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时代，郑厉公为上卿祭足所挟制，心中愤怒，与大夫雍纠密谋诛杀祭足。雍纠是祭足的女婿，他和厉公的密谋被妻子祭氏觉察。祭氏想向父亲祭足告发厉公和雍纠的阴谋，又怕丈夫性命不保；欲将此事隐瞒下来，却担心父亲险遭不测。祭氏翻来覆去盘算了一个晚上，难下决断，便去征求母亲的意见。祭氏问母亲：“父与夫孰亲？”母亲回答：“人尽夫也，父一而已，胡可比也！”意思是任何男子都可能成为你的丈夫，父亲只有一个，当然父亲比丈夫更重要。祭氏听了母亲的教导，就把厉公和雍纠的计划告诉了父亲。祭足先发制人，擒杀雍纠，将厉公驱逐出国。
“人尽夫也”，从道理上讲，妇女可以嫁给世上任何一个男子，但实际上只能嫁给一个人。在封建社会中，妇女嫁人后，便失去了与其他男子交往的权利和可能。只有作为特殊商品的妓女——主要指市妓和私娼，才是“人尽可夫”，上至帝王将相，下至贩夫走卒，都是她们服务的对象。如此广泛的社会关系，形成了妓女丰富的阅历和独特的品格。
在封建社会中，历代帝王拥有大量的宫妓，完全可以满足声色和性欲的要求，然而家花没有野花香，面对成群结队循规蹈矩，唯唯诺诺的宫妓，有些帝王也会感到乏味，会偷偷溜出皇宫，到青楼狎妓，追求在宫中体会不到的新奇和刺激。梁简文帝箫纲曾夜宿娼家，并作了一首《乌栖曲》：“青牛丹毂七香车，可怜今夜宿娼家。娼家高树乌欲栖，罗帷翠被任君低。”箫纲因经常留宿妓院，因此有时把宫女也误认为娼妓，他的《咏内人昼眠诗》说：“北窗聊就枕，南簷日未斜。攀钩落绮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眠鬟压落花。簟文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五代时后蜀、南唐二后主皆是风流天子，他们或微服出幸娼家，或征召娼妓入宫。《清异录》说：“李煜在国，微行娼家。遇一僧张席，煜遂为不速之客，垂醉大出右壁。僧、妓不知其为谁也。”《蜀木寿杌》说：“上元节，蜀主昶观灯露台，命舞倡李艳娘入宫，赐其家钱十万。”明武宗朱厚照是明代历朝皇帝中最荒淫的一个，他在宫中修建豹房，关了许多赤身裸体的美貌女子，供他宣淫作乐。武宗还经常出关游猎，强索妇女，并出入青楼妓馆。京剧《游龙戏凤》、李渔的小说《皇帝做媒人》都是记述武宗在山西大同宿妓嫖娼的事情。皇帝宿妓最出名的是宋徽宗，《李师师外传》说：“宋徽宗般乐艮狱中，久而厌之，更微行为狭邪游，累至汴京镇安坊京妓李师师家，计前后赐金银钱帛器用食物等不下十万。”李师师是汴京名妓，与当时名流多有往来。《宣和遗事》载：李师师，汴京名妓，张子野为制新辞，名《师师令》，略云：“蜀纟采衣长胜未起，纵乱云垂地。正值残英和月坠，寄此情千里。”秦少游亦赠之辞云：“看遍颍川花，不似师师好。”后徽宗微行幸之。《东京梦华录》记载北宋瓦舍伎艺，在“小唱”目下有李师师之名，不知是否同一个人。《贵耳集》还记载了一则李师师与宋徽宗、周邦彦之间三角恋爱的故事。
