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年初秋，张孝骞离开了湘雅，要到正在恢复之中的协和医院去追寻那失去了十多年的实验医学的美梦。
然而，他却没有能够回到那魂牵梦绕的实验室。战后的协和刚刚开始重建，还是一个乱摊子。容不得张孝骞作出选择，内科主任的担子就落到了他肩上，使他陷入了无法自拔的繁忙之中。
到11月下旬，北平已被解放军包围。傅作义的部队涌进城内，搅得人们惶惶不安。协和医院的住院医师和实习医师一下子走了一大半，协和医学院的不少教师也不辞而别了。
不久，北平和平解放。摆在张孝骞面前最紧迫的任务，就是赶快充实人员，以解决医疗和教学工作的燃眉之急。他想起了自己的许多昔日的同学和同事，他们有的在外地，有的在美国。他一一给他们写信，热情地邀请他们来协和工作。在美国费城的文士域夫妇和在美国芝加哥的黄宛、张学德等人，都是应张孝骞的邀请而回来的。1951年初，当人民政府接管这个医疗和教学单位的时候，那里已呈现出一派蒸蒸日上的景象。
繁忙中的时光总是过得最快的。几十年后，当张孝骞再回首往事时，才猛然发现他早已偏离了实验医学的方向，而陷入了紧张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之中。这一切变化又都是悄悄地发生的，似乎被一种无形的力量所主宰。
当然，张孝骞用不着去追寻那被时光冲刷掉了的足迹，更用不着去惋惜那已经破灭了的梦幻。他那发展祖国医学事业的热望和严谨不怠的治学精神，会在任何土壤中开花结果。在繁重而又平凡的临床和教学工作中，他不知不觉地成了一名学识渊博、具有惊人判断能力的临床医学家。许多医学工作者把张教授几十年的临床实践称之为一部“无形的巨著”，这既形象又贴切。在60多年的医学生涯中，张教授究竟为多少人解除了疾病的痛苦？使多少人摆脱了死亡的威胁？这是一个无法统计的数字。谁也说不清那部“巨著”的篇幅，谁也无法阅读它的全部内容。如今，令人们惊叹、为人们乐道的，只是“巨著”中的少数篇页，千万个病案中的个别病例。
1977年10月，协和医院内分泌科病房住进了一位病人。他下肢沉重，活动困难达3年之久。医生们诊断的结果是，腰肌劳损、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软化症。经X线拍片，发现病人的骨盆、双手、腰椎等部位呈普遍骨质脱钙以及病理性骨折状。他按常规服用维生素D和乳酸钙、磷酸盐以后，症状未见丝毫好转。这一奇怪现象，使大夫们感到困惑。
张孝骞被邀来为患者会诊。他和往常一样，仔细询问了病史，认真翻阅了一大摞病历，索看了近期的临床记录，然后决定为病人作一次体检。于是，一双布满老年斑的手一遍一遍地在病人身上摸索着。突然，这双手在病人右侧腹股沟处停了下来。张教授在这里触及了一个肿物。按照一般情况，这种病人身上的小肿块，是不易引起医生的关注和联想的。可是，张教授在仔细检查了肿物的形状、大小和硬度后，指着肿物向在场的大夫们说：“这大概就是病根！这个肿块可能分泌某种激素类物质，导致钙磷代谢的异常。建议施行切除手术。”
外科医生接受了张教授的建议，为病人切除了肿块。术后，患者的骨症状很快好转，周身疼痛症状也逐渐改善。病理诊断证实，肿物为一间叶瘤。这是一个极为罕见的病例，在这以前的世界医学文献中，总共只有过七次报道。
1980年秋天，协和医院的病床上躺着一位老年妇女，腹部极度膨出，皮肤绷得亮光光的。她来门诊就医已经很久了，经过各种检查和试验性治疗，腹水的原因一直未查出，各主要脏器均受到影响，生命危在旦夕。张孝骞在为病人作过检查后，立即判明这个病人的腹水是由甲状腺机能低下所引起的。他告诉主管医生，关于这种少见疾病，国内只有少量报道；有关的资料在某某书籍、某某杂志上的第几页；书籍和杂志在图书馆的哪一个书架上的什么位置。医生跑去一查，果然丝毫不差。诊断经化验证实后，病人立即得到了有效的治疗。
还有一位病人，一直当作患结核性脑膜炎进行治疗，但疗效不明显。张孝骞对这位已被确诊的病人进行详细检查，发现病人的后颈部有一个大的淋巴结。凭着长期的临床经验，他注意到了这个不算太异常的体征。凭着这个线索，他查明了病人患了一种名为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的神经系统并发症。这种病往往可以自然好转。于是，停止了原来的治疗，病人果然恢复了健康。
有一种叫做铁粒幼细胞性贫血的疾病，也是很罕见的。有一次，一位30多年未诊断清楚的贫血患者来协和就诊。一些大医院曾诊断为缺铁性贫血，但补充铁剂药物，效果不明显。有的医院诊断为其他疾病引起的继发性贫血，却又找不到病源。张孝骞参加了对这个病人的会诊，认为病人患了铁粒幼细胞性贫血。后经骨髓涂片的特殊染色检查和血清铁测定，证明张教授的诊断是正确的。(www.xing528.com)
对一位持续高血压而病因不明的病人，张孝骞凭着自己全面体检的硬功夫，发现病人的外耳道里有个小结节。他从这个不起眼的小结节人手，为病人作出了明确的诊断：化学感受器瘤。这种病也很罕见，许多年资不低的医生，甚至还不知道有这样一种疾病。
60年代中期，协和来了一位女病人。他的症状奇特，患感冒就休克。其他医院曾为她作过麝香草芬浊度试验，结果为阳性，因而被诊断为肝功能不正常，认为患了肝炎。来协和后，张教授为她作了检查，怀疑过去的诊断，却一时下不了结论。
张教授反复端详这位病人，突然产生了一种似曾相识之感。于是他问：“你过去在协和看过病吗？”
“来过。”病人回答说，“不过，那已是30年以前的事了。”
“当时看的什么病？”张教授一边搜索着头脑中的印象，一边又问。
“是因为难产，请协和的医生到家里治疗的。”
张教授记起来了：那是在抗战之前，这位病人因难产而失血过多，自己还为她输过血呢！可是，30多年过去了，协和又遭受了战争的洗劫，病历已荡然无存，借病历来诊断的可能性没有了。
这是一个摆在张教授面前的难题。虽然长期以来，他在门诊或查房时，总是随身携带着一个小本子，把一些临床病例扼要地记录下来，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资料库”，但战前的资料已在颠沛流离中散失了，现在也无法找到。
他凭记忆进行着艰难的思索，终于理出了一些头绪。他认为正是那次难产时的大出血，引起了脑垂体坏死，导致脑垂体机能衰退，造成甲状腺、肾上腺等内分泌不足和应急反应的缺陷，在受到紧急感染时，就会发生休克。她的阳性血清浊度试验，正是甲状腺机能减退、血脂质增加的结果。经过这番思考之后，一个结论写进了病人的病案：席汉氏综合症。于是，病人服用了甲状腺片和肾上腺皮质激素等药物作替代治疗，病情很快好转。
这样的事例是不胜枚举的。不过，它们仅留在病人的记忆中，留在医院那些纸张已经发黄的病历里。如果有人将它们收集起来，写成著作，那或许真是一部名副其实的巨著哩！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