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的地方志作为记录地方史地的重要典籍，其发展历史如从秦汉时期的全国性区域志算起，已有2000 多年的历史。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985年版）著录，流传于世的有8200 余种；又据学者考证，我国现存的地方志书可达1 万种左右。这些地方志卷帙浩瀚，辑存的史料十分丰富，以其所具有的资料性、记述性、综合性的特点，客观地反映了一个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的情况，使其成为我国独特的地方百科全书。地方志有着历史之延续性，内容广博性，材料真实性。地方志书是一种地方性的多学科书籍，涉及历史、文学、民族、社会、经济、自然科学。甘肃省图书馆自建馆以来，一直将地方志书的搜集工作作为藏书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早在1928年西北文献学家张维任馆长时，就曾呈请甘肃省政府征集各县县志，以充实馆藏。后刘国钧先生创办国立西北图书馆时更是注重地方志的搜集工作，明确提出“西北文献、地方志乘、境内有关各民族之历史记载”为其馆藏重点。1953年，我国开始进入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为了配合国家经济建设，甘肃省图书馆制订图书补充计划，大力搜购地方志书，抢救散失在各地区的古旧书籍，并接收了许多地方人士的捐赠，补充了馆藏地方志书。20 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改革开放和全国纂修新方志的需求，甘肃省图书馆进一步加大了对地方志的搜集力度，拨出专款，通过向各地书店求购、向私人收藏者征集、请兄弟馆代抄、扫描复印或摄制缩微胶卷等手段，使馆藏方志数量剧增。经过90余年的不懈努力，日积月累，甘肃省图书馆馆藏地方志书，从1924年编制的《甘肃公立图书馆书目初编》中所著录的不足100 部，发展到今天，共收藏全国31 个省、市、自治区历代所修地方志2200 余部（复本和新中国成立后新修方志不计在内）。所藏方志中，有汉魏六朝时期都邑薄形方志《三辅黄图》、地记形方志《吴地记》、图经形方志《沙州都督府图经》等11种，宋代定型后的方志有宋钥纂《吴兴志》、杨潜纂《云间志》等26种，元代有张铉纂《金陵新志》、熊梦祥纂《析津志》等11种，明代有《［正德］颍州志》《［万历］黔记》《［天启］吴兴备志》等176种，其余大部为清代和民国时期所修志书。其中还有《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未著录方志，如明代谢镛修、李在廷纂《［崇祯］成县新志》，清代董醇纂《［咸丰］甘棠小志》稿本等。这些志书基本上反映了我国地方志发展的历史脉络。
馆藏文献《陇右文献录》
甘肃省图书馆地方志中的收藏以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西北五省区地方志为其骨干典籍。据《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统计，各图书馆现存西北方志共有793种，甘肃省图书馆即收藏682种（陕西266种、甘肃222种、宁夏32种、青海47种、新疆115种），2257 部，占现存种数的86%。其中流传较少、文献价值较高的稀见方志有64种。明万历刻清康熙增修重刻本《［万历］重修凤翔府志》、清康熙刻本《静宁州志》及《［康熙］朔方广武志》、清顺治刻《郾反治）秦州志》等，皆为海内珍本，录入《中国古籍善本书目》。
西北的地方志追溯起来历史悠久，早在2000 多年前，在西安镐京地区建都的西周，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史学家认为这是我国方志的源头之一。两汉至南北朝时期的地记，西北地区现存的有《三秦记》《西京杂记》《西河记》《沙州志》《凉州记》《三辅黄图》《三辅决录》等等（张澍《二酉堂丛书》有辑本）。其中尤以《三辅黄图》最为称著，《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其“所记宫殿苑囿之制，条分缕晰，至为详备，考古者恒取所资”，是书不仅是西北地区珍贵的古方志书，也是全国著名的古志书。隋唐时期是方志发展的第一个高潮，编纂了许多以“图经”为主的方志。隋代西北方志，在《中国古方志考》中仅录陕西方志《京师录》《雍州图经》两种，其余四省区今已无考。敦煌发现的唐代有关西北的图经有《沙州都督府图经》《沙州地境》《西州图经》《沙州地志》，光启元年（885年）《瓜洲伊西残志》《敦煌录》《敦煌民族志》，还有《西凉录》《后凉录》等杂史，又有五代天福九年（945年）《寿昌县地境》（“地境”也是图经之类）。以上这些现存的西北古方志，对研究我国古代方志编纂历史有很高的价值和意义。