道君幸李师师家，偶周邦彦先在焉，知道君至，遂匿于床下。道君自携新橙一颗，云江南初进来，遂与师师谑语。邦彦悉闻之，隐括成《少年游》云：“并刀如水，吴盐胜雪，纤手破新橙。”后云：“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李师师因歌此词，道君问谁作？李师师奏云：“周邦彦词。”道君大怒，……得旨：周邦彦职事废弛，可日下押出国门。隔一、二日，道君复幸李师师家，不见李师师。问其家，知送周税监。道君方以邦彦出国门为喜，既至，不遇。坐久，至更初，李始归，愁眉泪睫，憔悴可掬。道君大怒云：“尔去那里去？”李奏：“臣妾万死！知周邦彦得罪，押出国门，略致一杯相别，不知官家来。”道君问：“曾有词否？”李奏云：“有《兰陵王》词。”今“柳阴直”者是也。道君云：“唱一遍看。”李奏云：“容臣妾奉一杯，歌此词为官家寿。”曲终，道君大喜，复召为大晟乐正。
这段记载虽系小说家言，其真实性并不可靠，但是它生动地刻划出风流天子宋徽宗的性格，撕破了披在徽宗身上九五之尊的神圣外衣，把他还原为一个具有七情六欲，喜欢争风吃醋的真实男人。因此这个故事深受民众喜爱，屡屡成为小说、戏剧的创作题材。
皇帝嫖娼宿妓，因碍于体面，只能偷偷摸摸地微服出行。皇帝手下的王公大臣却毫无顾忌，公开地狎妓寻欢，陶谷《清异录》载：“广顺（周太祖年号）三年，以柴守礼子荣为皇太子，拜守礼为太子少保，致仕。皇太子即位，是为世宗。守礼居西洛，与王溥、王彦超、韩令坤之父诸友嬉游，裘马衣冠，僭窃逾制。当时人为一日具设乐设妓，轮环无已，谓之‘鼎社’。洛下多妙妓，守礼日点十名，以片纸书姓字大如掌，使人持呼之。被遣者诣府尹出纸呈示，尹从旁签字。妓见纸出时，争到买唤子，号曰鼎社。”柴守礼以皇父之尊，伙同别人召妓作乐，他召唤的妓女须经府尹签字，是不用自己掏钱的官妓，可谓今日之公费娱乐矣。宋代权臣王黻和秦熺更是大张旗鼓地狎妓，全不顾及舆论的指责，《老学庵笔记》说：“王黻作相清朝，假归咸平焚黄，画舫数千，沿途作乐，固已遭物论。绍兴中秦熺亦归金陵焚黄，临安及转运司舟舫，尽选以行。……平江当运河结纟采数丈，大合乐，官妓舞于其上，缥缈若在云间。熺处之自若。”王黻更是狎妓成癖，“於后园聚花石为山，中列四巷，俱与民间娼家相似，与李邦彦辈游燕其中，朋邪狎昵。”[1]王黻把家中布置成妓院的格局，可见他对妓女痴迷的程度。明代废除官妓，并禁止官吏狎妓，可是禁而不绝，《尧山堂外纪》载：“三杨当国时，有一妓名齐雅秀，性极巧慧。一日令侑酒，众谓曰：‘汝能使三阁老笑乎？”对曰：‘我一入便令笑也。’及进见，问来何迟，对曰：‘看书。’问何书，曰：《列女传》三阁老大笑曰：‘母狗无礼。’即答曰：‘我是母狗，各位是公猴（侯）。’一时京中大传其妙。”“三杨”指杨荣、杨士奇、杨溥，三人自宣德至弘治年间，先后入阁主政，为一代名相。声名显赫的宰相联袂挟妓侑酒，朝廷禁令只是一纸空文罢了。三杨意欲取笑齐雅秀，却遭到齐雅秀针锋相对的反击，于此可见她在迎来送往之际，为维护个人尊严而练就的机智和急辩本领。
妓女在交往中，与文人的关系最为亲密。妓女所演唱的诗、词、曲都出于文人之手，因此她们对文人有较深的了解，并怀着崇敬的心情。《集异记》载录了这样一个有趣故事：唐代开元年间，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人齐名，互不相下。一日，天寒微雪，三人往旗亭沽酒小饮。有十几个衣着华丽，姿色娇美的妓女登楼会燕，唱歌自娱。三人相约道：“我们各擅诗名，难分高下。今天听她们唱歌，谁的诗入歌词多，谁为优胜。”