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雅医院院长张孝骞寡母精神感动同事们

在张孝骞离开湘雅医学院后的十多年中，湘雅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按照建校时的协议，美国人已于十年期满之时交出了对学校的领导权，许多美国教授也都陆续离去了，学校师资正严重缺乏。对于张孝骞的回校，校方当然表示了极大的热情。他一到校，便担任了内科教授和教务主任的职务。

张孝骞本打算利用这里尚能维持的正常秩序，为国家培养一些医学人才，同时把业已开展的研究工作继续向前推进。他的这个计划还未来得及实施，战争的烽火已蔓延到了长江流域，长沙陷入了一片混乱。这年冬天，湘雅医学院院长去职，学校一时无人主事。办学经费的窘迫和人心的动荡，已使学校处于瓦解的边缘。人们把目光投向了张孝骞，希望他能出任院长，救学校于危难之中。

在这种情况下，张孝骞别无选择。他出任了院长，打算为保存湘雅而作一次全力的拼搏。

随着上海沦陷，侵略者节节逼近，武汉和长沙都已处于严重的威胁之中。频繁的空袭，使校内人心惶惶，要保存湘雅，只有一条出路：南迁。当张孝骞正在思考着迁校的计划时，美国人却出来反对。他们说，只要在房顶上画一面大大的美国国旗，日本人就不敢动它一根毫毛。张孝骞不相信这种神话，仍旧果断地作出了迁校的决定。

恰好在这时，张孝骞得知中央医院已由南京迁到了贵阳的消息。中央医院院长沈克非是张孝骞在协和工作时的老同事。经商量，中央医院愿意为湘雅医学院提供教学服务。于是，张孝骞决定把湘雅迁到贵阳去。

搬迁工作从1938年6月中旬开始，至10月11日，全部物资和人员抵达贵阳。他们临时借用了贵阳医学院和当地居民的一些房屋，于10月24日正式开学上课。

为了解决住房问题，他们又在贵阳市次南门外租取了一块长沙义园的坟地，自己动手搞土木建筑。仅用了4个月，就盖起了三幢两层楼的房子，学院恢复了正常秩序。(www.xing528.com)

张孝骞在1941年所写的一份材料，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况：“为了节约用房，尽量将房间分配多种用途。家具设计简单，包装箱用作书架和药品试剂台；凳子做成活动手提式；椅子成为罕见奢侈品。学生有时需站着吃饭和上课。一间20平方米的房间，要住20～24名学生。没有电源和自来水，但实验和教学仍照常进行。”

张孝骞自己上山砍竹割草，盖了一间茅草屋，既作宿舍，又作办公室。他每天除了忙于繁重的行政事务外，还给学生讲课，并在中央医院承担一些临床工作。学生们看他太劳累，特地做了把椅子送给他。他坚持不受，把椅子送到了实验室供教师休息用。1938年11月，湘雅医学院在湘西山区的沅陵建立了湘雅医院分院，张孝骞不断奔走于贵阳、长沙和沅陵之间，更是辛苦劳碌，有几次汽车遇险，几乎送了性命。

迁校后的湘雅，最大的困难还是经费短缺。张孝骞带头将自己的薪金减少一半。在他的带动下，吴执中教授等人，也主动减少了自己的薪金。当时有人提出，可否考虑开办一个诊所，以取得收益弥补经费不足。张孝骞不同意。他认为湘雅本来就人手不足，开办诊所势必影响教学。他笑着对大家说：“这些年，湘雅成了无人照顾的孤儿了。为了这个孤儿，我决心做一个矢志不渝的‘寡母’，决不改嫁！”同事们被他的精神所感动，与院长一起苦撑苦度，共同担当起“寡母”的角色。

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已达广西和贵州边境。向西南撤退的国民党军队强占了湘雅医学院的房子，迫使学校不得不再次向重庆搬迁。张孝骞凭着熟人关系，在重庆借用了兵工署的一个仓库办学。直到抗战结束以后，湘雅才于1946年迁回长沙。

1946年夏天，张孝骞应美国国务院邀请，赴美国参观和讲学。他在那里呆了一年，收集了学院在战争中失缺了的医学刊物，并为学校聘请了一位美国教授。这时候，他终于如释重负，感到自己已尽到了做“寡母”的责任，于是在1948年春季辞掉了院长职务，准备重返医疗工作第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