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予倩先生：中国传统戏曲的优势与局限性

反对者如胡适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中将传统戏曲视为“遗形物”“形式虽存，作用已失；本可废去，总没废去”“前一时代留下的许多无用的纪念品”。刘半农更是语带嘲讽地把传统戏曲的脸谱称为“阳秋笔法”，他说：“脸而有谱，且又一定，实在觉得离奇得很，若云‘寓隐褒贬’，则尤为可笑。朱熹做《纲目》学孔老爹的笔削《春秋》，已为通人所讥讪。旧戏索性把这种‘《阳秋》笔法’画到脸上来了，这真和……李家马坊烙圆印于马蹄一样的办法。哈哈！此即所谓中国旧戏之‘真精神’乎？”刘半农则在？我之文学改良？一文中主张将中国传统戏曲里的“一人独唱，二人对唱，二人对打，多人乱打（中国文戏、武戏之品制，不外此16字）与一切‘报名’‘唱引’‘绕场上下’‘摆队相迎’‘兵卒绕场’‘大小起霸’这种恶腔死套均当一扫而空”。观点更为激进和偏激的是傅斯年，他自称对于中国固有的音乐和歌曲是门外汉，他在《戏曲改良各面观》等文章中将宋元以来的中国戏剧污蔑为“百衲体”，认为“中国戏剧，全以不近人情为贵，近于人情，反说无味……在西洋戏剧是人类精神的表现，在中国是非人类精神的表现”。总之，这些新文化知识精英无非就是主张全盘废除中国传统戏曲，代之以西洋戏剧，也就是文明戏，这也是新文化运动中戏曲批判的核心。应当说，以傅斯年、胡适等为代表的激进派诚如他们自己所言，确实是中国传统戏曲的“门外汉”，他们机械地套用西方文艺理论去解读中国传统戏曲，自然得出的结论是荒谬的，然而他们却对中国传统艺术造成了极大的伤害，“此后传统的批判转为批判的传统，西方戏剧观相当长一段时间成为考量戏曲的准绳”。

支持传统戏曲的以张豂子（张厚载）、马二先生（冯叔鸾）和欧阳予倩等为代表。首先针对反对派发难的是北京大学年轻的学生张豂子，他认为：“中国戏，向来是抽象的，不是具体的。六书有会意的一种，会意是‘指而可识’的。中国旧戏描写一切事情和物件，也就是‘指而可识’的方法。譬如一拿马鞭子，一跨腿，就是上马……要晓得真的东西，世界上多着呢。哪里能都搬到戏台上去，而且何必要搬到戏台上去呢？一搬到戏台上去，反而索然无味了。”在这里，张豂子很深刻意识到了中国美学中“虚实相生”这一重要的范畴，认识到了传统戏曲与书画等传统艺术一样，都遵循着“竖画三寸，当千仞之高，横墨数尺，体百里之迥”这一虚拟的特性。他指出中国传统戏曲这种观演关系是“最经济的办法”。

在新文化运动关于中国传统戏曲论争中的知识精英当中，真正的内行当属欧阳予倩先生。欧阳予倩不但是学识渊深的知识界精英，而且还是和梅兰芳先生齐名的京剧演员，是真正的行家里手。一方面，欧阳予倩认识到了中国传统戏曲确实存在着局限性，但完全可通过改良而保存下来；另一方面，欧阳予倩通过编写剧本、舞台演出等实践去身体力行，建设传统戏曲。他指出戏曲改良有两条途径：其一是“组织关于戏剧的文字”，也就是改编、整理、创作剧本、撰写戏剧评论以及建设戏曲理论；其二是“养成演剧之人才”，也就是通过开办戏曲教育的新式学校来培养演员，“课程于戏剧及技艺之外，宜注重常识，及世界之变迁”。

欧阳予倩一方面在建设着传统戏曲的理论，另一方面还身体力行的进行京剧、评剧等剧本的创作，同时还粉墨登场，进行艺术实践。在评剧方面，最值得一提的就是欧阳予倩对白玉霜上海演出的大力支持。欧阳予倩对白玉霜主演的《潘金莲》重新编导，而且亲自指导，充当了评剧里的导演角色。《潘金莲》演出大获成功之后，欧阳予倩又专门为白玉霜量身打造了反映旧社会艺人悲惨命运的《海棠红》，并且推荐到明星电影公司拍摄成为评剧电影，对此，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不再赘述。继而，欧阳予倩为白玉霜将京剧《玉堂春》移植改编为评剧《玉堂春》，至今这出戏还是评剧白派的经典代表剧目。(www.xing528.com)

在上海，欧阳予倩还与评剧名家喜采莲有过一段交往。据说喜采莲上演了欧阳予倩的剧本《人面桃花》，并且对剧本进行了改动，一直不敢邀请欧阳先生前来观看，不料欧阳予倩携夫人不请自到，两次到剧场观摩喜采莲的演出，而且还热情邀请喜采莲到自己家中做客，并且当着京剧名家之面，收喜采莲为徒，并且亲自为她加工、整理、重排了《人面桃花》。经过欧阳予倩的改编整理，使得这出戏“成为一出意境优美、有诗化意境的评剧精品，有别于评剧以通俗见长的传统”。也正是借助这出戏，喜采莲个人的艺术创作达到了高峰。

以欧阳予倩为代表的有识之士，为中国传统戏曲振臂高呼，与激进派论争的同时，也加深了他们对民族传统戏曲局限性与独特优势的认知，这对于中国传统戏曲的自身发展及理论建设是大有裨益的。有学者指出，论争中，这些为传统戏曲辩护者无论出于何种目的，但是他们“在论争中第一次深入和细致地思考了旧戏的价值和特点，力图总结和概括旧戏的表演规律和艺术特征，这促使戏曲研究真正地关注戏曲艺术本体，因此，是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