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驻守人口与外出人口的发展及增能成果

1. 个人系统特征

如前所述，当前研究成果大多数认为驻守儿童在心理发展上与普通儿童存在差距，但是根据笔者与这两类儿童的直接谈话和问卷调查，发现隔代抚养驻守儿童与一般驻守儿童以及非驻守儿童在生活认知、言语表达上并没有表现出较大差距。与同年龄段儿童相比，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比较突出的心理特征主要表现为个人自主能力较强，自尊心较强。生活中的小事大多是自己做主，并且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应对来自家庭、学校压力事件表现得更有信心。生活能力上呈现性别差异与年龄上的两极分化，即女性生活能力相比男性稍弱，其在吃饭、洗衣等生活问题对祖父母依赖较大，初中儿童生活能力很强而小学儿童生活能力很弱。从学习能力上看，隔代抚养驻守儿童学习自主性稍有欠缺，但学业成绩与普通儿童差异不大。

2. 家庭系统特征

在家庭结构上，隔代抚养驻守儿童在日常生活空间直接与祖父母产生互动，而祖代与孙代之间，年龄差距过大，生活历程与信息接受程度大不相同，使得二者在互动中出现诸多困难[9]。在笔者所调查的隔代留守家庭中，祖父母具有初中以上学历的不足10%，绝大部分是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水平。在与祖父母的互动中，生活上高度依赖而情感互动又极不充分。与父母亲生活距离的拉大，也造成亲子之间的情感互动相对匮乏，情感互动的形式多为电话沟通，父母对子女的教育多来自“言传”而非“身教”，较多的互动产生于父母对子女较为宽松的经济支持。值得一提的是，扩展性家庭成员，比如叔伯、姑姨等在家庭系统中作用相比普通家庭更加明显，在生产帮助、节日团聚以及日常探望中与隔代留守家庭的互动更加频繁。

隔代抚养驻守儿童与一般驻守儿童与非驻守儿童最大区别，就是他们的家庭系统所表现出来的特征，父母对子代负有的抚养、监管、教育与情感功能，绝大部分都转嫁给了祖代，但除抚养功能尚可替代外，祖代对监管与教育功能的承担实属力所不逮，而父母与子女间的情感互动不是其他情感方式所能代替。

3. 实践操作系统

实践操作系统是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社会互动发生强度与频率最高的生态系统。同龄群体由于学习经历、心理发展水平相近，彼此间更加容易交流，因而具有其他人群无法替代的独特作用。分析隔代抚养驻守儿童与同龄群体的关系，主要考察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第一，隔代抚养驻守儿童能否主动适应并融入同龄群体；第二，同龄群体会不会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标签化”，对他们的接纳程度不够。调查发现，隔代抚养驻守儿童在同龄群体的融入与其他类型儿童没有区别，同龄群体也没有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标签化”的倾向，接纳程度还是依赖于儿童的个性表现。但是，隔代抚养驻守儿童在同伴关系中具有“自我标签化”倾向，即更容易接纳那些同样是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的成为自己最好的朋友，尤其是小学阶段儿童，这种特征更加明显。

以上分析同样适用于儿童与班级间的关系，班级不仅仅是学习组织，更具备自我管理的功能，也有班干部、课代表、组长至普通学生的层级结构，隔代抚养驻守儿童能不能具有在层级上端扮演角色的资格以及会不会受到这种层级结构的排斥，都会对他们的行为产生较大的影响。

师生关系是学习生活中最为重要的社会关系，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是儿童社会化的重要内容，也是学生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在隔代抚养驻守儿童与老师的双向关系中，老师不会对他们在情感与心理上产生排斥感，相反，都对这些儿童进行了格外的关照。调查中老师普遍认为，如果抛开个体，整体来看隔代抚养驻守儿童在学习上仍与普通儿童存在差距，但老师将此归因于父母缺乏对儿童学习的监督而祖父母自身知识水平有限。在儿童对老师的认知、情感与行为的联系中，总体来看老师还是充当着学习“监督者”的角色，小学阶段师生之间的情感联系较多，容易形成“依赖型”与“亲密型”师生关系，而由于初中阶段学业加重而儿童自主性增强，儿童对老师的情感互动明显减少。

4. 外部环境系统

外部系统是延伸到实践操作系统之外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社会组织，它们一般不会直接影响隔代抚养驻守儿童，但它们会对儿童的家庭系统以及实践操作系统施加影响，从而影响他们的行为方式。在正式设置中，社区是距离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最近的社会设置，但遗憾的是，农村社区基本没有对这些儿童的额外照顾，在访问社区（村）干部时他们给出的解释是隔代留守家庭数量较多。(www.xing528.com)

