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载芸香：城关图书典籍溯源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为第二部缮写完成的《四库全书》，在北四阁中起建最晚，但早于南三阁。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盛京太庙刚刚竣工，盛京工部即奉旨扩建留都宫阙，即在旧宫阙的西邻兴建供储藏的《四库全书》藏书楼。整个工程不仅是建造文溯阁，还包括与之相关的碑亭、宫门以及嘉荫堂、仰熙堂、戏台、扮戏房等建筑。文溯阁工程建设速度很快，当年兴建，翌年完工。

文溯阁是七阁中唯一未能与水相伴的一阁，与其他六阁一样，均仿宁波范氏“天一阁”之制，建筑结构、式样、规模、装饰如出一辙，取其纯用砖甃、不畏火烛的特点，描摹内外结构，加以彩绘。文溯阁坐北朝南，左右砖甃为墙，前后檐上下都设有门窗，以便通风。檐前悬有御书汉文“文溯阁”匾额，殿内悬有高宗御书楹联，文曰：“古今并人含茹，万象沧溟探大本；礼乐仰承基绪，三江天汉导洪澜。”其外观为二层建筑，实为明二层暗三层的“偷工造法”，即外观重檐两层，实际上却利用上层楼之下的腰部空间暗中多造一夹层。黑琉璃瓦绿剪边硬山顶，面阔五间。阁上下层，前后均出檐廊。额枋绘山人“河马负图”“翰墨册卷”等苏式彩绘，画面以蓝、绿、白等冷色调为主，与绿色立柱相配，给人以清爽之感。阁内为三层，上层顶板下的空间，东、北、西三面各以回廊的形式增加一层，俗称“仙楼”，两侧各占一间之地，正面二米多宽，使正中间形成二层空间的敞厅，下层靠北以隔扇分出近二米宽的过道。敞厅内置有御榻、书案、香几、鸾翎宫扇等，其东、西间及隔扇后夹道，也分别置有紫檀炕案、琴桌、挂屏等，仙楼及顶楼上亦有书架，间置宝座、桌、椅、香几等供皇帝驾临时使用。阁内各层，则分列《四库全书》和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书架。文溯阁之东，建有黄琉璃瓦顶碑亭一座，四角为四尺形红墙，其间围以栏杆。亭内置石碑一座，碑阳为高宗御制《文溯阁记》，碑阴为御制《宋孝宗论》，均用满汉两体文字书刻《文溯阁记》，为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八月至九月高宗东巡盛京时所撰。

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和《古今图书集成》分贮于阁内三层。阁之下层陈放《四库全书》经部20 架，每架4 格960 函，《古今图书集成》12 架576 函（5020 册）；阁之中层（仙楼）陈放史部33 架（每架4格），共1584 函；阁之顶层陈放《四库全书》子部22 架（每架6 格）1584 函，集部28 架（每架6 格）201 函，共6144 函。该书36315 册，半页8 行，每行21 字，另有《四库全书总目》20 函、《四库全书考证》12 函、分架图4 册。上均刻有“《四库全书》×部第×架或《古今图书集成》第×架”字样，如欲查找某书，只需根据事先编好的分架图，便可检索到该书所在的位置。文溯阁《四库全书》系内府写本，装潢精美，书写上乘，书函外配以特制楠木书匣。书册的装帧均为软面包背装，其封面选料经部用绿绢、史部用红绢、子部用青绢、集部用灰绢，用这四种颜色代表春、夏、秋、冬四季，色彩分明，便于查阅。各册书页框背为朱红，版心上栏题有“钦定《四库全书》”中列书名，各书卷首均冠有提要。每册卷端钤“文溯阁宝”，卷末钤有“乾隆御览之宝”玺印。各书册均选用浙江上等洁白坚韧之开化榜纸，工楷书写，字体娟秀，墨色古雅。据史料记载，在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尚未缮写完毕之前，北京故宫文渊阁、圆明园文源阁、热河避暑山庄文津阁藏书楼，已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前后陆续建成；沈阳故宫文溯阁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开始修建，当年竣工。乾隆四十七年九月，文溯阁《四库全书》缮写工作还在进行，运送沈阳入库之事已由军机处安排妥当。因北京至沈阳路途遥远，为防止书籍运送途中受损，决定全部书册不用车载，雇佣抬夫四五百人分五批抬运。自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十月十六日第一批起运，十一月十三日运抵，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三月二十日第五批运达，历时五个多月。当时运书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据《篆修四库全书档案》史料所载，按照规定，运书沿途每经过一县，由该县雇佣抬夫，负责本县境内的抬运。为此，沿途各县无不尽职尽责，精心运送。然而当第一批书运出山海关，到达广宁县（今辽宁北镇市）时，该县知府杨鹏翮雇佣抬夫不力，运至一个叫车拉门的地方时，抬夫竟将五六抬书箱抛掷路边后逃逸。到达新民屯时，抬夫又将不少书箱随意扔在一个村子里，且未派一人看管，险些造成书箱损坏，书册遗失。由于杨鹏翮消极懈怠，未尽职守，被盛京兵部侍郎伯兴参奏乾隆皇帝，将其革职查办。另在前两批书运送过程中，负责押运的通永道李调元，沿途听任家人及随从收受贿赂，每日必请大小戏班助兴伺候，因其挥霍引发众怒，被和珅等几位大臣联名举报给乾隆皇帝，也被革职查处。

