国故运动中最耀眼的一支，张荫麟批评“疑古”，更不满意“整理国故”运动流风所向，以及声势浩大下的成绩之微。其撰写《洪亮吉及其人口论》一文，一方面试图指出整理国故者缺乏眼光，没有注意到洪氏人口论之重要性，较之英人马尔萨斯之说尤为“蹊径独开，一空依傍者也”，另一方面抨击“整理国故”之方式甚为破碎，未注意历史内在肌理脉络。

张荫麟早年的学术成就，很大一部分属于科技史方面的研究。在校补梁启超的《明清之际耶苏会教士在中国者及其著述》之后，相关研究又扩展为《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一文，后又陆续撰文表彰清代生物学家李元、汉代天文学家张衡、以《九章》为代表的两汉数学，以及介绍李俨的《中算输入日本之经过》。张荫麟注意到日人所撰《指南车与指南针无关系考》一文论证指南车内部乃装置齿车之机械，并未应用磁石之指极性，并认为中国人在南宋以前并不了解磁石之指极性；后来他又翻译汉学家摩尔的论文《宋燕肃、吴德仁指南车造法考》，发现其结论与前者类似。张荫麟又续其思路，撰写《宋卢道隆、吴德仁记里鼓车之造法》，并指出至迟至后汉初叶，关于磁之指极性已有明确记载。张荫麟最重要的科技史著作则是《中国历史上之“奇器”及其作者》，文章从先秦到清末，分四阶段进行贯通式的论述，肯定中国古代科技之先进性。虽然张荫麟谦称该文“不过聊供他日科学史家采撷之原料而已，然即原料之搜集亦非敢云备也”，但有论者指出“我国科技史工作者得益于此文之启发者不知凡几”。出国留学以后，张荫麟还撰写过《沈括编年事辑》《燕肃著作事迹考》等科学家传记式论文，但关注的议题已不限于科技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