滦南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滦县志》记载:“县居东京,是东出山海关要路,俗称形胜,乃兵家必争之地。”长期的战争,不同民族、不同文化在此相互交流碰撞,丰富了滦州的文化底蕴。“明初山西、湖南、湖北、河南、江苏、安徽、浙江、山东等省的大批移民迁居此地,不仅带来了先进的耕作技术,也带来了中原及黄土高坡的风土人情。传统观念的更新、文化板块的相互碰撞、戏曲文化的相互渗透、民俗文化的相互交融,铸造了当地居民文化的胸襟的宽广和艺术文化的多元。”可以说这个地区融汇着农耕民族、游牧民族与渔猎民族不同的文化因子,“语言是物质的外壳”,于是这种不同文化的碰撞与交融便由语言最直观地反映出来。这里的方言被称为“奤儿语”,这种“奤儿语”又受北京语言的影响,听起来酷似“唱歌”,自带音韵,尾音很长。“在长期的生产生活中,人们有很多语言也都习惯用‘唱’的形式表现出来,像哄孩子哼的民谣,据说,成兆才小时候就经常听妈妈哼唱当地那带有泥土气息的民谣小调,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中种下了艺术启蒙的种子。再比如,妇女上坟烧纸的悲调、打夯号子、打樯号子、摇摇号子、拉网号子等等,都是韵味十足的歌谣小调”,而这些自然又都被评剧所直接吸收,20世纪80年代赵丽蓉在著名的评剧电影《杨三姐告状》中演唱的那一脍炙人口的“哭灵”一场戏,显然就直接受到了当地民间妇女哭灵大悲调的影响。
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的生存状态也使得滦州一带民众俗信巫鬼,祈神祭祀文化也十分活跃。善良的民众为求得最基本的生存,求得平平安安、风调雨顺、无病无灾,只能把一切寄托在虚无缥缈的宗教信仰上。杜盛兰先生在《成兆才传》一书中,就有不少相关的记述。成兆才还未出生,其父就去集市把柴禾和盖天卖掉,从中挤出钱来为即将出生的孩子找了一位风水先生算命,先看阴宅后看阳宅,那位风水先生经过“掐指推算”,还有鼻子有眼地根据生辰八字预测孩子一生的命运,并信誓旦旦地说:“你这孩子命大,他是逢舛而生,遭灾而兴,遇难呈祥啊!”因此才有了“来顺”这个乳名。《成兆才传》一书中还详细叙述了光绪二年,滦州大旱,当地百姓祈雨的隆重的仪式。他们在会头的联络下,聚集了当地大马庄、小马庄、阚庄、屠家庄等17个村庄的两千多百姓进行“求雨”,既要祈求“雨师”,还要祈求“雷公”“电母”“风神”的协助。他们在关公庙高搭席棚,请“关老爷下界”,各村推举近千人代表跪在殿前磕头焚香,然后将关老爷请到八抬大轿里去溯沙取水。一整套仪式历时两天,极为烦琐,民众颇为虔诚。求雨期间人们自觉地不沾“荤腥”,虽说类似的求神问卜并没有任何实际功效,但善良而虔诚的民众却得了心灵上的慰藉,更为关键的是,这种民间宗教仪式恰恰是民间戏曲曲艺植根的肥田沃土。(www.xing528.com)
由于受到唐山等都市资本主义煤矿工业和商业进一步发展的影响,市民有闲阶层不断壮大,再加上滦南一带灾荒不断,就催生了一大批民间艺人,他们多为破产逃难的农民,于是民间曲艺戏曲的繁盛也在情理之中了。这里有土生土长的冀东莲花落、什不闲、大秧歌、竹板书、乐亭大鼓,还有从外地传来的山陕梆子、河北梆子、昆腔弋曲、皮影戏、京剧,可以说是一应俱全。成兆才自幼对这些民间“玩艺儿”便十分痴迷。“来顺和小伙伴们只要听说哪村有耍马戏、说书、唱影、演莲花落的,不管道路有多远,哪怕就是走上十里二十里路也要去看。夜半归来,穿荒野僻径和路过坟圈子是常事,那时也不知道从哪来的那股劲儿,从来不知道怕是什么,也没有犹豫过。”成兆才为了看戏,不仅跑遍周围的村子,而且还去往外地的外祖家去看梆子戏。河北梆子那丰富的唱腔,甘畅淋漓的表演,高亢激越的伴奏令他心神向往,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童年的成兆才哪知道外祖母家所在地的蚕河口村早在北宋时期便有杂剧演出了,至今该村还存有北宋真宗年间的一座古戏楼,楼前石柱上有一副对联,上联是“兴朝留物唯勒,暂藉休声怡耳日”,下联是“盛世四民同乐,还将古迹畅人心”。难怪清人张老山有诗赞曰:“杂剧斗纷华,百戏竞拙巧。鼓吹杂铙歌,优孟衣冠妓。”这首诗就反映了清代的滦州一带百戏杂陈,争芳斗艳的演出盛况。当时的滦县仅大型河北梆子班社就有四个:滦州小高庄高老裕的高家班、榛子镇丑万利的万声和梆子班、张各庄曾继官父子创办的班社和马城湛店子李春茂组建的梆子班,此外还有规模较小的魏家班、梁各庄的梆子班等,每逢节日庙会,都有热闹的梆子戏曲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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