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管理智慧：探讨管理道德及内容

与西方那些竞争意识很强的民族相比,中华民族主张以和为上、以合为贵、以忍为德。中国古人把德看成是齐家治国平天下之策,也把它作为能否成大事的策略。《尚书》是中国最早的一部古书之一,其中有这样一句话:“有容,德乃大”,意思是“要有容纳的雅量,道德才会广大”;《礼记》说:“君子爱人也以德”,意思是“君子对人(特指朋友)好是以自己的德行感化他”;《论语》更直言:“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意思是“礼的应用,以和谐为贵。古代君王的治国方法,先贤流传下来的道理,最可贵的地方就在于此(依礼行事)。”中国人一向主张先立德,后立功。立德,就需要宽容、大度,懂得和为贵,忍为高;能容人容事,能忍、讲和,方能成大事,立大功。广大中国民族的勤劳简朴的民众,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繁衍生息,长期以来,也培养了良好的道德品质,并把这种品质整合到中华民族的文化底蕴之中,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持续发展的不竭动力。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以商品交换作为基础,而商品交换必须以诚实守信为前提。市场经济讲究竞争,但竞争是按照规则展开的,这种规则的实施依靠法律和道德作为保障。所谓道德,就是依靠社会舆论、传统习惯、教育和人的信念的力量去调整人与人、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一种特殊的行为规范,是规定行为是非的惯例和原则。一般来说,道德是社会基本价值观一个约定俗成的表现,人们一般都会根据自己对社会现象的理解、社会认同的形态,形成社会大多数人认同的道德观,大多数人能够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哪些是道德的哪些是不道德的。道德一般可分为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三类。其中职业道德,是同人们的职业活动紧密联系的符合职业特点所要求的道德准则、道德情操与道德品质的总和,是从事一定职业的人在职业劳动和工作过程中应遵守的与其职业活动相适应的行为规范。职业道德是从业人员在职业活动中应遵守或履行行为标准和要求,以及应承担的道德责任和义务。

管理道德作为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是从事管理工作的管理者的行为准则与规范的总和。它是特殊的职业道德规范,是对管理者提出的道德要求,对管理者自身而言,可以说是管理者的立身之本、行为之基、发展之源;对企业而言,是对企业进行管理价值导向,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所需的一种重要资源,是企业提高经济效益、提升综合竞争力的源泉,可以说管理道德是管理者与企业的精神财富。

任何道德都是遵循某些原则的。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企业组织所面临的各种选择都又可能产生不道德的后果,于是“道德困境”(ethical dilemma)就产生了。许多企业组织的道德困境来自于个体与整体之间的矛盾,比如个人与组织、组织与行业等之间的矛盾。中国管理智慧采用知行合一的方式化解道德困境,运用一切可以运用的道德法则。在知行合一的方式下,组织在处理不同的管理问题时,会依据不同的道德准则。

1. 功利主义原则(Utilitarian Approach)

功利主义,即效益主义,是道德哲学(伦理学)中的一个理论,认为人应该做出能“达到最大善”的行为,计算最大善必须依靠此行为所涉及的每个个体之苦乐感觉的总和,其中每个个体都被视为具备相同份量,且快乐与痛苦是能够换算的,痛苦是“负的快乐”。功利主义哲学的创立者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认为,痛苦和快乐是人的两个最高主宰,也是决定行为的动力,人无不以快乐作为生活的目标和道德标准,凡能求得快乐的就是善,反之就是恶。他把快乐分为由感觉引起的快乐、财富引起的快乐和权力引起的快乐等十几种,痛苦也分成由感觉引起的痛苦、穷困引起的痛苦和仇恨引起的痛苦等十几种。苦与乐的量可以进行精密的对比和计算。“善”就是最大程度地增加了幸福的总量,并且引起了最少的痛楚;“恶”则反之。边沁认为,自然将人置于乐和苦两大主宰之下,由此决定我们应当做什么,将会做什么。

倡导功利主义的管理者们认为,管理决策的结果应当是使绝大多数人受益,因此,在进行决策时,管理者要考虑不同决策方案可能产生的不同后果,他所选择的应当是使绝大多数人受益的那个方案。但在实际决策的过程中,执行这种原则可能会变得非常复杂,只能将最优方案改为次优方案或者较为满意的方案。功利主义原则被认为是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的理论依据。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功利主义相类似的思想主要包含于墨家的“兼爱”与儒家“仁”理论。“兼爱”是墨家思想的核心,墨子摩顶放踵以利天下,希望一种无差别的爱在人世间盛行;哪里有战争他就去阻止,因为战争是对“兼爱”的否定;“兼爱”是互相关心,爱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是普遍的、相互的、没有差异的爱。儒家基于“仁”的理论也提倡“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也属于功利主义思想的范畴,但是儒家的“仁爱”与墨家“兼爱”是略有差别的,儒家讲爱但不是“兼爱”,是有差别的爱。儒家与墨家的爱共性实质就是功利主义的内核,在于爱的普及与推广,对于领导来讲,就是热爱自己的部下,让整个组织得到大的快乐,让每个员工都受益。

