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疾病和死亡的搏斗中，张孝骞始终握有两把利剑，一把是医学的技能，一把是医生的慧心。他常常把临床医学称为“服务医学”，并且因此而感到自豪和满足。长期以来，他不断用对事业的热忱和负责精神磨砺着医生的慧心之剑。医院的每一间病房可以作证，他是怎样数十年如一日地兢兢业业奔走于病人之中；图书馆里的每一排长椅可以作证，他是怎样利用每一点空隙时间和节假日，在这里翻阅着国内外资料，寻求疾病的治疗方案。协和医院每个周三下午的内科大查房，是张孝骞主任立下的规矩。这是内科医生们交流临床经验、讨论疑难问题的重要场所。这个规矩，除了在张主任自身难保的那场“文化大革命”中被冲掉以外，其他时间一直都坚持着。在张孝骞年逾八旬之后，他仍旧恪守着一份严格的工作程序表：一周四次查房，两次门诊，参加院内外会诊和各类学术、政治活动，每天审阅大量文章和稿件。
张孝骞作为一位著名学者，曾经接触过许多高级领导人；作为一名医生，又整天与来自不同行业、具有不同职务的病人打交道。在他眼里，所有的患者都是他的服务对象；他对待病人，从来没有贫富贵贱、地位高低、关系亲疏的概念，一律给予尽心竭力的诊断和治疗。
1981年初，北京郊区某医院在给一位农民看病时产生了意见分歧，决定请张教授作一次书面会诊。
张教授看过病历以后，觉得现有材料还不足以对病情作出诊断，于是嘱医院先给病人做一次骨髓穿刺和淋巴结活检。等有了检查结果后，自己再去那里会诊。
郊区医院的那位送病历的医生说：“天这么冷，您年纪又这么大，不必亲自去医院了。等检查结果出来后，我们把结果告诉您，还是请您作书面会诊吧！”
张教授说：“不见病人，我恐怕是没有作出诊断的勇气呀。”
那位医生走后，张教授立即就到图书馆去查阅有关资料，打算为会诊作好充足准备。
两天过去了，张教授仍未见到那位农民患者的检查结果。他对自己的助手余光明大夫说：“请你给他们打个电话，问问那两项检查做了没有。”(www.xing528.com)
余大夫告诉他，两项检查还只做了骨髓穿刺一项。
张教授一听，脸上掠过一道阴影。他对余大夫说：“看来，我们不能再等待他们的检验结果了。耽误了病情，可是一件大事啊！走，我们马上去看病人。”
说着，张教授就穿起了大衣，冒着刺骨的寒风，同余大夫一道向那所郊区医院出发了。
就在去医院的路上，张教授颇有感慨地对余大夫说：“作为一个医务工作者，除了要有过硬的业务技术外，更要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我所说的医务工作者，不仅仅指医生和护士，而是包括了在医疗卫生部门工作的一切人。要知道，医院并不是为医生开办的，而是为病人开办的。因此，大家都应当有为病人服务的思想。过去，曾经有过‘一切为了病人’的口号，后来受到了批判，认为这是超阶级的口号。其实不然，医务工作者的目标应当是消灭疾病，不论疾病发生在什么人身上。”
张孝骞有一句名言：“在病人面前，我永远是个小学生。”他常常对自己的学生和医护人员说，医学不像其他学科，可以通过定律进行推导，通过公式进行演算；同一种疾病，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表现。可以说，每一个病例，都是一个研究课题。事实也证明，临床诊断和病理诊断总难完全相符。不管我们如何想使自己的诊断符合疾病实际，都只能是在一定条件下对某一阶段病情的认识。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当医生的时间越长，信心反而越小。从这一认识出发，张教授始终把“戒、慎、恐、惧”四个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每诊断一种疾病，他总要进行细心的检查和反复的观察，诚惶诚恐，如履薄冰，策及万全，生怕因为不周密和不慎重而导致误诊。
张孝骞认为，要求一个医生不犯错误是不可能的，重要的是要从错误中总结经验教训。对于自己作出的诊断结论，决不能以为“成竹在胸”，一定要用怀疑的眼光，多问几个为什么，并且随时准备在新的事实面前改变原来的结论。张教授常常向人们谈起这样的一个病例：80年代初，有一名病人因痰中带血、下肢浮肿而入院。化验结果，尿中有红血球。主管医生诊断为肺—肾出血综合症。张教授参加了会诊，也同意了这个诊断。可回到办公室后，他仍觉得放心不下。第二天他又到病房给病人作了进一步检查，发现腿部静脉有点异常。根据这个线索追踪下去，结果证明病人患的是移形性血栓静脉炎。这种静脉炎造成了肺、肾等多种器官损害，给了人以假象，险些造成误诊。
1981年9月，中国医学科学院为张教授行医6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张教授说：“60年中，如果有什么经验可谈的话，‘戒、慎、恐、惧’四个字应当算作头一条。其他技术问题上的经验，总是受到具体情况限制的，唯有这一条，对每个医务工作者都适用。”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