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与理学：中国儒家学说发展的精华及其影响

中国儒家学说发展至北宋中期，在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下形成了一个新学派——理学。它自产生以来便有较大的社会影响，成为时代思潮并在南宋中期上升为中国的统治思想，之后尤为明清两代统治者大力提倡，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新儒学派特别注重师承关系，富于理性思辨；他们所学的是儒家圣人之道，以求臻于自我道德之完善，从日常生活实践中培养道德情操，发扬本性之善，其最高的理想便是复现古代的治世。当我们回顾传统文化时，理学精神与反理学精神，各有积极的与消极的因素，它们无不带着东方文化的特征，而且它们异常顽强地成为一种民族文化心理，深深地影响着现代的人们。

理学是国学的重要对象，但它是国粹，或者是学术的对象呢？国学家们是将它作为传统伦理道德学说予以提倡，或者仅仅作为学术探讨的问题呢？理学与国学是存在密切关系的，但它在什么条件下成为国学研究的一个有机部分呢？这些是目前国学热潮再度兴起时不应回避的问题。我们从国学的历史考察中发现，20世纪前期的国学运动中国粹派与新潮派对国学与理学的关系的认识是完全不相同的。

国粹派学者认为中国学术的精华——国粹是儒学，他们力图提倡儒学，以儒家的伦理道德来改变世道人心，抵制西学和新学，担任起重大的社会使命。章太炎是最有影响的国学前辈，他从保存国粹的观念提倡国学。民国初年，他极力反对国民政府言治兴学皆取法于西方文化的取向。他认为，中国的儒家经籍是立国的根基，是国民道德之源，因此在中华民国成立之际，主张宣扬国学。章太炎对国学深有研究，关于国学基础学习，他主张：“以讨论儒术为主，取读经而会隶之。”关于儒术和读经，他提出一个简明的纲领，以之进入国学之门，这就是“国学之统宗”：

周孔之道，不外修己治人，其要归于六经。六经散漫，必以约持之道，以为统宗。……今欲卓然自立，余以为非提倡《儒行》不可。《孝经》《大学》《儒行》之外，在今日未亡将亡而吾辈亟需保存者，厥惟《仪礼》中之《丧服》。此事于人情厚薄，至有关系。中华异于他族即在此。余以为今日而讲国学，《孝经》《大学》《儒行》《丧服》，实万流之汇归也。

章太炎以为学习这四种儒家经典，可以树立儒家政治理想，接受儒家伦理道德观念，了解古代封建礼制，这样能恢复古代儒家的传统教育。但是，此“国学之统宗”在国学运动中并未受到国学家们的支持。在许多国粹学者看来，儒学是国粹，而宋代兴起的新儒学——理学才是国粹的核心。《国粹学报》的创办者邓实认为自西汉独尊儒学以来，所谓“神州之学”即是儒学。儒学的派别众多，邓实特别强调宋代理学才使原始儒家之说发扬光大。他说：“宋中叶周敦颐出于舂陵，乃得圣贤不传之学，作《太极图说》《通书》，辨明阴阳五行之理。张载作《西铭》，又极言理一分殊之情。仁宗明道初年，程颢弟程颐生，及长受业周氏，已乃扩大所闻，表章《大学》《中庸》二篇，与《论》《孟》并行。迄南渡，新安朱熹得程氏正传，其学加亲切焉。大抵以格物致知为先，名善诚身为要。凡《诗》《书》六艺之文，与夫孔孟之遗言，至是皆焕然而大明。”

邓实虽然很重视理学，但它仅是儒学派别之一，尚未将国粹等同于理学。国粹思潮发展的过程中，宋明理学的价值逐渐得以发扬。

范皕海将国学分为两派，他说：“国学有两派，一派是重知的，一派是重行的。大约说来，所谓汉学家，大概属于知的方面；所谓宋学家，大概属于行的方面。汉学家终身孳孳于声音训诂名物的考订，但是这种学问，无论怎样淹博，返诸自己的身心，没有什么益处。宋学家以为那是玩物丧志。为学须鞭辟入里，作身心上的工夫，方是圣贤学问。”这种两派的分法是沿袭清代的学术观念。清代学者将儒学中的古文经学派称为汉学，注重考据之学；将儒学中的今文经学派称为宋学（实指宋代理学），注重义理之学。范皕海认为注重义理之学的宋学是关于个人道德修养之学，并是社会实践之学，因而是传统儒家的圣贤之学。在比较两派之后，他是主张承传注重个人社会实践的重行一派，即国粹派。国学运动中这种思潮的发展终于出现以宋代理学作为治国学的途径的结果。萧莫寒鲜明地表示：“宋之理学诚为承五代以上学问家所研究之结晶，启元明清后代治国学之门径。故吾人研究国学者，得宋儒理学为辅佐，则无异获得第一把锁钥也。”治国学以学习宋代理学为途径，在国粹派学者看来，这是最正宗最便捷的途径，因格物致知，修身养性，参与社会道德实践，便可做到通经致用，实现儒者的最高理想。何健在湖南国学专修学校开学典礼上发表的训词云：

我们今日研究国学，要抱着“致用而读经”的目的，处处都抱读经书应用到应事接物上，才能算得通经，也才能算确实提倡国学。……其实程朱之学重在内圣，陆王之学重在外王。一个属精微，一个极广大。尽精微者是偏于格物之诚正一方面，致广大者是偏于修齐治平一方面。把两种结合起来，或可以内外兼到，后人何必强分异同呢？

宋明理学可分为程朱（程颐与朱熹）一派，为理学正宗，而陆王（陆九渊与王阳明）一派盛行于明代中期以后。前者关注个人的道德修养，后者关注社会的事功。将内圣与外王统一起来是晚清以来的一种学术倾向，试图使知行合一，以发挥儒学在社会中的作用。何健以为这是研究国学的目的，国学既是弘扬国粹，国粹既是宋明理学，那么研究国学便是去实现“通经致用”的儒家理想。