李嘉诚深受墨家与儒家“爱”思想的影响,最能体会人的疾苦。20世纪70年代后期,香江才女林燕妮为她的广告公司租场地,到长江大厦看楼,发现李嘉诚在生产塑胶花。此时,塑胶花早过了黄金时代,根本无钱可赚。长江地产业当时的盈利已十分可观,就算塑胶花有微薄小利,对长江实业来说,增之不见多,减之不见少,但却仍在维持小额的塑胶花生产。林燕妮甚感惊奇,说李嘉诚“不外是顾念着老员工,给他们一点生计”。而公司职员也说:“长江大厦租出后,塑胶花厂停工了。不过,老员工亦获得安排在大厦里干管理事宜。对老员工,他是很念旧的。”有人提起李嘉诚善待老员工的事,说:“怪不得老员工都对你感恩戴德。”李嘉诚回答说:“一家企业就像一个家庭,他们是企业的功臣,理应得到这样的待遇。现在他们老了,作为晚辈,就该负起照顾他们的义务。”李嘉诚是赞成功利主义原则的,并身体力行贯彻这种道德原则。

然而,国际劳工组织2013年9月23日发表了一项报告。报告显示,有大约8500万儿童从事危险的工作,直接危及他们的健康安全、影响他们的身心发展。报告指出,尽管大多数童工出现在非正规经济部门,但农业部门承载着最大的童工负担,达到9800万人。报告指出,尽管亚太地区有着世界最多的童工,达7800万人,但撒哈拉以南非洲继续成为使用童工最为普遍的地区。

根据功利主义原则,我把童工这个例子的结果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快乐,另一个是痛苦。在快乐方面,对于那些雇佣童工的公司,由于他们支付给童工很少的工资,他们会获得更多的利益。对公司的老板来说,更多的钱就意味着更多的快乐。至于那些送孩子做童工的家庭,他们也会有更多的收入,尽管不多,但依然能够解燃眉之急。那么雇佣童工的痛苦又是怎么样的呢?痛苦与雇佣童工获得的快乐同时出现。对于雇佣童工的公司来说,他们的行为是不道德的,他们违反了企业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因而他们的名誉受到损坏。第二,对于这些年轻的孩子来说,他们不能去学校学习,他们被迫在简陋的工作环境中工作很长时间,这也给他们带来了巨大的痛苦。至于送孩子去工作的家庭,孩子的收入远远不能满足他们生活很好的需要。最后,对整个社会而言,如果学龄儿童无法接受必要教育,长此以往,社会发展的步伐就会减慢,儿童代表国家的未来,长远来看,更多童工的国家会落后于其他国家,这是一个巨大的痛苦。

2. 个人主义原则(Individualism Approach)

个人主义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它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思想和理论观点,表现为利己主义、利他主义、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形式。个人主义一词源于拉丁文(individuum),意为不可分的东西、个体。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的命题,是个人主义的一种重要表述方式。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思想家,如英国的T.霍布斯等,把个人主义普遍化为永恒不变的人性,并使之成为道德的主要内容和判断善恶的重要标准。19世纪德国的哲学家F.W.尼采等人,进一步使个人主义的理论观点系统化,把个人作为价值的基础和评价社会的唯一标准。个人主义把个人与社会对立起来,一切从个人需要和个人幸福出发,反对统一的社会价值标准。个人主义发展到极端,就会为了个人利益而不择手段地损害社会和他人。

倡导个人主义的管理者认为,对个人具有长期最大化的行为是道德行为,因为个体将自己长期的利益作为决策的依据,其利己性的趋利避害行为会使个体通过比较找到恰当的行动方案。从理论上看,人人都是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但通过个体追求自我完善和个体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整个社会都会从中受益。因此,个人主义是一种比较好的管理道德决策方法。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就是说人的嗜好、欲望从本性来讲是基本相同的,但是因为环境经历、教育习染的不相同,每个人的个性、志趣千差万别。个人主义考虑个人的利益与发展,他与功利主义是相互间容的。大多数人都会有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知人善任、各尽所能、各得所需、量才使用是商战敢胜的原则。个人主义在中国管理智慧中的应用体现为“知人善任”。

