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大革命与法兰西第一帝国的对外战争

热月革命的领袖们完全没想到，他们即将做的事情会导致恐怖统治走向结束。国民公会中的大部分人与罗伯斯庇尔一样邪恶，还有些是典型的雅各宾派，他们为了逃避死亡而让自己看起来拥有高尚的动机。罗伯斯庇尔的结局标志着法兰西摒弃了恐怖噩梦，反恐怖主义的运动迅速而热烈地展开了。这也是极具国家和民族特色的。几天之内，大量的惊讶不已的“嫌疑人”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巴黎民众为此欢欣不已。接下来，南方等地的暴行引起了人们普遍的愤慨，鼓动和实施暴行的恶人也得到了应得的报应。一些法官随着革命法庭及其可恨的程序一同消失了。曾经，他们肆意滥用暴力手段；如今，他们自食其果。同时，国民公会终于重获自由，努力恢复其失而复得的地位，压制暴政和无政府状态，并启动安抚政策。救国委员会的权力减少了，尤其是执行权力，但其成员仍在迅速轮换。让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处于“全国征用”状态的法令不是被修改就是被废除。最高限价制度也被废除了。尽管推行指券的后果显而易见，但国民公会仍用法律手段强制推行指券。同时，国民公会还积极努力地控制和约束暴民行动：国民自卫队以中产阶级为基础改建重组，长矛兵团解散了，因分裂和权力限制而被削弱的巴黎革命政府的权威进一步减少了，暴力事件仍然时有发生。最重要的是，革命委员会遭遇镇压，雅各宾俱乐部及同类社团、革命煽动组织被关闭，煽动者也都噤若寒蝉。被剥夺了权力的吉伦特派代表与七十三名受困的代表被请回国民公会，因恐怖统治而受难最严重的代表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补偿。革命委员会幸存的三位领导比约·瓦雷纳、让-马利·科洛·德布瓦和巴雷尔尽管已经站在热月党人一边，但仍旧被起诉并流放海外。尽管国民公会在很大程度上仍对各种祭司心存敌意，但也庄严宣布解放宗教，教众重新掌握了教会。

国家试图在某种程度上弥补恐怖统治所造成的危害。于是，雅各宾派那残忍的无政府主义机制基本上被摧毁了。法兰西统治力量的反应和国民公会制定的规定，表现出了对恐怖主义计划的轻微敌意，并最终逐渐爆发。各地的雅各宾工作人员被罢免，全部由资产阶级组成的巴黎国民自卫队对“罗伯斯庇尔的工具”^[1]毫无怜悯之心，中产阶级的年轻人组成队伍镇压暴徒并搜出断头台。法兰西各地都在效仿首都，尤其是那些受到无情野蛮对待的大型贸易城市。思想的反弹是如此迅速和暴力，以致保皇党人也开始露头，反过来压迫曾经压迫自己的人，而就在几个月前，保皇党还每天生活在被送往断头台的恐惧中。据说，“法兰西人突然变成了‘慈悲委员会’”，但这个“慈悲委员会”对上届掌权党派一点也不慈悲。在民意激荡的情况下，暴君已经尝到了苦果并受到了不少苛待。同时，在巴黎和其他地方，一场非同寻常的革命发生了。若是在其他国家，这一革命也许无法造成严重的危机，但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这场革命却出奇迅速而且特点鲜明。在过去两三年非常混乱的情况下，贵族财产被很大程度地转移到他人手中。于是，移民贵族通过向政府和军队出售土地，甚至通过贩卖指券和利用恐怖统治时期不可避免的通货膨胀获得大量财富，形成了一个新的富人阶层。现在，这个被雅各宾领导人迫害的阶层已经粉墨登场。随着王室和贵族的消失，这个阶层成了首都上层社会生活的主角，风靡一时。曾经至高无上的残酷统治者已经落幕，高调展示财富的时代来临。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娱乐中，人们淡忘了过去的记忆。苏比斯府邸和诺阿耶府邸里挤满了新贵族，回荡着“受害者舞会”的声音，前期的受害者们之间的关系在这里得以发展。伏尔泰、孔多塞侯爵、杜德福侯爵夫人的沙龙里出现了许多变革时代的“金色青年”。妇女和女孩们穿着爱奥尼亚式服装^[2]，束着发，模仿格蕾丝女神，极尽奢华和放纵。总之，1793年的粗陋和朴素已经消失不见，法兰西人放荡不安的本质释放出来了，迅速进入娱乐享受状态，以补偿之前所忍受的痛苦。尽管这留下了一种令人痛心的、轻浮的民族印象，但这一改变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虽然有人将它比作大自然复苏的春天或融化的冰封海面，但做这种比喻本身就是不恰当的行为。

