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最苦痛的魏晋南北朝时代，却是精神上最自由、最解放、最富有热情的一个时代。在这种大环境里表现出的多是真我和本我，任性随性是这个时代的缩影。他们“手执拂尘，扪虱而谈”，不但追求服食的飘逸，更在酒的世界逍遥寻乐，故有《古诗十九首》说“服食求神仙，多为药所误。不如饮美酒，披服纨与素”。酒，已经从单纯的饮食摇身一变，成为士人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种文化态度，是生理与精神的双重需要。“三日不饮酒，觉形神不复相亲。”
魏晋的酒是“斗酒相娱乐”，纵观当时，名士的基本操作大抵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是否有才反而是其次。三国时期，曹操父子都文采斐然，经常举行各种游宴，饮酒赋诗，以酒为媒，抒发内心的感情。饮酒，成为了排忧的工具。比如，曹操感叹“对酒当歌，人生几何”“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首诗是曹操在铜雀台落成时的大宴会上所写。说到铜雀台，可能让人印象最深的便是“铜雀春深锁二乔”的享乐天堂，其实铜雀台更多的是曹操招揽文人的乐园，通常这些文人会在铜雀台欢宴，久而久之便出现了著名的“建安七子”，每逢宴饮必赋诗，换着花样进行主题活动：命题创作、同题共作、互评诗作都有。这种有组织的文学活动，促进了当时的文学繁荣，也给后世的文学活动提供了模板，作诗要饮酒，饮酒必作诗，成了后代文人心照不宣的潜规则。
稍晚些，还有一个同样出名的喝酒聚会七人组：古琴爱好者嵇康，文武双全阮籍，玄学大师山涛，铁匠向秀，酒鬼刘伶，琵琶演奏艺术家阮咸，人智者王戎，加在一起便是著名的“竹林七贤”，几坛酒，几碟菜，凑成了乐活族竹林野餐，东西吃不吃是其次，放达随性的文化态度必须先加到满格。
如果拍一部五分钟的七贤日常视频，饮酒绝对可以单独出镜三分钟。《世说新语》中关于他们饮酒就有二十多条记录，不合礼法的怪诞任性举动比比皆是。比如，每次都是豪饮，“诸阮皆能饮酒，仲容至宗人闲共集，不复用常杯斟酌，以大瓮盛酒，围坐，相向大酌。时有群猪来饮，直接去上，便共饮之。”不但饮得多，甚至不分场合，不分对象，阮籍母丧仍然在喝酒食肉，刘伶则不分对方身份，跟谁都能喝起来。按照古代的宴饮礼仪，吃席喝酒在座次、食物、音乐上都有很详细的规定，随便跟谁都喝，是大写的不合礼法。这么个喝法，酩酊大醉是家常便饭，醉酒之后的他们更是随心所欲，刘伶喝到尽兴经常裸奔，别人见了大呼辣眼睛，他反而振振有词：“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阮籍则经常和邻居的漂亮夫人一起喝酒，喝醉了便躺在人家身旁。甚至因为听说步兵营厨房里存了上百坛好酒就去申请当步兵校尉。
饮酒对于竹林七贤来讲，已经不单是一种行为，更是一种思想精神的体现。看似怪诞的行为背后，其实包含的是他们不同的人生态度。比如，嵇康醉饮山林不肯为官，不只是对当时司马氏杀戮名士的反叛，也是他本身性格使然。他崇尚老庄避世哲学，无意于世事荣华。他的饮酒不是为寻欢作乐，而是为闲适从容。阮籍、刘伶、向秀之类则不同，想要自保又不能避世，毕竟避世的嵇康也还是一样被借故杀害，出仕又不愿同流合污，只能醉酒佯狂，阮籍之饮，大有生不逢时、志不获聘的悲凉。王戎、山涛则更多是为了声望，饮醉山林大抵是附庸风雅，图一个名士的人设，为入仕途提高身价而已。(www.xing528.com)
从建安七子到竹林七贤，饮酒慢慢成为文人彰显个性、反抗现世的文化标签。酒带给他们精神上的觉悟和情感上的超脱，是通往内心自由和脱离尘世羁绊的重要工具，因此，文人雅集中饮酒成了不可或缺的一项活动。但后代的文士饮酒放诞，多是模仿竹林七贤的行为，颇有东施效颦的感觉。
比如著名的金谷集会。金谷会是西晋一次大集，当时的征西大将军王翊从洛阳回长安，石崇曾在金谷园中召集左思、潘岳、陆机等人一起送行，喝酒赋诗，时称“金谷二十四友”。这次集会物欲横流，豪奢如海天盛筵，“清泉茂林、众果竹柏、药草之属，金田十顷、羊二百口，鸡猪鹅鸭之类，莫不毕备。又有水碓、鱼池、土窟，其为娱目欢心之物备矣。”而且没留下什么传世名作，因此不是很出名，反而是东晋晚些时候朴素版的高仿聚会成为千古绝唱。
“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永和九年的阴历三月初三，在上巳这一天，“群贤毕至，少长咸集”，还没有东山再起的谢安和谢万、孙绰、孙统、王凝之、王彬之、王羲之等人相约在会稽山阴兰亭“修禊事”，也就是集体洗浴。因为周遭“崇山峻岭，茂林修竹，又有清流激湍，映带左右”，他们“引以为流觞曲水，列坐其次”，就是将水从高处引来，环曲成渠，用木头做的椭圆酒杯放在荷叶上，顺水而下。这样美好的环境，文人们怎么能不饮酒赋诗呢？与会者于是列坐河渠两旁，待觞飘至身边停下，就要按规矩吟诗或者咏唱，时任会稽太守的王羲之将当时的即兴诗集结起来，用蚕茧纸，鼠须笔挥毫作序，乘兴而书，写了举世闻名的《兰亭集序》。这不过是当时万千次文人雅集中的一次，当时的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宴饮诗汇编的一篇序言最后会成为书法界传世国宝。作为雅集的组织者，王羲之颇有追慕古人的意思，连不能赋诗罚酒三斗的规则都是学之前石崇的《金谷诗序》，但这次聚会是三百六十度纯天然，完全“无丝竹管弦之盛”。
随着汉代政权的衰亡，儒家的礼法对文人的束缚渐渐解除。汉末争霸时期，经过战乱的文人更加珍惜自己的生命，战乱中朝不保夕，饮酒大有纵欲享乐之意。到了魏末晋初，玄学兴起，追求精神超越的文士通过违礼痛饮，怪诞肆意的醉酒来追求人格的独立。到东晋时，偏安江左的门阀士族，有着政治、经济上的特权，宴饮成了他们的消遣与享受，他们生活的意义便是追求闲适与高雅了。正如诗酒风流的陶渊明所说：“余闲居寡欢，兼比夜已长，偶有名酒，无夕不饮。顾影独尽，忽焉复醉。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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