李嘉诚认为“就如在战场,每个战斗单位都有其作用,而主帅未必对每一种武器的操作比士兵纯熟,但最重要的是首领亦十分清楚每种武器及每个部队所能发挥的作用……统帅只有明白整个局面,才能做出出色的统筹,然后指挥下属,使他们充分发挥最大的长处以及取得最好的效果。”企业的发展,在不同的阶段,企业主扮演的角色不尽相同。而企业主下属的人才,在不同的阶段亦不相同。在企业创立之初,企业主最希望有忠心耿耿、踏实苦干的人才。李嘉诚留人先留心。香港某周刊在《李嘉诚的左右手》一文中,探讨李嘉诚的用人之道说:“创业之初,忠心苦干的左右手,可以帮助富豪起家,但元老重臣并不能跟得上形势。到了某一个阶段,倘若企业家要在事业上再往前跨进一步,他便难免要向外招揽人才。一方面以补元老们胸襟见识上的不足,另一方面是利用有专才的干部,推动企业进一步发展。故此,一个富豪便往往需要任用不同的人才。李嘉诚用人之道,显然超卓。如果他一直只任用元老重臣,长江实业的发展相信会不如今天。长江实业在20世纪80年代得以急速扩展及壮大,股价由1984年的6(港)元,升到90元(相当于旧价),和李嘉诚不断提拔年轻得力的左右手实在大有关系。”(www.xing528.com)

中国管理智慧倡导折中的个人主义,抛弃个人主义中的极端行为,以知行合一为方式,开拓个人主义的原则。从理论上看,人人都是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但通过个体追求自我完善和个体之间相互适应的过程,整个社会都会从中受益。基于这种原则,海尔集团创造了赛马机制管理模式。张瑞敏认为:现在缺的不是人才,而是出人才的机制。管理者的责任就是要通过搭建“赛马场”为每个员工营造创新的空间。赛马机制具体而言,包含三条原则:一是公平竞争,任人唯贤;二是职适其能,人尽其才;三是合理流动,动态管理。在用工制度上,实行一套优秀员工、合格员工、试用员工“三工并存,动态转换”的机制。在干部制度上,海尔对中层干部分类考核,每一位干部的职位都不是固定的,届满轮换。海尔人力资源开发和管理的要义是,充分发挥每个人的潜在能力,让每个人每天都能感到来自企业内部和市场的竞争压力,又能够将压力转换成竞争的动力,这就是企业持续发展的秘诀。海尔赛马不相马的用人机制,不仅使一大批有能力的年轻人脱颖而出,而且使得整个管理队伍充满了活力。人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了,必然会促进海尔的高速发展。

3. 道德权利原则(Moral⁃rights Approach)

道德与权利原则就是个人自由原则。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把道德律表述为:“要这样行动,永远使你的意志的准则能够同时成为普遍制定法律的原则。”康德提出道德律有以下几个基本的思想作为前提:(1) 人生活在社会之中;(2) 人有自由;(3) 人人平等;(4) 社会应该成为人性得以完满实现的共同体。持道德权利原则的管理者认为,每个人都拥有基本的权利和自由,这些权利和自由不能由于管理者的决策而被剥夺。因而,正确的道德决策应当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与决策相关之人的权利。在进行道德决策时,管理者应当避免干涉个人的基本权利。比如,意愿自由权、个人隐私权、保持良知权、言论自由权、获得公正信息和待遇权、安全生活权等。

中国古代道家的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权利原则的思想火花。老子在《道德经》中说:“圣人无常心,以百姓心为心。”意思是圣人没有自己的成见,以百姓的意见作为意见。善良的好人,我善待他;不善良的坏人,我也善待他,这样可使所有的人都向善。理想的治理者,收敛起自我的意欲,不以主观愿望界定是非好恶的标准,而是以善心、诚心去对待所有的人。老子在《道德经》中又说:“治大国,若烹小鲜。”意思是说烹煮小鱼,不能常常翻动锅中的鱼,翻动太多,小鱼就破碎不堪了。治理大的国家和烹煮小鱼一样的道理,要清静无为、自然而然,不能政令繁多、民不聊生。如果能如此,则每个人都可以各遂其志,而整个组织就可以相安无事。《庄子·应帝王》中有一段阳子居与老子的问答。有一次阳子居问:“假如有一个人,同时具有果断敏捷的行动与深人透彻的洞察力,并且勤于学道,这样就可以称为理想的官吏了吧?”

老子摇摇头,回答说:“这样的人只不过像个小官吏罢了!只有有限的才能却反被才能所累,结果使自己身心俱乏。如同虎豹因身上美丽的斑纹才招致猎人的捕杀,猴子因身体灵活,猎狗因擅长猎物,所以才被人抓去,用绳子给捆起来。有了优点反而招致灾祸,这样的人能说是理想的官吏吗?”