俄尔一妓拊节唱道：“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王昌龄用手在粉墙上画了一道，说道：“一绝句。”接着又有一个妓女唱道：“开箧沾泪水，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高适也在墙上划了一道，说：“一绝句。”妓女唱了几首歌，都是王昌龄、高适的诗，王之涣就有些不服气，指着座中一个梳着双髻最漂亮的妓女说：“方才那些伶人所唱都是下里巴人之词，怎么会唱阳春白雪之曲？如果这个妓女不唱我的诗，我从此终身不敢与你们争论高下！”这个女子果然唱了王之涣一首《凉州词》，三人因此大笑，惊动了众妓。众妓问他们为何欢笑，三人告知缘由。妓女们大惊道：“俗眼不识神仙。”于是热情地邀请王昌龄等三人入席共饮。
历代文人以风流自赏，频繁出入于歌馆舞榭，并以此作为自我人格价值的一种表现，屡屡反映在他们的诗词歌赋各类作品中。他们有许多作品是专门为妓女创作的，妓女们也时常向文人索讨诗词，借以抬高自己的声价。《本事诗》载：
韩晋公镇浙西，戎昱为部内刺史。郡有酒妓，善歌，色亦媚妙。昱情属甚厚。浙西乐将闻其能，白晋公召置籍中。昱不敢留，饯于湖上，为歌词以赠之，且曰：“至彼令歌，必首唱是词。”既至，韩为开筵，自持杯命歌送之，遂唱戎词。曲既终，韩问曰：“戎使君于汝寄情邪？”悚然起立曰：“然。”言随泪下。韩令更衣待命，……命与妓百缣，即时归之。其词曰：“好去春风湖上亭，柳条藤蔓系离情。黄莺久住浑相识，欲别频啼四五声。”
苏轼喜吟咏，词集中多歌席酬赠之作，《本事词》载：
苏子瞻倅杭日，府僚会高湖中，群妓毕集，惟秀兰不至。营将督之，良久乃来。诘其故，答因午浴倦眠，忽闻扣门声，起视，乃营将催督也。整妆趋命，不觉稍迟。时府僚有属意於兰者，责以有私，秀兰力辩，子瞻亦为之缓颊，终未释然。适榴花盛开，秀兰以一枝献座，府僚愈怒其不恭。秀兰进退失措，子瞻欲为解围，乃赋《贺新郎》词授秀兰歌之。秀兰闻命欣然，即歌以侑觞，声容双妙，满座尽欢而罢。
戎昱一首诗，使酒妓免受入籍之苦，苏轼一首词，使秀兰摆脱困境，他们都充当了护花使者的角色。“奉旨填词”的柳永，却几乎是为妓女填词的专业作家，成了妓女们的衣食父母。柳永为举人时，多游狭邪，善为歌辞，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辞，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深受妓女们欢迎。柳永曾作《鹤冲天》词云：“烟花巷陌，依约丹青屏障，幸有意中人，堪寻访。且恁偎红翠，风流事，平生畅。青春都一晌，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柳永应进士试，仁宗得知他就是写《鹤冲天》的风流词人，便说：“且去浅斟低唱，何要浮名？”柳永落榜后，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出入花街柳巷，沉缅在锦绣丛中，温柔乡里。《醉翁谈录》谈到柳永与妓女的密切关系：
