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楼妓女的压榨与求自由-描写妓女题材的戏曲《桃花扇》

中国的戏曲发展到宋代达到了成熟阶段，在元代形成了一个高峰。元代杂剧有很多作品表现了妓女的悲惨命运，充满同情地描写了她们在精神和肉体所受的创伤和痛苦。元杂剧中的妓女，有些是官妓，要随时听从官府的传唤应奉歌舞，稍有不慎便会遭到处罚和拷打。因此妓女们整天提心吊胆，处处小心谨慎，正如《谢天香》中的谢天香所说：“你道是金笼内鹦哥能念诗，这便是咱家的好比似，原来越聪明越不得出笼时。能吹弹好比人每日常看伺，惯歌讴好比人每日常差使。我怨那礼案里几个令史，他每都是我掌命司。先将那等不会弹不会唱的除了名字，早知道则做个哑猱儿。”“我这府里祗候几曾闲，差拨无铨次，从今后无倒断嗟呀怨咨。我去这触热也似官人行将礼数使，若是轻咳嗽便有官司。”这些妓女毫无人权，有时被官府用作政治斗争的工具。如《风光好》中南唐丞相宋齐丘和金陵太守韩熙载为了制伏北宋使者陶谷，令妓女秦弱兰假扮驿妇前去引诱陶谷，使他羞归宋朝。那些家妓的命运也并不比官妓好，关汉卿《调风月》中小千户诱奸了婢女燕燕又将她一脚踢开，并故意让她到别人家为自己提亲，以此对她进行羞辱。燕燕满肚苦水无处倾吐，只得独自发泄说：“出门来一脚高一脚底，自不觉鞋底儿着田地。痛怜心除他外谁根前说，气夯破肚别人行怎又不敢提。独自向银蟾底，则道是孤鸿伴影，几时吃四马攒蹄。”青楼妓女还要受到鸨母残酷的压榨。鸨母把妓女当作摇钱树，不管死活地让她们拼命赚钱，致使他们的身心受到极大的伤害。《青衫泪》中裴兴奴说道：“他银堆里舍命，钱眼里安身，挂席般出落着孩儿卖。”“折倒的我形似鬼，熬煎的我骨似柴。”然而鸨母不把她们的油水榨尽是不会罢休的。《金钱池》中杜蕊木娘向母亲请求从良，她母亲却恶狠狠地说：“丫头，拿镊子来镊了鬓边的白发，还着你觅钱哩！”杜母对自己的亲生女儿尚且如此狠毒，对其他的妓女可想而知。对金钱的贪婪追求使鸨母们丧失了天良。上述几个杂剧所演的故事，都是元代以前的历史题材。然而与元代散曲互相参照，可以看到这些剧目对妓女悲惨命运的描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现实状况。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妓女渴求获得自由，从良嫁人，过正常人的生活。几时将缠头红锦，换一对插鬓荆钗”，表达了妓女的愿望和心声。她们把希望寄托在文人学士身上，向他们倾注了真挚的爱情。为了向自己所爱的人表示忠贞，不怕威胁利诱，闭门谢客。《云窗梦》中郑月莲坚定地表示：“你使尽那不疼钱，也买不转我意马心猿。”《玉壶春》中李素兰剪发以明志，《曲江池》中李亚仙大义凛然地说：“我和他埋时一处埋，生时一处长，任凭你恶叉白赖寻争竞。常拼个同归青冢抛金镂，更休想重上红楼理玉筝。”妓女付出的爱情从文人学士那儿得到了回报。元代的知识分子由于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低下，使他们与妓女有更密切的关系，共同的生活遭遇使他们能以同情、尊重的态度对待妓女，而不象以往的士人那样对妓女采取欣赏或充满闲情逸致的嘲风弄月、打情骂俏的态度，从而在他们之间就可能产生建立在平等基础上的真挚热烈的爱情。《谢天香》中柳永与谢天香分别之际，几次三番求钱大尹照顾谢天香，显得情深意切。《金线池》中韩辅臣再三向杜蕊木娘表白自己的爱情，甚至以跪相求。