苏比斯府邸

这种激烈的反应也许会在不久的将来招致新的麻烦。恐怖主义党派是之前最有权势的党派，虽然其主要力量已经被压制住，但它对民众仍有相当大的掌控力。它曾在各地强制实施的残酷作为以及温和派的胜利和再次繁荣，都令它充满怨恨与愤慨。雅各宾派的“爱国”演说家们到处叫嚷：难道法兰西摆脱了傲慢可恶的专制统治，却又落入了投机商和文人手中吗？难道法军将欧洲侵略者赶出了边界，成千上万的最勇敢的人因此而牺牲，是为了将基于出身和头衔的贵族阶层变成由银行家和商人组成的贵族阶层吗？难道革命结束就意味着完全毁灭最可靠的革命党派吗？难道曾经拯救了国家的那些人应该被认定是危险派系并陷入贫困，还要被自私和富有的人随意嘲弄取乐吗？专政也许严厉，但却值得称颂，难道要将它转变成受统治阶层虐待和蔑视人民的行政模式吗？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特殊情况为这些争论提供了合理性和推动力，强烈地刺激了不满情绪的产生。恐怖统治时期的强取和剥削已经不可避免地减缓和制约了生产。最高限价与强制提高指券价值的法律被取消了，尽管这些权宜之计不如制定者想象的那么有效，但它的确提高了商品的价格。结果，物资大量缺乏，生活必需品的价格突然急剧提高。巴黎承受的压力如此惊人，以至于政府不得不对穷人实施粮食配给制，穷人不得不依靠各种应急措施来维持食不果腹的生活。这一问题遍布全国，从而引发了要求雅各宾派复苏的声音。事实上，恐怖分子的经济体系虽然可恶，但可能被取消得过于迅速和草率了。也许正是这个原因，首都巴黎和其他地方的下层民众才会在不久后借助煽动者发动了起义并夺回了失去的力量。无疑，激起下层民众的愤怒的是新兴富豪的自私奢侈，是尚未熄灭的革命希望，是无知、嫉妒和盲目激情。

这就是热月革命之后的几个月里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状态。一直以来，无政府主义力量的根据地似乎是在他们受压迫最严重的地方，但这只是伪装。不久之后，无政府主义力量就在其真正的根据地爆发了。1795年4月1日，新历法的芽月^[3]12日，巴黎的暴民冲进国民公会大厅，高喊“爱国者”和“要面包和1793年宪法”的口号，但被轻而易举地驱赶出来了。这次事件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征就是不团结。尤其当事件刚发生时，让-查尔斯·皮舍格吕就奉命镇压暴民，这明显地预示着暴动将会失败。几个星期后，1795年牧月^[4]20日，一个更有决心、更有组织的示威活动发生了。在一两个区的协助下，暴民再次侵入立法机关所在地，野蛮地杀害了一名代表，这可以称得上是1795年最黑暗的日子里最可怕的场景了。几个据说参与了暴动的山岳派代表以投票的形式通过法令，接受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所有要求。然而，这次暴动尽管有威胁性，但不再由强大的、成竹在胸的丹东或罗伯斯庇尔领导，并在很短的时间内就被镇压了。国民自卫军和反对雅各宾的省则再次得到了军队的帮助。与几年前不同的是，如今军队与政府和国家站在同一阵线。由于这次暴动以失败告终，国民公会的领导人得以借机打击残留的雅各宾领导人，并采取了严厉措施来预防发生暴乱的可能性。之前投票通过法令的山岳派代表要么被处死要么自裁，恐怖分子的后人被充军和流放，叛乱的区被解除武装。国民自卫队仔细筛查了有雅各宾思想的人，并首次对他们进行正规的军事控制。此外，国民公会还决定，当发生危险时，应立即转移到沙隆并由最近的军队提供援助。同时，国民公会还通过了严厉的法律，以抵制民众和无政府主义的会议。“爱国者”们抱怨说，他们遭受的打压比在恐怖统治期间所遭受的更多。用一位冷静的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充满人性的温和党派本身并没有放弃流血的统治方式”。

