芙蓉花带来的奉天落子和北京评剧名角荟萃

冀东与北京具有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因此评剧传播到北京是理所当然和顺理成章的。首先进入北京地区演出的是西路评剧，当时称作西路落子，也称为西路蹦蹦。早在清末，大约也就是光绪十九年（1893） ，部分莲花落艺人来到北京城及周边的房山、顺义、平谷、通州、大兴、门头沟等地进行卖艺演出，乐不够、金叶子、韩九龄、王方、马喜顺、李方、马三等曾在什刹海荷花市场搭席棚演出。胡沙先生在他的《评剧简史》一书中说：“这是第一批农民艺术家带着自己粗犷的蹦蹦艺术，闯进了紫禁城……使京都人民耳目一新。从此西路评剧就在北京扎下了根。”可见，当时的莲花落艺人只能在什刹海荷花市场以及白塔寺、隆福寺、东安市场等地撂地儿或搭棚（也称跑棚）演出，他们当时尚难登大雅之堂。

继乐不够、金叶子等人之后，天津宝坻、蓟县、武清等地的莲花落演员如挑帘红、柳叶红、露水珠、小元宝、白莲藕等一批又一批的演员也联合到一起，来到天子脚下，北京城里卖艺演出，同时在北京郊区的大兴、顺义、平谷、门头沟等地纷纷成立戏班，莲花落逐步在北京城站住了脚跟，时谓之“北京蹦蹦”。

“北京蹦蹦”获得自己演出的固定场所实际是被当局被迫的结果。当时的民间莲花落艺人为了糊口谋生，走街串巷、撂地儿卖艺，北京当局认为有碍观瞻，影响市容，于是于1923年在先农坛外围坛墙旧址搭建了两个席棚剧场。一个是三合义茶园，坐北朝南；另一个是振兴茶园，坐东朝西。这两个席棚剧场不仅使莲花落艺人的生存有了保障，而且对莲花落的发展和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时隔不久，北京当局又以“有伤风化”之罪名将莲花落艺人们驱逐，无奈之下，艺人们只好到鼓楼搭建的席棚中演出，但依旧常常遭到当局的干扰和轰赶。如此反复，莲花落戏班为了糊口和生存，就在城里城外周旋，席棚不让搭，就撂地儿演出，最终，莲花落诸多班社终于在天桥一带站稳了脚跟，“陆续有了慧宾、荣华、小桃园、红楼、三合、三和义、振生、小小戏园、德胜轩、三友轩、万盛轩等专演‘落子’（蹦儿戏）的场所”。与此同时，在天桥之外的齐化门来福茶园以及宣武门、东安市场、什刹海荷花市场、月坛、护国寺、隆福寺、土地庙、鼓楼等，都先后设置席棚演出莲花落。莲花落在北京的演出也培养出了一批北京莲花落艺人，如黑妞、小兰舫、瞎兰英、张桂珍、大桂芳、大翠仙等。

20世纪20年代到20世纪30年代，西路评剧逐渐式微，而源于冀东一带的东路评剧则日益名声大噪，终于在1928年由李岐鸿带领天津的敬顺戏社率先闯入了北京，首演于三庆戏院。后来他们又在大栅栏西口小茶园演出。主演有张月婷、李宝珠、李宝翠、李宝玉等，演出剧目主要有《马寡妇开店》《老妈开嗙》《三节烈》《桃花庵》等。此次演出，东路莲花落尚未得到北京观众的认可，由于上座不好，不久便离开了北京，又回到了天津卫。真正打开北京局面，赢得京城百姓认可的是芙蓉花带来的奉天落子。1929年，芙蓉花率领复盛戏社花云舫、花小仙、李小霞、十三妹等主演进关，到北平、天津等地演出，这次演出，不仅阵容强大，而且他们把民间的真枪真刀、梢子棍、七节鞭等兵器搬上舞台。最终，复盛戏社以其唱作俱佳的演出和别开生面的武打，征服了北京的观众。“芙蓉花原宗金菊花，唱大口落子，具有男旦的传统演唱风格。为适应北京观众，在演唱中逐渐改掉了滦州韵，而且以京韵为行腔基础，开始由大口落子向小口落子的转化。”