在元杂剧描写文人学士和妓女的戏中，往往插进了第三者——商人，构成了士子、商人和妓女的三角恋爱，给元杂剧增添了新的内容。在元杂剧中，商人都是粗鄙村俗的人物，外貌举止令人讨厌。但她们凭着雄厚的经济实力，与士子争夺妓女，并往往取得了胜利。郑振铎《论文人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一文说：“元这一代的经济力量是怎样强固的抓住了这些戏剧、散曲，而决定其形态，支配其题材的运用之情形，也可于此得见之。”然而这些戏曲大多出自落魄的知识分子之手，因此他们时常在剧本最后加上一道光明的尾巴：让士子赴考得官，从商人手中夺回妓女，结果形成秀才与妓女相爱，商人买通鸨母抢夺妓女，最后秀才中状元而与妓女重新团圆的模式。“私订终身后花园，落难公子中状元”，这种固定的模式对中国戏曲影响极深。

中国戏曲在明代后期，随着汤显祖《牡丹亭》的问世，形成了第二个高峰。在晚明思潮的影响下，明代戏曲中的爱情剧从肯定的人情欲出发，鼓励青年男女冲破封建礼教的禁锢，去争取爱情自由和婚姻幸福。那些以妓女为题材的作品，同样显示出把爱情自由和个性解放结合起来的时代特色。吴炳的《疗妒羹》和朱京藩的《小青娘风流院传奇》都是写侍妾乔小青不堪受大妇虐待，在他人帮助下逃出主人家改嫁别人的故事，吴炳通过剧中人杨器之口提出，妇女“嫁错了人的，不妨改正。”在《小青娘风流院传奇》中，有人对小青说：“做妇人家的有三等三样，第一等嫁夫不着的吞声忍气，完贞百年，这叫做圣妇。第二等嫁夫不着的怨庚恨贴，绝欢自度，这叫做贤妇。第三等嫁夫不着的，舍其小节。从其大权，择良自配，选美相从。古者当垆不耻，赠拂不羞，章台之柳，西厢之莺，氵敕园之诗，曲江之酒，亦匪一人。这都叫做才妇、杰妇。依老身说，小青儿，你到学了第三等的最得便宜。”作者将妇人从道德上分为三等：自觉恪守封建道德的是圣妇，被迫遵守封建道德的是贤妇，敢于冲破封建道德，争取自己幸福的是才妇、杰妇。作者虽然对这三种妇人都加以肯定，且将圣妇放在第一等，但实际上是将道德观念和现实的价值判断相分开，鼓励人们去做才妇、杰妇。在明清传奇和杂剧中，有不少描写妓女争当才妇、杰妇的作品。

在描写妓女题材的戏曲中，成就最高，名声最大的作品无疑要算孔尚任的《桃花扇》。《桃花扇》借李香君和侯方域的离合之情，抒写南明一代兴亡之感，在爱情和政治的交织中塑造了一位既忠于爱情，又坚守民族大义，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妓女形象。李香君是秦淮名妓，她不仅色艺非凡，而且有强烈的正义感，曾得到当时复社领袖人物张天如、夏仲彝的赞赏。明末东林、复社文人代表中小地主和市民利益，与代表大地主的魏忠贤阉党展开了一连串的斗争，赢得了东南各大都市人民的好感。李香君站在东林、复社一边，对阉党表现出极大的憎恶。当李香君与侯方域定亲时，阉党余孽阮大铖为了讨好复社名士侯方域，借他之力摆脱目前困境，伺机东山再起，便通过杨文马总送去丰厚的妆奁。当侯方域知道阮大铖的企图后，说道：“俺看圆海情辞迫切，亦觉可怜。就便真是魏党，悔过来归，亦不可绝之太甚，况罪有可原乎。定生，次尾，皆我至交，明日相见，即为分解。”李香君怒道：“官人是何说话，阮大铖趋附权奸，廉耻丧尽；妇人女子，无不唾骂，他人攻之，官人救之，官人自处于何等也？……官人之意，不过因他助俺妆奁，便要徇私废公；那知道这几件钗钏衣裙，原放不到我香君眼里。”说罢，将阮大铖送来的簪珥裙衫扔作一地。在侯方域的软弱动摇映衬下，李香君嫉恶如仇，深明大义的性格表现得相当突出。明朝覆灭后，福王在南京组建小朝廷，阮大铖依附马士英掌了大权。阮大铖为了报却奁之羞，怂恿马士英强迫香君嫁给漕巡田仰。李香君誓死不从，最后不惜血溅诗扇，以死守楼，显示出她对爱情的忠贞。后来阮大铖借福王之旨，宣召李香君进宫演唱他创作的传奇《燕子笺》。李香君甘冒杀身之祸，借演出之机，在筵前痛斥马士英和阮大铖等权奸：“堂堂列公，半边南朝，望你峥嵘。出身希贵宠，创业选声容，后庭花又添几种。”“东林伯仲，俺青楼皆知敬重。干儿义子从新用，绝不了魏家种。”从《却奁》到《骂筵》，作者通过一连串的戏剧行动，塑造了一个“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集侠骨和柔情的于一身艺术形象。象这样的妓女形象，在中国戏曲史上也许是“空前绝后”的。(www.xing528.com)