巴黎的暴民冲进国民公会大厅

残留的雅各宾领导人被国民公会打倒

通过这些手段，雅各宾派即使生命力再强，也被完全摧毁了。然而，由于热月事件的影响变得越来越严重，政府一旦镇压了一个党派，就必然会有另一个党派成立。尽管温和派在国民公会中占多数，但他们的思想与那些公然的保皇党人的思想并不一致，他们甚至不赞同那些在1789年强烈反对雅各宾派的改革派。强制措施同样被用来抵制共和国的敌人。因此，执政势力腹背受敌，两边都是恼怒的鲁莽党派，而且很难在这两个党派之间找到一个折中点。由于救国委员会的变化，国民公会的权威分散了，政府权力也相应地被削弱了，变得优柔寡断。此外，由于国民公会拒绝使用恐怖统治的权宜之计，所以只能越来越多地依赖军事力量的辅助。从此，事态开始明朗。同时，随着法军在战区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胜利，共和国的主人^[5]也正迎来快速而压倒性的胜利。反法同盟军从1793年夺取的法兰西要塞中迅速撤出。占领布鲁塞尔后，法军的胜利扩大至比利时，吞并了那里繁荣的省份。紧接着，让-查尔斯·皮舍格吕北上，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转向莱茵河下游。尽管法军的这种错位战术旨在重击反法同盟军的侧翼，但这一战术其实是拉扎尔·卡诺之前犯过的一个典型的错误，对敌军主力的打击不够有力，仅比在巨大的分裂战线上发动总攻强一点。这给了反法同盟军将领们一个极好的机会。但他们却相互猜疑，彼此分离，最终离奇撤退了。到1794年年底，让-查尔斯·皮舍格吕占领了荷兰的大部分地区，让-巴普蒂斯特·儒尔当则在默兹河下游的主要支流区域取得了两次重要的胜利。几个月内，荷兰共和国变成了巴达维亚共和国，橘色王朝被废除了。斯凯尔特河至埃姆斯河的所有低地国家变成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附属国。战争蔓延到了遥远的西班牙。导致了旺代叛乱的情景如今在西班牙重现了。法军的残暴行径激起了这个不幸地区的起义，并扩散到布列塔尼的大部分地区。起义的前景如此光明，于是英格兰远征队与移民贵族也加入进来，辅助西班牙王室。然而，起义军在基伯龙湾发动了一次袭击，其结果是不光彩的、失败的。不久之后，睿智的霍赫实施安抚政策降服了整个西部，赢得了声望，得到了当时军事领袖们最纯粹的赞誉。

法军的这些伟大的成功使本已屈服的反法同盟解散了。普鲁士是挑起战争的主要力量，却也第一个放弃盟友，并于1795年春获得和平。西班牙紧随其后，抛弃了英国、奥地利和皮埃蒙特。德意志帝国的一些附属国苦苦支撑，继续战斗着，但也厌倦了这场灾难性的、无利可图的战争。虽然这次反法同盟比轻松打败路易十四的那个同盟还要强大，但最终，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通过两次战争就破坏了它。并且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如今所征服的区域已经超出了波旁王朝的最大野心。结果虽然辉煌无限，但其真正原因也不难发现。1794年的暴动结束前，法军不仅在规模上超过了敌人，而且已经逐渐习惯了战争节奏。年轻的士兵已经在经历了战争后变成了真正强大的士兵。爱国的力量、追求军事荣誉的民族热情、众多辉煌的胜利，共同唤起了法军的精神，使它变得出奇的大胆和勇敢。最终，法军打败了领导不力、精疲力竭的敌人——这也是法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之一。反法同盟军指挥官的下场比以前更可怜。英国人对约克公爵弗雷德里克·奥古斯都的无能感到愤慨。奥地利人将愤怒的矛头指向了愚钝的科堡公爵恩斯特一世，指责他在两年时间内一事无成。不过，法军迅速获胜的真正原因并不限于此。事实上，法军士兵在低地国家或其他地区并不善良。由于极度缺乏物质资源，法军不得不在占领地区安营。法军行军神速，但通常伴随着合法化的剥夺和有组织的掳掠。在这些地区以及欧洲大陆的其他地方，封建制度和十八世纪的弊端破坏了整个社会结构。于是，当接触到革命激情时，旧秩序崩溃了。无论走到哪里，法军都会宣布自由平等的统治时期即将到来。法军取消了占领地区的教会和贵族的特权，肃清了不公正的事情。最终，许多地方的人民开始欢迎外来入侵者，但这些地区为获得解放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新思想的道德影响比所谓的“法兰西共和国十四军”更具决定性。