奉天落子的代表人物：芙蓉花

评剧在北京产生轰动效应是以评剧名伶白玉霜进军北京为标志的。 1929年，白玉霜率领华北剧社在天以及市内的哈尔飞、广德楼等戏园演出了《珍珠衫》《桃花庵》《花魁从良》《马寡妇开店》《双蝴蝶》《秦香莲》《拿苍蝇》等经典剧目，赢得北京各界广泛赞誉，产生了轰动效应：

古都是国剧京戏的老家，落子闹得再欢，也难登大雅之堂。多少落子戏班只能在城外天桥一隅唱戏，进不得珠市口。落子是强有力的，它竟然一步步吞食着古老的京城，渐渐地有些红角在珠市口的“华北”“民主”唱戏了，甚至到大栅栏里的“庆乐”“三庆”，鲜鱼口内的“华乐园”，也有落子的踪迹。只是越过前门城墙圈入城唱落子，谈何容易！

白玉霜居然唱进内城，就在这怪名字的园子里立足，而且居然“爆棚”。

足见白玉霜进京演出的风光程度。随后，刘翠霞、李金顺、喜彩莲也先后亮相京城，一时间北京城内可谓评剧名角荟萃，形成了你方唱罢我登场的繁荣场面。尤其是喜采莲率领元顺剧社进入京城后，再次掀起了北京的评剧热。喜采莲元顺剧社所演的剧目主要有《点秋香》《卓文君》《凤还巢》《斩经堂》《十三妹》等，这些剧目多由京剧改编，喜采莲“以评剧通俗易懂、唱腔舒展优美的特点搬演京剧剧目，使观众感到新鲜而亲切”。

谈到评剧在北京的传播这一话题，就不得不谈以驱逐评剧“淫伶”白玉霜为代表的、20世纪30年代北平当局的禁戏运动。1932年11月1日，北平当局正式成立北平市戏曲审查委员会，这是一个专门针对戏曲、曲艺演出的审查机构，其职责实际可延伸到整个娱乐文化演出市场。从客观方面而言，这个机构的成立固然有其合理之处。因为当时以戏曲为代表的娱乐演出的确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不乏一些低俗色情的成分。但另一方面，也不无对评剧等民间艺术的鄙夷和偏见。据查相关文献，当时遭禁的剧目有《赛金花》《爱欤仇欤》《桃花庵》《绣鞋记》《夜审周紫琴》《拿苍蝇》《女萝村》和《马寡妇开店》等，其中评剧占大多数。1935年2月15日，戏曲审查委员会办事员陈保和递交了一份报告，其中多处言语涉及到了评剧演出“奉天评戏表演及唱词诸多涉及猥亵”，“坤角白玉霜，表情最为猥亵不堪”，特别指出《枪毙驼龙》是一出“奸盗邪淫，四者俱全，应绝对禁演”的剧目。如前文所言，在这次禁戏运动中，评剧名伶白玉霜因演《拿苍蝇》而被驱逐出京是备受关注的。(www.xing528.com)

