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检字法与汉语辞书编纂的成果

刘善涛

（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　陕西西安　710062；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王　晓

（曲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　山东曲阜　273165）

摘　要　汉字检字法源远流长，对汉语辞书编纂体例和排检方法的确立影响深远。传统的义类法、部首法和四声韵目法对古代汉语辞书编纂意义重大，但在新旧文化转型和构建的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的反思、探讨和创制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话题，涌现出百余种新型检字法，其中以四角号码检字法、注音字母检字法和改良后的部首检字法成效最大。梳理这段历史，有助于更为清晰地把握新中国成立前汉字检字法与汉语辞书编纂的演变脉络，对当前的辞书编纂也有一定借鉴意义。

关键词　汉字检字法　辞书编纂　发展演变

汉字检字法源远流长，如果从《尔雅》算起，其萌发时期至少在两千年以前，在漫长的历史征途中，汉字检字法研究数经变革，方案纷繁。据杜定友^[2]估计，汉字检字法方案大概有四五百种之多。辞书将语言系统中的词汇按照一定的顺序进行编排，这种顺序是条目编排顺序，它贯穿于辞书正文之中，一部辞书一般只有一种条目编排顺序，也即一种编排法。辞书的作用在于查检，对于不同的使用者来说，条目的编排顺序未必是其所擅长惯用的查检方法，这一点对于具有形音义多重特征的汉字来说尤为典型，因此，辞书正文条目以何种简便实用的检索方式向使用者呈现出来也成为编者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汉语辞书中检字法的发展与编者对语言的认识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密切相关，本文简要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汉字检字法与汉语辞书编纂的互动关系，以期管窥辞书检字方式的发展演变。

辞书的编排法和检字法合称排检法，辞书编纂和词目排检是相伴产生的，早期的古代辞书大都将条目检索和正文条目编排融为一体，缺少成熟稳定的辞书检字体系。到了明清时期，汉语辞书的规模不断扩大，字词查检难度也越来越大，辞书开始在正文之前设立简易的汉字检索页面。这种做法在民国时期的辞书编纂中已经固化为稳定的结构板块，并且伴随着现代辞书文化系统的创立，对旧检字法的批判和新检字法的探索成为学者们研究的热点话题，新创检字法高达百余种，辞书检字表的形式和内容逐渐丰富，为建国后辞书检字表的整理和规范打下了基础。

《尔雅》首创按义类编排条目的辞书体例代表了义类检字法的滥觞，其后的《小尔雅》和《释名》也是采用义类法编纂的汉语辞书。同时，因《尔雅》在传统小学上的特殊地位，在其影响下所形成的“雅书”系列，如三国的《广雅》、宋代的《埤雅》、元代的《埤雅广要》、明代的《骈雅》《通雅》和清代的《别雅》《比雅》等都是按照义类法进行编排的，只是在义类划分标准和划分数目上有所差异。但是，由于受到中国古代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影响，古人在字词义类的划分上体现出较强的主观性和封建性，分类标准和义类体系不够科学完备，对字词所指称的事物或概念及其关系的认识具有较强的封建意味。汪荣宝、叶澜所作《新尔雅》（1903）被认为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具有现代百科学术辞典性质的书籍”^[3]，主要为训释外来词和新术语而编，按照新的学科体系分作14类，体现出一定的现代意识，同时这种“旧瓶装新酒”的辞书编纂方式也反映出《尔雅》式义类法对辞书编纂的影响。随后，伴随着近代科学知识的传入，新概念新词语的丰富，黄摩西主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1911）收词11 865条，约60万字，参照现代学科门类分政治、教育、格致、实业四大类，63小类，促使了百科词典类型划分的完善。民国时期这种按照现代学科门类编排的检字法在百科和专科辞书中使用较广，但汉语语文辞书中现代意义上的义类排检辞典是在建国后英国P.M.Roget的《英语词语宝库》（Thesaurus of English Words and Phrases，1852）被引入到中国以后才逐渐明晰的。