科堡公爵恩斯特一世

英国远征队与移民贵族袭击基伯龙湾

英国远征队与移民贵族被击退

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尽管在国外节节胜利，但国内政府依然虚弱，其社会状况在许多方面都令人惋惜^[6]。事实上，除了在阿尔卑斯山脉地区坚守从多芬和普罗旺斯到热那亚海岸的军队之外，法军总体上士气高涨，尤其是在富裕的低地国家。法军的实力非常强大，到1795年年底时，人数已达到大约四十万人的法军在这些国家的战场上征战不休。尽管经历了过去的最高限价制度和强征制度，但1789年的革命解放并改善了农业。而且随着通货膨胀越来越严重，农民的租金和税收减少到几乎为零。农民阶层很大程度地发展壮大起来了。随着恐怖统治的结束，贸易也在一定程度上复苏了。而崩溃的指券在兑换中几乎毫无价值。贸易系统开始恢复正常，贵金属逐渐重新出现。然而，命运有意要表现出讽刺的意味，正如在大革命中所表现的那样，大城市的民众普遍处于物资极度匮乏的状态。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尽管一个富有的阶层出现了，但这是以其他阶层的付出为代价的。政府税收仍接受已经毫无价值的指券，从而使国家财政处于崩溃边缘。事实上，反动党也对国内政府厌烦不已，因为政府本身只是一个革命产物，其弱点只会不断增加。而且人民群众为之着迷的军事力量使政府和国民公会黯然失色。共和党的强大精神在立法机构中仍然普遍存在。然而，自由和人权尽管在海外是获胜法宝，但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国内却已逐渐失去魔力。接下来是革命后的疲惫和觉醒期，于是，许多人的政治愿望转变了，更希望整顿和建立强大的政府。英国的埃德蒙·伯克已经清楚地预见到，在稳固的政权和秩序倒塌时政府可能会陷入什么样的境地。

随着1795年夏季的到来，反对党的力量增强了。尽管在国外取得了胜利，但在国内，在成千上万民众的眼中，法兰西第一共和国与雅各宾派以及过去的恐怖统治者如同一丘之貉。一种支持君主制度和那曾经昙花一现的共和制度的情绪开始广泛传播，这种情绪和对于安定的渴望结合在一起。虽然人们普遍厌恶移民贵族，且流放的波旁贵族并没有多少支持者，但保皇党又开始露头，空气中弥漫着保皇党言论。政府和国民公会也因被指控为虎作伥而遭遇了最严重的信任危机。虽然得到了广大民众的支持，但在失去了对雅各宾派“爱国者”的控制时，政府和国民公会便成了社会舆论攻击的主要对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得到人民的支持，政府和国民公会明智地制定了一部体现立法智慧的宪法。这部宪法被称为《共和三年宪法》，是从1792年就开始的“自由”哈及拉^[7]，它清楚地表明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当时的主要政治家和国民公会的大多数人的主张。1789年的本质变化以庄严宣誓的形式得到了承认，1793年的雅各宾宪法被宣布无效并废除。尽管有个别抗议的声音，但政府仍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然而，政府试图通过各种巧妙的权宜之计来预防过去的麻烦和灾难，而拟建的政府形态在很多方面都严重敌视民主。由七百五十名议员组成的立法机构是通过一个小范围的一年一度的选举产生的。根据过去共同议事的经验教训，立法机构被分为元老院和一个由五百人组成的院。执行委员会由五人组成，是由元老院和相关大臣一同选出的。为了防止1793年的暴政再次发生，政府还采取了预防措施，规定每个执行委员任期一年。同时，1789年成立的奢纵的地方政权一直备受诟病，因而受到了进一步限制。新近颁布的反暴民法令对国家的安全至关重要。此外，最重要的是，现有国民公会成员中的三分之二要重新选举，而且以后的会议中要有三分之一的参会成员是新成员。1791年的“克己条例”的危害已经完全显现出来，保皇党和反共和党的思想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包容。

当然，《共和三年宪法》也有显著的优点，而且可能在不同时期都产生了重要作用。它在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逐渐被接受——尽管有人认为随着前几年的激情逐渐散去，这种接受大多是被动的。但在几个地区，这种维持现行立法机构基本不变的情况受到了严厉谴责。很快，反对党抓住了这个把柄，宣称人们对此不满。反对党领导人再次宣布国民公会是暴虐机构，宣称国民公会在虚荣、野心勃勃的追随者的支持下企图通过激起新的动乱以从中获益。这些情绪在巴黎特别强烈，人们激动不已，渴望改变。主要由中产阶级支持的反宪集会在变幻莫测、一点即燃的首都举行了。有计划的起义在反抗最强烈的区爆发了。1795年10月4日，一个区的国民自卫队发动了起义。此时，曾经因无政府状态时期的应急措施饱受煎熬的政府，再次启用了这些措施以平息叛乱。巴黎军事司令官的无能迅速导致了更大规模的起义。1795年10月4日上午，密集的起义军穿过街道和广场，向杜伊勒里宫方向前进，大声呼喊“反对国民公会叛徒”。这次起义似乎和1792年8月10日那次同样可怕。然而，一位实战家来到现场平息了起义，令这场斗争的形势完全改变了。几个小时前，受到惊吓的国民公会将全城所有部队的指挥权交给了拿破仑。虽然只有几千人马，但这名军官异常冷静地守株待兔，等待起义军发动袭击。骚动的起义军一出现就被霰弹击倒了，几轮射击后，起义军的主力被打散了。紧接着，起义者溃不成军，起义之初的嚣张气焰顿时散去。这一结果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拿破仑的能力和技巧，但也有可能是因为绝大多数起义军并非真心革命。当革命的激情消退，再加上正规军加入战斗，这场起义就相对轻松地被平息了。(www.xing528.com)