耆卿居京华，暇日遍游妓馆。所至，妓者爱其有词名，能移宫换羽。一经品题，声价十倍。妓者多以金物资给之，惜其为人出入所寓不常。耆卿一日经由丰乐楼前。是楼在城中繁华之地，设法卖酒，群妓分番。忽闻楼上有呼“柳七官人”之声，仰视之，乃角妓张师师。师师要峭而聪敏，酷喜填词和曲。与师师密。及柳登楼，师师责之曰：“数时何往，略不过奴行？君之费用，吾家恣君所需，妾之房卧，因君罄矣。岂意今日得见君面？不成恶人情去，且为填一词去。”柳曰：“往事休论。”师师乃令量酒，具花笺，供笔墨。柳方拭花笺，忽闻有人登楼声。柳藏纸於怀，乃见刘香香至前，言曰：“柳官人，也有相见，为丈夫岂得有此负心！当时费用，今忍复言。怀中所藏，吾知花笺矣。若为词，妾之贱名，幸收置其中。”柳笑出笺，方凝思间，又有人登楼之声。柳视之，乃故人钱安安。安安叙别，顾问柳曰：“得非填词？”柳曰：“正被你两姐姐所苦，令我作词。”安安笑曰：“幸不我弃。”柳乃举笔，一挥乃至。三妓私喜：“柳官人有我，先书我名矣。”乃书就一句：“师师生得艳治。”香香、安安皆不乐，欲掣其纸。柳再书第二句云：“香香于我情多。”安安又嗔柳曰：“无我矣！”挼其纸，忿然而去。柳遂笑而复书第三句云：“安安那更久比和，四个打成一个。”过片：“幸自苍皇未款，新词写处多磨。几回扯了又重挼，奸字中心着我。”曲名《西江月》。三妓乃同开宴款柳。
汴京名妓争相追逐柳永，心甘情愿地倒贴衣食供其所需，是为了求得柳永为她们写词。若得柳永品题赞扬，妓女们就身价百倍，名利双收。在狎妓的人士中，文人是最有艺术修养和审美趣味的阶层，他们的好恶直接影响到一个时期的审美风尚；他们对某个妓女的品评，直接关系到这个妓女的命运。因此妓女要千方百计讨好著名的文人，《云溪友议》载：
崔涯者，吴楚之狂生也，与张祜齐名。每题一诗于倡肆，无不诵之于衢路。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嘲李端端》：“黄昏不语不知行，鼻似烟窗耳似。独把象牙梳插鬓，崙崙山上月初生。”端端得此诗，忧心如病，使院饮回，遥见二子蹑屐而行，乃道旁再拜竞灼曰：“端端祗侯三郎、六郎，伏望哀之。”又重赠之一绝句粉饰之，于是大贾居豪，竞臻其户。……红楼以为倡乐，无不畏其嘲谑也。
“誉之，则车马继来；毁之，则杯盘失措”，一首诗可以骂杀人，也可以捧杀人，文人的批评作为舆论导向，正可谓威福由己，难怪妓女们不敢开罪他们。
妓女与文人保持着密切亲昵的关系，不完全从实际利益出发，还带有感情的因素。沦落风尘的女子为求生存，整日里送旧迎新，应接社会上各阶层的人物，听任男人们玩弄和蹂躏，成为社会上最低贱卑微的人物。但她们也是人，也有自己的人格和尊严，希望得到别人的理解和尊重；她们更是女人，同样希望得到男人的温存体贴，甚至于爱情。当她们被随心所欲的权豪势要、庸俗猥琐的市井商贩粗暴地占有时，虽然强颜欢笑，内心却涌起羞辱的痛楚。只有当她们面对风流倜傥知音识趣的文化人，耳听款语温言的情话，身受怜香惜玉的爱抚，才会得到身心的满足，从而与对方产生感情的交流，迸发出性爱的火花。《青楼集》记载了一段元代名妓顺时秀与权臣阿鲁温的对话，从中可以看出妓女倾慕文士的感情选择和心理定势：
顺时秀，姓郭氏，字顺卿，行第二，人称之曰“郭二姐”。姿态闲雅。杂剧为闺怨最高，驾头诸旦本亦得体。……平生与王元鼎密。偶疾，思得马板肠，王即杀所骑骏马以口舀之。阿鲁温参政在中书，欲瞩意于郭，一日戏曰：’我何如王元鼎？”郭曰：“参政，宰臣也；元鼎，文士也。经纶朝政，致君泽民，则元鼎不及参政；嘲风弄月，惜玉怜香，则参政不敢望元鼎。”阿鲁温一笑而罢。