在它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明确提出了要“健全农村驻守儿童、妇女、老人关爱服务体系”，但是，相应的具体配套政策与措施从中央到地方还没有出台，政府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的关爱大多是通过团委、妇联等组织进行的，比如延吉市妇联就曾邀请专家为驻守儿童的祖父母做了隔代教育专题讲座。笔者调查的山东中部某县也是通过妇联对各级学校提出必须要建立“驻守儿童工作站”，并且工作站要配有专门的心理咨询师，并对这些心理咨询的老师进行了培训。但是，几乎没有学生主动到工作站寻求帮助，原因可能是学生对心理问题的忽略和认识不足，即使意识到心理上的问题也羞于表露。很大程度上，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的关注成了一种仪式性活动，即每到六一儿童节期间，妇联或团委都会给驻守儿童提供篮球、羽毛球等体育用品以及图书、文具等学习用具。教育行政机关也有专门的文件要求学校对驻守儿童包括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提供力所可行的照顾。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的问题已经引起整个社会的高度关注，但是基本上还处于提出问题阶段，解决问题的措施仍然处于“零敲碎打”状态，当前的关爱行动还不能为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且覆盖面较窄。

学校层面基本上是在教育行政机关或者妇联、团委等组织的政策框架内自主进行活动。在隔代抚养驻守儿童较多的地区，很多学校都有针对性地开展了一些活动，根据笔者在网上的搜索，大部分学校都是针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的祖代进行有关儿童心理发展、安全防护等知识的培训。笔者所调查学校采取了学校统一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进行家庭信息登记，并要求班主任逐一家访，以加强与祖父母的沟通，保证儿童不会落入监管的空白地带。

一些非正式组织已经开始对驻守儿童开展社会工作，但是专门针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的社会工作开展不够，相对来说，我国儿童社会工作的专业从业人员匮乏。据京华时报的报道，截至2014年，我国拥有资质的儿童社会工作者仅486人，占社会工作者总数的0.3%。而美国2004年服务儿童的专业社工就有27万人，占总数的48.6%。针对性的社会工作主要来源于高校的志愿行动，很多高校开展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都以“关爱隔代抚养驻守儿童”作为活动的主题，尤其是开设了社会工作专业的高校。笔者所在学院社会工作系几乎每年都深入驻守儿童较多的偏远地区，为这些孩子开展专业的社会工作活动，为缓解隔代抚养驻守儿童心理压力、增权其抗逆力起到了一定作用。

5. 文化系统

根据费孝通先生对社会关系的描述，家庭在我国传统社会关系中处于绝对核心的地位，而家庭结构在于“两人间的关系靠了第三者的存在而得到固定”[10]，即父母与孩子构成了稳定的家庭三角，而父母与子女之间的延绵符合“抚养—赡养”的“反馈模式”，父母对孩子的抚养是婚姻与家庭的基本功能，这与西方单向的抚养模式大有区别。可见，在传统文化中，父母对子女的抚养是一种绝对责任，三字经中也有“养不教，父之过”的说法，但是祖父母对孙子女，不是传统上的应有责任，因此，对孙子女的监护，（外）祖父母处于比较尴尬的角色，太严了会引起孙子女的强烈不满，太松了则很难对他们产生应有的约束力，由“含饴弄孙”到全面监管，无论是（外）祖父母还是孙子女，都难以接受这种角色的转变。

6. 历史系统

子女的价值认识在我国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前后截然不同。在这一制度实行之前，“多子多福”不仅仅是一种理念而且也在实践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以至于20世纪80年代前我国的生育水平居高不下，致使在单个孩子身上，父母难以付出更多的精力与经济投资，但在1979年开始实行独生子女政策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急剧减少，孩子对于父母的意义则急剧上升，孩子成了整个家庭的唯一重心，这造成了家庭不仅更加注重孩子的质量，也更注重孩子在成长中的安全，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导致隔代留守家庭中的祖代对孙代的心理、情感上的忽略。

对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来说，他们自身所经历的事件也是对他们行为产生影响的重要因素，最重大的生活事件莫过于父母的离开。笔者调查的结果显示，不同年龄段儿童对父母离开的认知不同，对于低年龄段的隔代抚养驻守儿童来说，很容易产生被父母“抛弃”的感觉，但是对于高年龄段来说，他们虽然在心理上难以承受，但是由于能够理解父母外出打工对于个人以及家庭的重要意义，所以父母外出对他们的心理影响就显得没有那么强烈。

把历史系统置于社会生态系统的最高端，是因为其他系统都受到历史系统的影响，无论是微观系统还是其他宏观社会系统，其呈现的特征不仅是当前各种社会因素复杂交汇的结果，也是这些系统历史发展的必然。举例来说，当前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虽然相比计划经济体制下有所松动，但是户籍制度自身的发展也一直深受历史条件的制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