许慎根据汉字隶变之前的小篆字形，以“六书”理论分析汉字的构形特点，概括出形义兼备的540个部首，进而统领全书的9 353个汉字。《说文》因其在中国学术史上的特殊地位，它所开创的部首编排法对汉语辞书的排检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既属初创，不足也在所难免，主要表现便是对“据形系联”原则的贯彻不够彻底，某些部首的排列和字的归属出现混乱。主要原因在于对“方以类聚”的“类”界定不明，也即文字学的部首和检字法的部首在辞书编纂中的抵牾，最终导致“偏旁奥秘，不可意知；寻求一字，往往终卷”^[4]的弊端。

伴随着佛教传入所引起的中外语言对比和中国文化学术的进一步发展，再加之四声的发现、音韵学的产生和汉字楷化后变化等因素的影响，辞书排检法在魏晋唐宋时期有了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部首法的改进，韵目法的发明和笔画法的出现三个方面。南朝梁顾野王的《玉篇》以楷书为正体，在删减、增添和改易《说文》部首的基础上最终设立了542个部首，并按照从天文、地理、人伦、颜貌等顺序划分出30类^[5]，也即30卷，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检字的规律性。韵目法是音序法的一种，是在音韵学研究的基础上按照四声、韵目顺序排检词目的方法。唐颜元孙的《干禄字书》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字典，但它较早使用了韵目排检法，全书以四声为次，按韵部排列，对后世音韵类辞书的词目排检起到了示范作用。辽僧行均的《龙龛手鉴》开始试图摆脱部首法“以义归部”的束缚，努力贯彻“依形归部”的原则，将《说文》540部调整为242部，在部首排列上借鉴《干禄字书》的做法，按四声分为四卷，开创了字典并用部首法和音序法的先河。宋司马光整理的《类篇》虽仍沿袭《说文》的540部，但部内各字按韵排列，也算是一种新的尝试。笔画法是按照汉字笔画数进行排列的方法，这与汉字楷化后笔形整齐方正，便于计算的特点密切相关。金王与秘最先将《玉篇》中的单字“区其画段”，按笔画数的顺序重新排列，终成《篇海》，成为我国最先采用笔画排检法的字典。1196年韩孝彦在《篇海》的基础上将《玉篇》的部首按五音四声排列，编成《五音篇》，1208年其子韩道昭在《玉篇》和《龙龛手鉴》的基础上将汉字部首调整为444部，全书部首先按五音三十六字母排列，同一字母下的部首再按声调的平上去入排列，收字较多的部首下的汉字按笔画多少排列，最终命名为《改并五音类聚四声篇海》，简称《四声篇海》。至此，汉字检字的形音义三种方法都已出现，新的排检法实行使辞书逐渐冲破原有部首检字法中字义束缚，开始寻求更为科学合理的汉字排检方法。

明清时期是我国小学的集大成时期，辞书编纂的成熟必然推动排检方法的完善。明梅膺祚《字汇》在辩证分析前人部首排检法的基础上，按照“论其形不论其义”的原则将汉字部首简化调整为214部，并在卷首附有部首目录，以笔画为序按照十二地支分为十二集，正文单字排列也以笔画多少为序，使字目排列合理有序，查检方便实用，首次实现了部首排检法从文字学原则向检字法原则的转变，影响后世三百余年，相继被《正字通》《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辞源》《辞海》等辞书所沿用，在民国时期仍然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