文人善于“嘲风弄月，惜玉怜香”，使妓女情有独钟。然而文人在妓女身上付出真情者毕竟是少数，多数文人依然视妓女为玩物，只是手段更加高明罢了。文人随意摧残妓女的事情也时有发生，如雕阴官妓杜红儿姿色出众，机智慧悟，尤善歌唱，深受副戎宠爱。诗人罗虬时任州从事之职，有一次乘副戎外出，令杜红儿唱歌，并赠以缯纟采。罗虬的顶头上司李孝恭不准杜红儿接受缯纟采，因为红儿已为副戎所有，阻止罗虬与她发生更深的关系。罗虬盛怒之下，拔刀手刃杜红儿。事后，罗虬又作《比红儿诗》一百首，诗序云：“比红者，为雕阴官妓杜红儿作也。美貌年少，机智慧悟，不与群辈妓女等。余知红者，乃择古之美色，灼然於史传三数十辈，优劣于章句间，遂题《比红诗》。”罗虬残杀无辜的红儿，还要假惺惺地作诗称赞她的色艺才情，更显其冷酷。文人无行，一至于斯！(www.xing528.com)
随着商业经济的繁荣，市妓的兴盛，商人逐渐成为嫖客的主体。商人长年跋涉在外，青楼妓院就成了满足他们性欲的最好去处，而她们雄厚的经济实力，也为他们眠花宿柳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南齐释宝月所作《估客乐》乐府四章，是最早描写商人嫖妓的诗：
郎作十里行，侬作九里送。拔侬头上钗，与郎资路用。
有信数寄书，无信心相忆。莫作瓶落井，一去无消息。
大艑珂山我头，何处发扬州。借问艑上郎，见侬所欢不？
初发扬州时，船出平津泊。五两如竹林，何处相寻博。
古代商人做生意，有固定的路线。有些商人就在常去的地方纳妓为外室，组成临时家庭，以满足日常生活和性欲的需要。这样的外室，没有正式的婚姻关系，也无妻妾的名分，但在临时家庭中占有妻子的地位，照样可驱使婢女奴仆，因此称为“两头大”。外室与丈夫的婚姻没有法律的约束力，商人可以随意将外室弃置不顾，古代诗词小说中所说的弃妇，有些就是担任外室角色的妓女。唐李端《代弃妇答贾客》诗云：
玉垒城边争走马，铜市里共乘舟。鸣环动佩恩无尽，掩袖低巾泪不流。畴昔将歌邀客醉，如今欲舞对君羞。忍怀贱妾平生曲，独上襄阳旧酒楼。
“畴昔将歌邀客醉，如今欲舞对君羞”，明确点明了弃妇市妓的身分。
妓女在与商人的交往中，以姿色换取钱财，纯粹是商业性的买卖关系，因此在他们之间，不大会有妓女与文士间产生的浪漫艳情故事。在封建社会中，商人居四民（士农工商）之末，社会地位低下，本不为人注目，出现在文学作品中的商人形象也是凤毛麟角。因此可供研究商人嫖妓情形的资料也不多。元明以来，随着都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改善，他们更加频繁地出入青楼妓院，凭籍着金钱的强大力量赢得妓女们垂青。《金瓶梅词话》中西门庆是个富商，他到处嫖妓宿娼，无不受到妓女的欢迎和尊敬。西门庆曾狂妄地说：“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天仙神女都敢强奸，还有什么妓女不能到手的。文人学士是妓女所钟情的对象，现在又多了一个商人，于是形成了妓女、文人和商人的三角恋爱。在文学作品中，文人总是能战胜商人而取得妓女的爱情，然而在现实中并非如此。经不住金钱的诱惑，离开文人而投入商人怀抱的妓女大有人在。俗话说：“鸨母爱钞，姐儿爱俏”，即使妓女对文人情有独钟，但她们的命运最终掌握在老鸨手中。白话小说《玉堂春落难遇夫》写妓女玉堂春与书生王舜卿相好，王舜卿在妓院耗尽川资，只得返回家乡。玉堂春苦等王舜卿，不愿接客，遭鸨母捶挞几死，最后还是卖给山西富商为妾。若不是商人之妻皮氏毒死丈夫，玉堂春被诬陷身入囹圄，王舜卿又恰好巡按山西复审案情，玉堂春就只能成为一名商人的侍妾而苟活，并没有与王舜卿破镜重圆的机会。小说以才子佳人大团圆的俗套收场，只不过是文人们美丽的想象罢了。