馆藏志书
宋元时代是地方志完善和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西北所修方志，根据有关材料统计，甘肃22种（《甘肃省地方志考略》），陕西21种（《中国古方志考》），而流传至今的仅4 部。宋代2 部，第一部是北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宋敏求纂《长安志》二十卷，这不仅是西北现存最早的一部成型方志，也是全国第一部完善的方志。在宋代流传至今的方志中，是书纂修时间最早，质量最高。司马光曾赞誉此书“此志精传宏瞻，旧都遗事，藉以获传，实非他地志所能及”。清代史学家王鸣盛读后叹曰“美哉，先生才之大而思之深，超出流俗绝远也”。第二部是陕西具有通志性质的著名志书南宋程大昌所纂《雍录》。元代现存两部，即李好文纂《（至正）长安图志》三卷，骆天骧纂《（元贞）类编长安志》。贾序称赞曰：“若锓木以行，使游秦者，不劳登涉，而知地理之详。未至秦者，得观此书，日下长安，宛在目前矣。”
明代西北方志的纂修进入昌盛时期。这一时期陕西修志多少已无从统计，现存的明修陕西方志有54种；甘肃明修方志85种，现存19种；宁夏方志纂修起于明代，共7种，宁夏5种，固原2种，最早的一部是朱枬纂《（正统）宁夏志》。明代，宁夏一直处于军政合一、兵屯合一的卫镇建置，不同于内地的府、州、县，因此它没有县志。青海可考的明修方志仅2种，存1种，刘敏宽的《［万历］西宁卫志》三卷。明中叶以后，西北地区出现了许多为学者所称颂的著名方志，如康海《武功县志》、吕柟《高陵县志》、乔世宁《耀州志》、赵浚谷《平凉府志》、胡缵宗《秦州志》、张光孝《华州志》、王九思《鄂县志》、刘璞《重修鄂县志》、孙丕杨《富平县志》、韩邦靖《朝邑县志》、汪来《北地县志》等，清代学者王士祯在《蚕尾集·新城县新志序》中称它们为明代十大名志。其中尤以《武功》《朝邑》二志以其文简事赅、训词尔雅，一时被纂修志书者奉为修志楷模，由此可见明时西北方志在全国方志中所占的重要位置。
在清代，西北五省（区）十朝均编制有志书，其中以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纂修的方志为多。据不完全统计，现存陕西方志285种，甘肃156种，青海10种，宁夏19种，新疆80种。这一时期西北方志从品种来看，通志、府、州、厅、县、乡土志、边镇、卫所志，品种齐全。从所修志书的内容和体例来看，已确立了方志学完整的体系。特别应该指出的是，著名学者参与了纂修地方志的工作，使得这一时期的方志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乾隆年间著名学者毕沅任陕西巡抚时，大力提倡纂修地方志和各类历史文物专志。他从江南招聘了许多学者到陕西讲学修志，如孙星衍、洪亮吉在陕西时纂修的《澄城县志》《长武县志》《淳化县志》《［乾隆］ 直隶邠州志》《［乾隆］ 三水县志》，沈青崖纂的《［雍正］陕西通志》，这些著作在研究和考证历史沿革、地理方面，学术上颇有贡献，形成了在志书纂修体例中一个独到的派别，促进了方志学的发展。甘肃著名学者纂修的方志，有沈青崖《狄道州志稿》《重修肃州新志》，吴镇《狄道州志》、吴之廷《静宁州志》、张澍《五凉府志备考》、张国常《重修皋兰县志》等。又如《陇西分县武阳志》《打拉池县丞志》，也是清代方志中很有特色的两种分县志。分县制度始于清代，但未见明规典则，是在大县的僻壤区域设分县，派县丞专管这些地区，故这类分县志又称“县丞志”。分县志今存不多，是研究政治体制和疆域制度的好材料。地处边陲的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可是其行政建置与内地有所不同，清光绪九年（1883年）始有建立行省之议，至二十八年（1902年）府、州、县陆续设立，才与内地政令、制度划一。新疆纂修志书的历史，现可考的最古的是成书于8 世纪中叶的唐代《西州都督府图经》残卷，另有明代马文升之《石城哈密记略》（佚）。除此之外，其余全部是清代以后所纂，叙述新疆全境通志性质的地方志有《西域图志》《新疆图志》《西域闻见录》等，叙述一部分地区的有《回疆志》与《回疆通志》《三州辑略》等，叙述府、州、县的有《哈密志》《温宿府志》等。(www.xing528.com)
民国时期，国民政府曾先后数次通令各地纂修方志，38年当中，西北共修志书计陕西62种，甘肃57种，宁夏8种，青海31种，新疆1种。综观这些志书，体例上大多因袭旧志。但也不乏在志书体例、内容和编纂工作方面有所突破和发展的上乘之作，如著名教授、方志学家黎锦熙先生主编的《洛川县志》等4 部志书，宋联奎纂《咸宁、长安两县续志》，吕钟《重修敦煌县志》，马福祥《朔方道志》，杨思、张维等纂《甘肃通志稿》等。民国时期西北方志主要记述了辛亥革命在西北地区引起的社会变革，保存了民国时期一些重要的地方史料，特别是对西北少数民族关系、民族生活习惯、教规，以及对清代末年回族起义等内容的记载，尤为可贵。