《共和三年宪法》

1795年10月4日上午，密集的起义军穿过街道和广场，向杜伊勒里宫方向前进

这就是所谓的1795年葡月^[8]13日事件。这次事件被快速镇压，沉重打击了革命党，并令其暂时平静了下来。国民公会和人数占优势的共和党领导人采取了严厉的措施来压制仍在首都拥有强大力量的国民自卫队，同时大力加强自身权威。民众力量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被打散了，被完全掌握在巴黎正规部队的指挥官手中，最终失去了不受国家支配的、自由选举的权力。然而，葡月事件的主要成果无疑是加强了军事力量。那天，拿破仑在那天学到了一个永远不可能忘记的经验。1795年10月26日，国民公会宣布自己的任务完成，并解散了会议，之后马上被赋予新的职权——管理整个法兰西第一共和国。

巴黎正规部队快速镇压起义军

尽管不够引人注目，但国民公会统治的最后阶段与它之前的统治阶段相比，具有同等的启发性。距离热月革命爆发不足一年半，民族情绪似乎有所改变。雅各宾主义的势力被镇压了。法兰西第一共和国受到保皇党和反共和党的联合威胁。保皇党和反共和党虽然不占统治地位，但实力增强了。这一点无疑证明了法兰西人的多变性。但回想一下，恐怖统治的过度行为被普遍憎恨，这也显示了法兰西人的公正性。雅各宾主义夺权主要是民族危机引起的后果，危机消失时其权力也随之消失了。像以前一样，旧习惯、传统和信仰仍具有非凡的力量，将来也是一样。由此我们发现，这种多变性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同时，我们看到了革命的希望和激情是如何在最热切的支持者的失望中衰落和消失的，国家实力是如何在派系纷争中被削弱的——这些纷争通常并非出于道德而是出于自私与残忍，一种激进的情绪是如何逐渐变得倦怠的，以及一种渴望安定的愿望是如何浮现的，最重要的是，武装力量是如何借助在国外取得的辉煌成就来平衡国内力量并影响国家未来的。

【注释】

[1]这里是指激进的雅各宾派和救国委员会。——译者注

[2]爱奥尼亚式服装是一块长方形的布，形似长达膝盖的短袖束腰外衣。材料为薄麻织物、皱布或加工成普利兹褶（熨烫成形的直褶）的织物。颜色以白色为主，还有绿、黄、金等色，黄色多为女子使用。长边为两手平伸后两手腕之间距离的两倍，短边为脖口至脚踝的距离，上身没有向外翻折，只是凭腰带将宽松的长衣随意系扎一下即可。——译者注

[3]芽月是法兰西共和历法的第七个月，它开始于3月21日或3月22日，结束于4月19日或4月20日。——译者注

[4]牧月是法兰西共和历法的第九个月，春季的第三个月。它开始于5月20日或5月21日，结束于6月18日或6月19日。——译者注

[5]即国民公会。——译者注

[6]在我看来，梯也尔的《法兰西大革命史》总体来说是热月革命至雾月18日之间这一历史阶段的最佳导览。他对处于这一疲惫与觉醒时期的法兰西的内部状况和财政状况的评价都是清晰客观的。拿破仑在他的《评论》上刊登的关于葡月和督政府的政治的文章可以一并作为参考，但其不仅仅是与政府相关的。已故的维克汉姆先生的通信清晰展示了外国势力与法兰西国内反对派之间的关系。——原注

[7]哈及拉是指伊斯兰先知穆罕默德和他的追随者于622年从麦加逃往麦地那。——译者注

[8]葡月是法兰西共和历法的第一个月，也是秋季的第一个月。它开始于9月22日至9月24日， 结束于10月21日至10月23日。——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