戏曲作为舞台艺术，必须经过演出进行二度创作后才告成功，这个任务就由戏曲演员，在古代即是瓦栏妓和家妓来完成。元代是杂剧的黄金时代，产生了许多优秀的杂剧演员，据《青楼集》所载，善杂剧者有珠廉秀，顺时秀、王玉梅、朱锦绣等数十人，她们的技艺都具有相当高的诰诣，如珠帘秀能演各种角色，“杂剧为当今独步，驾头、花旦、软末泥等，悉造其妙。”顺时秀“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明代的戏曲演出，除了民间戏班，家乐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家乐在文人们的精心调教下，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其中最负盛名的是阮大铖的家乐，张岱介绍说：

阮园海家优讲节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班孟浪不同。故所搬演本本出色，脚脚出色，句句出色，字字出色。余在其家看《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诨，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义味，知其旨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

明代士大夫广蓄家乐，主要用于自娱和招待客人。明末清初李渔组织的家乐，已具戏班的规模，并经常到各地达官贵人门下演出，以传统说法是“打秋风”，用现在的眼光看就是作商业性演出。从李渔所著《乔复生·王再来二姬合传》，可以了解其家乐的情形。李渔的家乐由姬妾组成，这些姬妾都是用金钱买来的。乔复生是他在平阳购得，王再来则购于兰州。这些姬妾要经过严格的艺术训练。李渔教乔复生词曲，“未习词曲，先正语言”，让她改掉北地方音，专习吴语。“随行婢仆皆南人，众音嘈嘈，彼则恃为齐人之傅，果如期而尽改，俨然一吴侬矣。”随即选择教师教复生度曲，“此时身已入秦，秦俗质朴，焉得授歌之人？适有一金阊老优，年七十许，旧肃王府供奉人也。失主无归，流落此地，因招致焉。始授一曲，名《一江风》”。后来购进王再来，则由乔复生教其习曲。李渔家班颇齐全，有扮演各种角色的人选。再来学成后，复生说：“而今而后，我始得为偕凰之凤，合埙之箎矣，请以若为生而我充旦，其余脚色，则有诸姊妹在。此后主人撰曲，勿使诸优浪传，秘之门内可也。”“时诸姬数人，亦皆勇于从事。予有不能自主之势，听其欲为而已。”家乐之设，初为家庭娱乐和宴饮宾客，“岁时伏腊，月夕花晨，与予夫妇及儿女诞日，即一樽二簋，亦必奏乐于前；宾之嘉者，友之韵者，亲戚乡邻之不甚迂者，亦未尝秘不使观。”后来李渔携家乐巡迴演出，“予数年以来，游燕、适楚；之秦、之晋、之闽，泛江之左右，浙之东西，诸姬悉为从者，未尝一日去身”。所演剧目，“于自撰新词外，复取当时旧曲，化陈为新”。诸姬除演剧，还要侍寝，复生曾为之生一女儿。诸姬在家庭中的地位低于妾，实则家妓耳，“予夫出门时，诸姬中有一善妒者，好与人角，予怒而遣之。再来不解予意，谬谓一遣百遣，乃向内子及诸妾曰：‘生卧李家床，死葬李家土；此头可断，此身不可去也。’内子故设疑辞难之曰：‘主人老矣，不若乘此芳年，早求得所之为愈。’再来曰：‘主人老，而主母之中，尽有艾者；诸艾可守，予独不能安于室乎？’诸妾又曰：‘我辈皆有子，汝或不生，后将奚恃？’”再来称诸妾为主母，姬妾之间尊卑分明。李渔此文，为研究明清时家乐和私人戏班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