乾隆皇帝对这两件事情的处置，在文溯阁《四库全书》保护史上留下了一段严明法纪、惩治腐败的佳话。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到盛京书阁合一以后，也经历了坎坷的命运。(www.xing528.com)

据有关史料记载，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十月，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沙俄帝国侵占东北三省，文溯阁院内建筑沦为俄军马厩和炮兵营房，《四库全书》中有39 卷被窃。1914年，北京政府下令调运盛京皇宫文物进京陈列，时任奉天督军的段芝贵，为了讨好即将称帝的袁世凯，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到北京藏于故宫保和殿。1922年，溥仪以经济困难为由，打算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低价出售给日本人，价格议定120 万元。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以北京大学教授沈兼士为代表的各界人士竭力反对，盗售日本计划流产。1925年，东北筹办奉天图书馆，文溯阁本《四库全书》经当地教育会会长冯广民及张学良将军等诸多有志之士积极奔走，多方努力，于同年8 月运回沈阳文溯阁。经历这次迁徙，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散失现象更为严重，据当时清点，缺书达16种72 卷之多。1926年夏天，东北地方政府依照文渊阁抄补之例，特聘著名人士董众、谭峻山负责，雇请二十人去北京故宫博物院，依据文渊阁本补抄，至1927年完成。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当时的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历时六个月，对本阁图书进行了彻底检查，于1934年派人赴京依据文渊阁本《四库全书》，对原补抄时缺漏的3种12 册书又一次进行了补抄。至此，文溯阁本《四库全书》才又恢复完整。

由于文溯阁藏书楼年久失修，出现渗漏现象。1935年，在文溯阁院内西南部新建一幢钢筋水泥结构的二层楼房库，称为新阁，1937年6月竣工后，文溯阁本《四库全书》及《古今图书集成》全部移藏新阁。抗日战争胜利后，1946年4 月，当时的东北委员会命周之凤等人，接收了伪满国立奉天图书馆，改称沈阳图书馆（后又改称沈阳博物院图书馆），同时接管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至1949年，东北图书馆（现辽宁省图书馆）接收了沈阳故宫博物院图书馆的全部藏书，其中文溯阁本《四库全书》仍存放于新阁。1950年抗美援朝，为安全起见，文溯阁《四库全书》被运往黑龙江省讷河县城一小学校，次年当地洪害，为防备水灾，又被运往黑龙江省北安县存放。朝鲜战争结束，文溯阁本《四库全书》运回沈阳。1966年10 月，中苏关系紧张，为了备战需要，文化部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将《四库全书》移交甘肃省图书馆保存。《四库全书》运至兰州后，甘肃省将其保存于距兰州75 公里的连城鲁土司衙门寺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