西学东渐以来，欧美传教士进入中国，在编纂汉外双语辞书的过程中，对检字法进行改革，“最初感觉不便而从事创造者，反为西人。盖西人欲究东方之学，必须自识汉字起。而识汉字，对于中国字典部首查法，太形扞格，不便沿用也，故最初以罗马字拼音编制字典，以代替旧作。其后因从音方法，不便初学，多改从形体研究，从事创造。分析归纳，完全科学方法，故所遗制度，均心血结晶，成绩斐然”^[6]。结合印欧辞书编纂体例尝试对中国传统辞书的排检方式进行变革，为汉语辞书检字法的近代转型带来了新的气息，但由于各方面的限制，并未对汉语辞书检字法的改进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戊戌变法后，向欧美和日本学习的热潮在全民中广泛铺开，普及教育，启发民智的思想得以盛行，传统辞书及其汉字排检方式受到批判，有识之士纷纷探索识字作文、查检知识的便捷方式，检字法因为是“字书，辞书，索引，书目等，治学之利器也。而此数事者，苟无适当之文字排列法以为之本，则无以神其用。故文字排列法者，尤利器也”^[7]，因此，检字法的改革得到了学界人士的普遍重视。据统计，民国时期新发明的汉字检字法至少有121种。就地域来看，上海是汉字检字法发明及论争的中心，在上海创办的《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是汉字检字法论争的重要学术平台^[8]，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出版社也参与其中，并发挥了积极的宣传作用，这些都为新检字法的创制提供了充分的社会氛围和学术环境。

首先吹响近代检字法改革号角的是时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高梦旦，1913年他起草了《改革部首之草案》，设计方案为“但管字形，不管字义，将旧字典之二百十四部，就形式相近者并为八十部，并确定上下左右之部居”，从理论上是可行的，比原有的部首检字法简洁便利，“但高氏自以为不彻底，故至今未曾发表”^[9]。之后，林语堂相继发表了《创设“汉字索引制”议》《论“汉字索引制”及西洋文学》等系列文章，探讨了汉字排检、字典编纂和图书索引等相关问题，推动了汉字排检法的深入探讨。林明确指出“旧有字书，因仍不改者二百有余年；而检法迂缓，隶部纷如，不适今用。当此普及教育之世，检字必有一简便捷速之新法。使学者尽知字典之用，而后自修有道，且检字不至于费时也”^[10]，此语虽是对其倡导的“汉字索引制”而作，但对整个检字法的创新有着普遍的指导意义。五四运动后的十余年间，汉字检字法的探讨和创制进入了一个迸发时期，20年代共发明了53种检字方法，30年代发明了39种^[11]，抗战爆发后，文化学术受到冲击，有关检字法的讨论也逐渐冷落。除了研制新法外，学者们还撰写文章，据统计，民国时期研究辞书的文章有230篇，其中研究排检法的文章就有125篇，占54%^[12]，涉及对旧检字法的批评，新检字法的介绍、讨论、对比、评判等各方面的问题。

民国时期对检字法加以探讨的成果丰富，学者众多，有留学归来的林语堂（博士教授）、张凤（博士教授）、洪业（博士教授）等；有大学教授黎锦熙、陈德芸、林汉达（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教育部副部长）、万国鼎等；有官僚陈立夫、何公敢、周策勋等；有图书馆学家杜定友（教授）、钱亚新（教授）、沈祖荣（留学归来）等；也有出版界高层，如陆尔奎、陆费逵等，但真正在历史上产生广泛和深入影响的当属四角号码检字法和注音字母检字法的发明，以及对部首检字法的改良。

民国初期图书馆界、出版界、辞书界等对改进汉字检字法的重视为王云五创制四角号码提供了广阔的学术背景。1921年王氏担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所长后，在辞书编纂，图书编排等工作中对汉字检字法有了更为直接的认识。同时，商务印书馆本身对检字法的重视也是触动他创制新检字法的重要因素，前编译所所长高梦旦不仅积极研究新的部首检字法，还拨款资助林语堂从事新检字法的研究。再加上王云五本身广博的学术积累，知难而上，敢于创新的性格，以及“对于旧部首检字法早不满意，思有以改革之”^[13]，“不敢必其有成，不过姑妄为之”^[14]的研究态度都推动了新检字法的研究。在“好奇心与求知欲”的驱动下，“觉得惟有以号码代替部首，既有无限量之部首可资利用，而各部首之顺序一望而知，实最方便”^[15]，最终用了近四年的时间（1924年11月—1928年9月）创制出四角号码检字法^[16]。此法“完全抛弃字原的关系，纯从楷书的笔画上分析，作根本改革”“以十数代表十笔，而以‘0’兼代表无有笔画之角，这种勾心斗角的组织，真是巧妙极了”^[17]，至今，仍在我国大陆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新加坡、美国等地继续使用。