元明之后，商人的社会地位日益提高，商人为四民之末的观念有所改变，开始出现儒商合流的现象。那些身兼文士和商人双重身分的人，就更能得到妓女们的青睐。元末顾瑛少时学儒未成，转而经商，遂成昆山巨富，复事儒业。顾瑛在昆山耗费巨资修建玉山草堂，经常召集文人名妓觞咏唱和，并辑有《玉山草堂集》。据此集所载诗词，当时经常出入玉山草堂的妓女，姓名可考者有几十人，她们与顾瑛的关系都很亲热。对于一般的商人，妓女也不象以往那样排斥，《情史》所载南京妓女张小三和松江商人杨玉山的情事就很典型：
杨玉山，松之商人也。性爱小妓，其丹帕积至数十，以为帐，号百喜帐。南京有妓曰张小三者，稚齿雅容，不肯就门户，曰：“能妻我者，当与之谐。”杨以税事入京，闻而恳求之，捐数十金，乃成婚。逾月，欲随之还家，曰：“奴固誓之矣，今不归君为妾，复何归乎！”杨妻妒，不敢许，约以半载为期。及去，妓守志不渝。父母无如之何，数寄声杨所。杨感其诚，岁四五至，至必留旬日；所赠遗以千万计，往来如家焉。
后来杨玉山家道中落，双目失明，张小山毅然乘舟赴杨家，精心伺候杨玉山，并为其儿女操办婚嫁之事。杨玉山殁后，张小山守其柩不去。杨妻劝她说：“姊院中衣食自丰，何为因此，与我同辛苦。”张小山回答道：“奴非碌碌市门女也。少有不污之誓，与主君交往廿载，各虽风尘，身固不异杨氏之少房也。且主君为我而死，何忍背之。愿从主母侧，执庖湢之劳，殁且不悔。”张小山起先嫁杨玉山，也许出于金钱方面的考虑。但是杨玉山家庭败落后，作为“两头大”的张小山，对其家庭并不负有责任，却主动挑起支撑门户的重担，应该说是出于一片至情。
市井小民既无文人的才学声誉，又无商人的金钱资产，所以他们嫖娼宿妓，只能找档次最低下的私娼色妓。《梅圃余谈》在介绍明代私娼时说：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扜。外城小民度日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情不自禁，则叩门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私娼只做皮肉生意，无需伎艺，仅凭色相勾引男人，因此丐女也能胜任。而那些逛窑子的嫖客，也只求肉欲的满足，匆匆来去，没有一点感情色采和浪漫的情调。这种嫖客，全是贩夫走卒之流。
妓女是唯一向公众开放的女性，青楼聚集了各阶层的人物，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丰富复杂的小社会。青楼的盛衰，折射出一个时代思想文化、道德习俗和审美价值的变化。因此对青楼的研究，有助于深刻理解一定时期的社会的状况。
【注释】
[1]《靖康遗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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