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东大地上的戏曲演出史可追溯到宋代的百戏杂耍,也就是宋杂剧。今天在滦县蚕沙口尚存在一座建于北宋真宗年间的古戏楼,楼前石柱上刻有一副对联:
兴朝留物唯勤 暂借休声留耳目
盛世四民同乐 还将古迹唱人心
滦县蚕沙口北宋时期的古戏楼
透过这副对联,我们依然还能想象到一千多年前的冀东市井乡镇上的热闹喧嚣的场景:红毹氍上粉墨春秋,流光溢彩;草台之下人头攒动,似醉实狂。清人张灿的一首诗同样再现了当时百戏杂陈、舞台演出的热烈盛况:
杂剧斗纷华,百戏竟拙巧。(www.xing528.com)
鼓吹杂铙歌,优孟衣冠娇。
可以说,冀东大地的戏曲演出是与中国戏曲发展史相伴始终的,也就是冀东大地始终具备孕育戏曲艺术的得天独厚之条件。宋代的滦城借助滦河的优势,在海盐的调运方面处于枢纽地位,为此,平州副使曾在滦南县境内的马城设局,将临近沧州、河间的海盐调集到滦县,而后从滦河将其运送到江南各省地,于是,滦县一带就聚集了一大批江南客商。其中的蚕沙口也成为了南北客商重要泊船码头。他们在此躲避海风、会客商贸、接来送往,于是娱乐消遣就被提上了日程,百戏、杂剧、说话等民间艺术以及歌儿舞女们自然成为了南北客商排遣寂寞、会客访友、商谈生意的不二选择。此时的冀东一带与吴自牧在《东京梦华录•序》所描写的北宋都城东京的情况一样:“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髻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时节相次,各有观赏灯宵月夕,雪际花时,乞巧登高,教池游苑。举目则青楼画阁,绣户珠帘。雕车竞驻于天衙,宝马争驰于御路。金翠耀目,罗绮飘香。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街,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八荒争凑,万国成通。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寰区之异味,悉在厄厨。花光满路,何限春游。箫鼓喧空,几家夜宴。……”由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见到当时市井繁华,万众狂欢的情景。
随着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康王赵构偏安江南,定都临安,建立了南宋政权。一方面,南宋统治者不思进取,“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熏得游人醉,只把杭州当汴州”就是对他们这种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生活的真实写照。另一方面,南宋又是商品经济非常繁荣的时期,尤其是冀东的海运贸易较之北宋有了更大的发展,四方商贾云集,宋杂剧、诸宫调等民间艺术有了更为广阔的市场,诚所谓“商客有金银,自有伶人肯献伎艺”。马克思主义的艺术生产理论告诉我们,艺术生产决定艺术消费,讲的是没有生产,就没有消费。反过来艺术消费也刺激艺术生产,反作用于艺术生产。艺术消费会为艺术生产提供强大动力,艺术消费的需求会对艺术生产有导向作用。艺术消费市场的扩大必然会带动更多的艺术生产,所以,冀东乡野市井一时云集了一大批艺术水准较高的民间说唱或戏曲艺人。
元明清时期是我国通俗文学发展的黄金时期,古典小说、戏剧都达到了发展的顶峰,元杂剧的出现标志着我国戏曲史上第一个高峰的到来。元蒙贵族统一中华之后,实行残酷的民族压迫政策,将天下人划分为四等:一等人:蒙古族;二等人:色目人;三等人:汉人;四等人:南人。此外,元朝还一度废除了科举取士制度长达七十余年,使得寒门知识分子失去了进阶之梯,封闭了和上层社会流通的路径,因此知识分子不得不混迹于青楼妓院、勾栏瓦肆,染指俗文学创作。知识分子的加入,使得根植于民间的戏剧艺术在艺术表现方面得以更加精致化,创作出了一大批批判社会黑暗、吏治腐败、歌颂人民反抗精神的艺术作品,其中关汉卿创作的《窦娥冤》《蝴蝶梦》《鲁斋郎》《救风尘》《望江亭》等就是杰出的代表。元代又是一个海运贸易十分繁荣的时期,冀东一带的海运贸易继续繁盛,元杂剧开始在这里如火如荼地轮番上演。尤其庙会期间,演出场面更是火爆,据史料记载,“元代的庙会更盛,其间,香火、供品,顶礼膜拜固然必不可少,而庙会更重要的是‘迎献’,少不了演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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