注音字母检字法则是汉字音序检字的又一个创新，传统的音韵检字法主要为韵书的编纂和文人们的作文填词而服务，按照韵目进行检索，速度慢，效果差；注音字母检字法则是在民国初期注音字母和国语罗马字（国音字母第二式）的基础上进行辞书编排的方法，字词条目的基本组织顺序是先声母，后韵母，同声同韵的字词按阴阳上去的四声次序或笔画数加以排列。此种检字法的基础是民国时期国语统一会集体商讨拟定，教育部积极推广实行的两套汉字注音方案，科学详备，有着一定的群众基础，在中小学教材和民国时期辞书注音中被积极采用，即使在王云五主编的系列辞书（如《王云五大辞典》《王云五小辞典》《王云五小字汇》）中虽以四角号码为主要的编排方法，但对字头注音也采用了此两套注音方案。在辞书编纂中采用此法进行条目编排的代表性辞书是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商务印书馆1937—1945年陆续出版的《国语辞典》，该辞典以字率词，字词同时注音，先注注音符号，再注国语罗马字，如“童”注为“㐅＇　torng”，该字下有“童便、童仆、童蒙”等词，再依次分别注音。同时，该辞典正文前设有“音序检字表”“部首索引”和“部首检字表”等专门索引，以方便使用者查检字词。新中国成立初出版的《同音字典》（中国大辞典编纂处编，五十年代出版社1955年出版）仍采用这种编排方式，之后注音字母检字法逐渐被规范了的汉语拼音检字法所代替，但在中国台湾、新加坡等一些地区仍在使用这种方法。同时，《国语辞典》所构建的正文条目音序排检，字词兼注，书前设置多种索引的方法已成为当前汉语语文辞书编排的主流样式。

新事物的创制一般都会走改革和改良两种路线，二者之间没有绝对的对错，关键在于最终是否能有效地为事物的发展服务，对于汉字检字法也是如此，部首检字法因其具有较长的使用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在查检上较之义序法和音序法较为便利，因此高梦旦、胡适、蔡元培、王云五、陆费逵等众学者在反思批判《康熙字典》的基础上寻求改良之路。如蒋一前所述“《康熙字典》在昔人视为识字利器，珍若瑰宝，童而习之，自不感若何困难。其实其查法迂缓异常，检字时须先猜部首，再细算画数求之。如遇同笔数时，即无法得之，非自首至尾，逐一看去不可。如不能检得时，须再从头作起，另猜部首，或重计画数检之始可。部居画数，两无固定标准，迂缓曲折实不便利。故自西文字典及字排之参考工具用书，流入中华，其缺点乃愈显著”^[18]，在中西字典的对比之下，部首法的改革成为大势所趋。民国时期几种较有影响的部首法是高梦旦的归并部首法（1913）、林憾的首笔部首检字法（《觉悟》1928）、陆衣言的新部首检字法（《时事新报》1931）、杜定友的汉字形位排检法（《新闻报学海》1931）等，其中影响较大的应属黎锦熙的“汉字新部首”。该法草创于1933年，见诸于《汉字新部首总歌诀》（1935）、《汉字新部首》（1935）、《〈康熙字典〉部首省并谱》（1935）等系列文章，将《康熙字典》的部首调整简化为120部，并做成提案获得国语统一会的通过。后因抗战全面爆发未能实行，1946年中国大辞典编纂处恢复后所编纂的《新部首索引国音字典》（商务印书馆1949）、《增订注解国音常用字汇》（商务印书馆1949）均将新部首以索引的形式附于书后，最终定名为“国学四系七起笔新部首”。1962年新编《辞海》也采纳了其中所设立的一些新部首。从整体上看，部首法的改良大多停留在理论探讨和个人的研究层面，并未在社会中引起广泛反响，辞书编纂仍然基本沿袭原有的214部，如《中华大字典》（1915）、《辞源》（1915）、《辞源正续编合订本》（1939）、《标准语大辞典》（1930）、《辞海》（1936）等。