西北方志中突出的特色就是边镇、卫所志及乡土志的纂修。明代为了防御蒙古等游牧民族部族的侵扰，巩固明朝政权，于北方设立了9 个军事重镇，合称“九边”。西北地区的延绥（榆林）、宁夏、甘肃、固原占了4 镇。此外，作为边疆屏藩，明政府还在西北地区设了许多卫所，这种建置一直沿袭到清初。因而明清时期西北的方志从体例、内容上体现出它不同于中原一般州郡方志的特色，就是边镇、卫所志的纂修。这类志书创修于明代，续修于清代。边镇志，主要记载边疆国防要塞情况；卫所志，主要记军队的布置。因关、镇、军、卫、所是军管区，不是行政区，因而边镇、卫所志的体例也与一般地方志不同，其体例以记疆域城塞、兵马刍粮等军事内容为重，但为了察看边疆戍地的情况，也兼记戍地风俗、物产、古迹、祠庙、人物、艺文等等，书首必列戍地详细地图。明代纂修的这类志书可考的有《肃镇志》《甘镇志》（佚）、《永昌卫志》（佚）、《潼关卫志》《高台所志》等，清代纂修的有《西镇志》《甘镇志》《潼关卫志》《岷州卫志》《洮州卫志》等。不仅是边镇、卫所志，就是这一时期西北的府、州、县志如《（嘉靖）宁夏新志》《（嘉靖）河州志》《朔方广武志》《敦煌杂钞》（记安西观察所领河西四部、关西七卫）等，在类目的设置上也顺应时代，因地制宜地增加了屯田、兵马、粮饷、仓廒、茶马、边墩、塘墩和隘口等门类，在内容上突出了对明清两朝边疆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屯田、边疆贸易、茶马交易、民族关系及边墙堡寨的建筑等的全面记载，为人们提供了明清时边疆发展历史的文献资料，这是一般地方志所没有的。
乡镇志原为汇集一乡一镇或一村一里风土人物而作，是研究地方史乘的必要之书。清光绪末季，曾敕各县从速编纂并颁发纲目，按目填报，故一般的乡土志内容都比较简陋，但却收入了大量的第一手原始材料，是非常真实可贵的。从清末至辛亥革命以后西北五省编写的乡土志不完全统计：陕西44种、甘肃8种、青海1种、新疆66种。新疆古称“极边”，文献罕征。清朝统一新疆后，地志兴起，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至宣统二年（1910年），新疆当时的42 个地方政权机构中除迪化府、疏附县、霍尔果斯分防厅三地之外，其余地区均存有乡土志。这些乡土志的特点是对政治史，特别是对政绩、兵事的记述较详，对了解道光、咸丰以后新疆各地的政治、军事活动，颇有参考价值。其中对新疆建省以后各地任职官吏的记载也十分周详，如《新平县乡土志》对该县前后7 任知县、9 任典史的姓名、籍贯、任职时间，均有记录，此为史书所未载。部分乡土志中对于满营、锡伯营、索伦营、厄鲁特营的记载，可补史书记载之不足。《库车直隶州乡土志》《温宿县乡土志》记有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至三十二年（1906年）间对俄、英的皮毛、布匹、毡子贸易的数额，为新疆地区边境贸易提供了资料。此外还有不用“乡土”之名，而其实亦属乡土志者，如青海的西宁、互助、共和、民和、乐都等县风土调查记等。这些乡土志为研究19 世纪以来西北地区的发展历史提供了独特的史料，弥足珍贵。
甘肃省图书馆编印的二、三次文献
地方志是文化的一座宝库，怎样发掘和利用这座宝库，为我们今天探索与总结历史经验、认识地情，鉴古知今、继往开来，建设地方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现社会主义建设的宏伟事业，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甘肃省图书馆自1963年至1965年间曾油印发行了《（民国）甘肃通志稿》（抽印）、《（光绪）陇西县志稿》等一批馆藏清代末期、民国初年纂修的流传较少的方志29 部。1995年影印出版了《中国西北稀见方志》，收志书19种。1989年又采用现代化技术手段来开发利用和保存馆藏，将馆藏西北方志85种拍摄成了缩微胶卷。为了有助于摸清馆藏方志情况和特点，为馆际间进行方志交换、复制提供条件，以利于补充配齐缺藏志书，甘肃省图书馆曾于1980年编辑油印了《西北地区志目录》，1981年又编辑油印《馆藏方志目录》。现在以往目录的基础上又整理出版了《甘肃省图书馆藏地方志目录》。在编辑此书目时，鉴于西北边疆地区纂修书目无多，加之战争和民族变迁、自然灾害等原因，部分区域的方志存世较少，特将部分史料或记载地方掌故的杂记、杂考，如记录北宋时青唐（今西宁）战争的宋代李远、汪藻二人纂的两部《青唐录》及民国时期的《今日新疆》《宁夏省考察记》《最近之青海》等文献一并收入。在著录上，对原馆藏著录中的错误进行了改正，特别是对《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收入的118 部甘肃方志的著录进行了考证，订正其错误30 余处，使甘肃地方志的著录做到了基本准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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