阳子居又问:“那么,请问理想的官吏是怎样的呢?”

老子回答:“一个理想的官员功德普及众人,但在众人眼里一切功德都与他无关;其教化惠及周围事物,但人们却丝毫感觉不到他的教化。当他治理天下时不会留下任何施政的痕迹,但对万物却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力。”

在20世纪90年代,润讯是中国寻呼市场中名列前茅的公司,拥有几百名软件工程师。在大多数工程师看来,开发出更高深的软件或许可以证明自己的智力,但马化腾认为写软件并不是自娱自乐的事情,必须使更多人应用才有价值。虽然当时他不过是个扮演将技术推向市场的小角色。他说,只有按照网民心态做事,才能推出更加符合用户需要的业务,软件要让更多的人使用才有意义。马化腾从5万元起家,从一位软件工程师,到中国即时通信业务的开拓者、腾讯董事局主席兼CEO。马化腾把自己与QQ联系在一起,QQ业务发展所带来的资本膨胀并不改变马化腾一贯低调的行事风格,他宁愿把自己当成网民。

西安杨森的外方合资方是成立于1953年、1961年加入美国强生公司的比利时杨森公司。西安杨森的信条,有一个选择的过程,起初他们照搬了比利时母公司的宗旨:“忠实于科学,献身于健康!”后来他们借用中国古书《大学》中的“止于至善”。现在又引进了品位更高、跨国界的强生信条,即“德信至上,四个负责”。确立西安杨森的信条为“客户第一,员工第二,社会第三,股东第四”。杨森特别强调信条为本,而不是笼统地讲以人为本,立志将公司建成一个“客户信任,员工爱戴,同行尊敬,社会推崇”的公司。西安杨森公司每年都有“信条日”和“信条周”活动。

4. 公正原则(Justice Approach)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在其著作《理想国》中对公正进行了描述,认为公正是最有利和最有害两者中的折衷之道,所谓最有利就是做不公正的事而不受惩罚,所谓最有害就是受到了不公正而无抵抗之力。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在其著作《伦理学》中指出,公正就是合比例,不公正就是破坏比例;正如实际确实发生的那样,一方变得太大,其他则变得太小;因为做事不公者所得过多,待遇不公者获得太少。可见,公正彰显了“价值取向”,它侧重于社会普遍认可的“基本价值取向”,并且强调这种价值取向的正当性。这一原则认为,道德决策必须建立在基本价值取向所界定的公平、公正的基础之上。《联合国千年宣言》强调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有在全球维护人的尊严、平等与公平原则的集体责任。作为领导人,我们对世界所有人民,特别易受伤害的人,尤其是拥有未来的全球儿童,负有责任。

公正的道德原则实质上要求制度面前人人平等,只有实现了这种制度面前的人人平等,才能够使管理具有执行力。中国人常说:“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这是千百年来不平等的封建制度遗留下来的非公正性思想。在中国古代,统治者诉求的是凌驾于法律和制度之上的特权,而这种特权往往造成民怨沸腾、士气低落。在中国历史上也有明达的君主,极力支持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公平原则。

公元前158年冬,汉文帝考察本国军队的情况来到了细柳军营。远远地就望见营门外面甲士严阵以待、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汉文帝从没见过这样军容整齐、斗志旺盛的队伍,便叫随从前去通报。不料守营兵士正气凛然地拒绝说:“我等只听将军令,不听天子诏!”汉文帝便亲自驾车来到营门前面,同样也被守营兵士阻拦住。汉文帝只得取出符节,令随从人员持节入营通报。周亚夫接见来使,传令开门。守营兵士接到周亚夫的命令后,方将营门打开,放入车驾。

汉文帝到了营门里面,才见周亚夫披甲佩剑,从容出迎。周亚夫作了一个长揖,说:“甲胄之士不拜,臣照军礼施行。请陛下见谅!”文帝听了,大为震动,在车上严肃地进行答礼,并让人宣诏说:“皇帝敬劳将军。”周亚夫带着将士,肃立两旁,鞠躬称谢。慰劳完毕,文帝离开军营。汉文帝一退出,周亚夫仍将营门关闭,队伍严整如故。随从的官员都感到十分惊讶,认为周亚夫目无君主,实在是胆大妄为。汉文帝却赞叹说:“这才称得上真将军!那霸上棘门的将士,如同儿戏,若被敌人袭击,恐怕连主将也要被擒,哪里比得上周亚夫那样严谨,无隙可击呢!”一个月之后,便命周亚夫为中尉。

在现代企业管理、行政管理中,若要取得成功,要靠执行力度足够强。增加执行力度,需要上下一致贯彻公正的道德原则。否则,缺少了公正,组织成员就会怨声载道、应付工作、偷工减料、敷衍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