辞书检字法经历了两千年的稳步发展，在民国时期终成学术界关注的热点话题，对于汉字检字法的改革，胡适在为王云五所做《四角号码检字法·序》中感慨说“中国字的整理是一件最难的事，然而这件事业却又是不可不做的事：第一，字的分类与排列是一切字典辞书的基础；字的排列不可能，一切词典便不可能；字没有方便的排列法，一切词典便也没有方便的检查法。词典的检查不方便，识字便不容易了。第二，字的次第又是一切‘索引’的基本。凡文件的分类庋藏，人名地名编排与检查，书目的编纂，书籍内容细目的翻检……这一类的事皆须有一种公认而易学的次第，方才可以一索便得，一引即至。字的排列没有一定，我们便不能不单靠内容和性质来做编排的标准：如文件须分事类，地名须依省份，人名须依百家姓，书目须分四部，那是多么困难的事啊！”^[19]可见检字法研究的必要性和艰巨性，民国时期的检字法研究激荡学术近半个世纪，为辞书编排法的探讨抹上了重重一笔。可是由于政局混乱，社会动荡，相关学科建设的不成熟以及游兵散勇式的研究局面，检字法研究的理论和方法都还有待深入完善，但有关新检字法的各种讨论为我们全面认识汉语字词和汉语辞书的检字问题提供了广阔的视角，为建国后检字法的规范做出了重要贡献，历史之功，不可抹灭。

刘善涛　1985年出生，山东枣庄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在站博士后，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硕士研究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8CYY049）负责人，主要从事词汇学词典学研究。

王　晓　1984年出生，河北邯郸人，曲阜师范大学国际交流学院讲师，主要从事古代汉语词汇与训诂研究。

Chinese Character Retrieval M ethods and the Com pil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

Liu Shantao　Wang Xiao(www.xing528.com)

Abstract：Chinese character retrieval methods have a long history，and a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The traditional character retrievalmethods havemade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 to the compilation of ancient Chinese dictionaries.But in the transformation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culture，the research on the new Chinese character retrievalmethods have become a hot topic in the academ ic circle，more than a hundred new methods of character retrieval have emerged.Combing the history can help grasp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character inspection more clearly，and the lessons learnt can also be used for reference in current lexicography.

Keywords：Chinese Character Checking Method；The Compilation of Chinese Dictionaries；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注释】

[1]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民国时期汉语语文辞书研究及其数据库建设”（18CYY049）的阶段性成果。

[2]孙公望.辞书检索方法的统一及其途径［J］.辞书研究，1983（1）.

[3]窦秀艳.中国雅学史［M］.济南：齐鲁书社，2004.

[4]（宋）徐铉.序［M］//（南唐）徐锴.说文解字篆韵谱.北京：中华书局，1985.

[5]周大璞等.训诂学初稿（第三版）［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

[6]蒋一前.汉字检字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J］.图书馆学季刊，1933（4）：631—654.

[7]万国鼎.汉字母笔排列法［J］.东方杂志.1926（2）：75—91.

[8]平保兴.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史论［J］.辞书研究，2014（5）：60—65.

[9]王云五.号码检字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0]林语堂.汉字索引制说明［J］.新青年.1918（2）.

[11]平保兴.民国时期汉字检字法史论［J］.辞书研究，2014（5）：60—65.

[12]涂建国.汉字与汉字排检法［J］.图书馆.2000（5）：43—45.

[13]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14]王云五.四角号码检字法［M］.上海：商务印书馆，1925.

[15]王云五.岫庐八十自述［M］.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16]刘善涛、王晓.“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制与推广［J］.中国索引，2015（2）：57—63.

[17]蔡元培.四角号码检字法·序［M］//王云五.（第二次改订）四角号码检字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

[18]蒋一前.汉字排检法沿革史略及近代七十七种新法表［J］.图书馆学季刊，1933（4）：631—654.

[19]胡适.四角号码检字法·序［M］//王云五.（第二次改订）四角号码检字法.上海：商务印书馆，19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