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预防医学的发展及影响

《易经》中有“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这是人类预防思想的最早记载（公元前8世纪至公元前7世纪）。《内经》首篇《上古天真论》阐发了养生防病措施；《素问·四气调神大论》进一步指出：“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千金要方》中有“上医治未病之病，中医治欲病之病，下医治已病之病”的记载，这是古代预防策略和措施的体现。

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的《气候水土论》首次阐述环境因素与疾病的关系，并强调：知道什么样的人患病，比知道这个人患的什么病更重要。盖伦（C.Galen，约130—200年）继承并发展了四体液说，提出精气说。埃德温·卡德维克（Edwin Chad wick，1800—1890年）于1842年发表《关于英国工人阶级的卫生状况报告》，促使英国政府制定《公共卫生法》。维勒梅（L.R.Villerme）于1828年指出：法国人口死亡率的研究证明了疾病与贫困有着明显的联系，为现代预防医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世纪下半叶的第一、二次技术革命在促进西方资本主义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产生了都市人口急剧增加带来的劳动环境和生活环境改变等一系列问题，除了传染病威胁居民的健康外，还出现了理化因素所造成的职业危害，迫使一些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在城市规划、新建和改建工厂时，不得不考虑供排水、住宅卫生、工厂卫生等环境卫生和卫生立法问题。但当时仍多限于以个体为对象进行疾病的治疗和预防，主要采取隔离传染病人、建立检疫所、船舶检疫、烧毁污物、管制交通等措施，由此卫生学（hygiene）学科应运而生。

自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人类在战胜天花、霍乱、鼠疫等烈性传染病的经验中，逐渐认识到仅以个体进行疾病预防，效率不高，必须以群体为对象进行预防，人类开始以个人卫生为主的状态进入了群体医学的时代，称为第一次卫生革命。(www.xing528.com)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北美开始强调包括个人、家庭和社会等方面的预防措施，将个人摄生防病扩大到社会性预防措施。但是，由于人类的疾病谱和死因谱发生了明显变化，对于不良的行为生活方式和社会环境因素所致的疾病，单纯采用传统的生物医学手段难以解决问题，从而进入了社会预防阶段，称为第二次卫生革命。

20世纪70年代，为了使所有人都尽可能地达到更高的健康水平，医学强调采用卫生政策、社会经济、人口、卫生保健服务和环境保护等整体社会预防体系对疾病进行区域性、国家性以至全球性整体预防，其组织措施强调多层次、全方位，包括自我健康、家庭卫生保健、社区卫生保健、区域性卫生规划、国家卫生保健战略与宏观卫生调控、全球卫生保健战略规划行动等，使预防医学进入以全人类为对象进行预防的时代，亦称第三次卫生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