白玉霜因主演《拿苍蝇》所具干结（影印件）

《拿苍蝇》讲的是一只苍蝇化作美女迷惑了一个书生，后来天神震怒，将苍蝇精捉住。当时为了迎合观众低俗的审美情趣，白玉霜身穿肉色紧身绒衣，披着薄如蝉翼的纱衣，开合翕动之际，飞眼做出各种媚态，伴随着诡异炫目的灯光，不是引发观众阵阵怪叫和喧哗，甚至还曾有醉汉一时性起，闯上舞台，骚扰演员。为此引发当局关注，封建卫道者更是口诛笔伐，大肆污蔑。1934年1月19日，北平市长袁良对记者发表讲话：“评剧女伶白玉霜等，表演淫戏实在与风化有碍，故昨令公安局将其驱逐出境。”白玉霜无奈之下离开北京，暂去天津演出。对于这桩公案，我们今天看来，白玉霜确有演出“粉戏”的情况，也的确有伤风化，但回到历史现场，这里面又饱含着旧社会民间艺人的辛酸与无奈。他们为了生计，不得不屈从于戏班老板、地痞流氓、官绅商贾的淫威，那些吃人的恶魔们一方面需要玩弄、欣赏艺人们的香艳与色相，另一方面又打着卫道的大旗对她们进行口诛笔伐。《小白玉霜传》中一句话写的恰切：“再雯这才体会出当‘角儿’的滋味不尽是甜和美，里面埋藏着多少苦辣和辛酸啊！白玉霜背着‘风骚’的丑名，自己还曾埋怨她不争气。今天，自己倒想正正派派地唱戏，可哪儿由得了自己啊！外面园子老板要‘货’，里面班主要钱……”随着白玉霜被驱逐出北京，评剧在北京逐步悄无声息，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评剧在北京才又迎来了新的生机。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评剧艺术在首都北京也随之获得了新的生机和发展。广大评剧艺人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到戏曲改革之中，主动停演了一些宣传封建迷信、色情、凶杀的旧剧目。为了配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取缔妓院、颁布新婚姻法等政治运动，广大评剧编演员编演了诸如《刘巧儿》《夺印》《金沙江畔》《小女婿》《向阳商店》等现代戏，以评剧艺术的形式及时表现了当时火热的现实生活，宣传了党的方针政策。此时的评剧艺术家尤以小白玉霜、新凤霞、喜采莲、魏荣元、马泰、李忆兰、花月仙、花淑兰、赵丽蓉、席宝昆等为代表。在1952年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大会上，评剧《小女婿》《女教师》以及评剧演员新凤霞、韩少云、李忆兰均获得荣誉，榜上有名。20世纪50年代北京城的评剧演出可用“火爆”二字来形容，请看吴雅山先生在《当代北京评剧史话》一书中的描述：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评剧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可说是精品佳作不断涌现，演出火爆京城。当时大众剧场演出新作《金沙江醉》、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张德福、魏荣元、席宝昆、陈少舫等名角联袂出演，迷倒了京城大批评剧迷。演出前人们头天晚上就抱着被子在大众剧场门口排队，为的就是第二天能买上一张评剧票。

当年新凤霞的《刘巧儿》、小白玉霜的《秦香莲》、魏荣元的“与射马打坐开封堂上”和马泰的“水乡三月风光好”，北京城大街小巷的老百姓都会哼唱，电匣子里只要播放评剧就永远开着。特别是评剧《小女婿》被小白玉霜在北京搬演后立即引起轰动，并出现“两多现象”：一是进剧场看评剧的人多了，再有就是听广播的人多了。特别是小白玉霜在《小女婿》中的两段著名唱段，“鸟入林，鸡上窝”，一张嘴观众就鼓掌；再一段“我十九他十一”，唱得清脆流畅，朗朗上口，观众特别喜欢。

同时还引用了评剧艺术家马泰的一位观众描述购买戏票的场景：

那会儿，大众剧场的演出火爆在前。新戏上演，观众半夜排队，上午不到十点，戏票抢购一空。当时大众剧场正上演《金沙江畔》，小白玉霜、新凤霞、马泰、张德福、魏荣元、席宝昆、陈少舫等名角联袂演出，戏票十分不好买。于是我倒体，半夜起床借同事的自行车骑到前门外鲜鱼口里的大众剧场，排队熬到天亮才买到票。

1950年9月，小白玉霜的“再雯社”和喜彩莲的“莲社”合并，正式成立了新中华评剧工作团。稍后，新中华评剧团又与以新凤霞为团长的解放军总政治部评剧团合并，更名为中国评剧团，1955年更名为中国评剧院。三年后，以李忆兰、花月仙、袁风霞为主演的民营公助北京市评剧团也并入了中国评剧院。从此，一个人才济济、风貌全新的国家级评剧院团诞生了。随后，中国评剧院这个评剧的“国家队”开始对已有的评剧艺术进行全方位的革新和改造，特别是在舞台美术、音乐和唱腔等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使得评剧艺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焕发出前所未有的艺术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