宋明理学是新潮国学家的学术研究对象之一，研读宋明理学著作必然是国学研究的基础。1923年，胡适答清华学校同学关于怎样学习国学知识时，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他认为读了他所拟书目的著作是进入国学的门径。胡适说：“国学在今日还没有门径可说。那些国学有成绩的人大都是下死工夫笨干出来的。死工夫固然重要，但究竟不是初学的门径。对初学人说法，须先引起他的真兴趣，他然后肯下死工夫。在这个没有门径的时候，我曾想出一个下手的方法来：就是用历史的线索做我们的天然系统，用这个天然继续演进的顺序，做我们治国学的历程。”这个书目计收典籍一百八十一种，除所收儒家经典和小学原典而外，所列之宋明理学著作有：

朱熹《四书集注》；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黄宗羲《明儒学案》；程颢、程颐《二程全书》；朱熹《朱子全书》；王懋竑《朱子年谱》；陆九渊《陆象山全集》；陈亮《陈龙川全集》；叶适《叶水心全集》；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罗钦顺《困知记》；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罗洪先《罗文恭全集》；胡直《胡子衡齐》；张伯行《正谊堂全书》；王夫之《张子正蒙注》

此书目发表后引起许多批评。梁启超以为：“我认定史部书为国学最主要部分。除先秦几部经书几部子书之外，最要紧的便是读正史、《通鉴》《宋元明纪事本末》和《九通》中之一部分，以及关系史学之笔记文集等，算是国学常识，凡属中国读书人都要读的。”梁启超在答《清华周刊》记者问时，又拟了一个《国学入门书及其读法》，他虽然主张史学典籍为国学基本书，但在其所列一百二十六种典籍之内，除去儒家经典而外，仍列有下列宋明理学著作：

朱熹《四书集注》；程颐《程氏易传》；朱熹《近思录》；王懋竑《朱子年谱》；程颢、程颐《二程遗书》；王守仁《传习录》；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黄宗羲《明儒学案》；朱熹《朱子语类》；王艮《王心斋先生全集》

20世纪20至40年代，商务印书馆支持国学运动，特刊行《国学基本丛书》，陆续出版国学典籍计二百八十七种，其中仅关于宋明理学的著述即有：

朱熹《四书集注》；朱熹编《河南程氏遗书》；朱熹编《二程语录》；张伯行辑《濂洛关闽书》；张载《张子全书》；朱熹编《近思录》；江永《近思录集注》；张伯行集解《续近思录》；黄宗羲、全祖望《宋元学案》；黃宗羲《明儒学案》；王守仁《王文成公全书》；周敦颐《周濂溪集》；陆九渊《象山先生全集》；杨时《杨龟山集》；金履祥《仁山集》；罗从彦《罗豫章集》；朱熹《朱子文集》；张栻《南轩集》；陈亮《龙川文集》

以上各家所列宋明理学典籍的选择与详略大同小异，但它们都是研究中国学术思想史和国学的基本典籍，新潮派国学家亦是将它们作为了解国学基本知识的必读书籍。我们仅从以上书目可见新潮派国学家并不特重程朱理学精神，已将理学研究的范围扩大到宋明的各派与各家，提供了全面认识宋明理学的历史线索。我们如果阅读了以上理学著作，可以认识理学家各家各派的真实面目，由此才可能进一步去研究。

国学研究的确仅注重考据，仅对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若干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以科学考证方法去解决。它为各学科提供事实的依据，若涉及理论的探讨则超出了国学的范围而属于其他学科了。在此意义上，宋明理学自然是国学研究的对象，但不是从哲学或学术思想史的角度去研究，而是仅仅关注宋明理学中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它们必须用科学考证方法才能解决。例如国学论文中涉及宋明理学的课题：

《理学字义通释》，刘光汉，《国粹学报》第1卷8—10期，1905年；

《宋末朱熹的〈诗经集注〉和〈诗序〉辨》，傅斯年，《新潮》第1卷4号，1919年4月；

《庐山白鹿洞书院沿革考》，陈东原，《民铎杂志》第7卷1—2号，1926年1—2月；

《朱子著述考》，吴其昌，《国学论丛》第1卷2期，1927年9月；

《陈同甫生卒年考》，颜虚心，《国学论丛》第1卷1期，1927年6月；(www.xing528.com)

《闽中理学名臣诗学名家考》，孙克刚，《厦大周刊》第15期，1931年1月；

《朱子与吕成公书年月考》，叶渭清，《北平图书馆馆刊》第6卷1期，1932年1月；

《朱子著述分类考略》，牛继昌，《师大月刊》第1卷6期，1933年9月；

《慈湖著述考》，张寿镛，《光华半月刊》第4卷3—4期，1935年；

《周敦颐〈通书〉多采晋人说考》，但值之，《制言》第21期，1936年；

《龙川文集版本考》，何格思，《民族》第4卷2期，1936年2月；

《陈亮狱事考》，邓广铭，《天津益世报·读书周刊》第39期，1936年3月12日；

《朱子学禅期考》，邓梅羹，《文化与教育》第122期，1937年4月；

《宋周元公墨刻考》，周肇祥，《古学丛刊》第1期，1938年12月；

《关洛学说先后考》，张德钧，《图书月刊》第1卷6期，1941年9月；

《宋代哲学史料丛考》，吴其昌，《文史哲季刊》第7卷1期，1941年10月；

《朱陆两派直觉思维异同考》，张达愚，《学术界》第2卷3期，1944年4月；

《影宋本〈晦庵朱侍讲先生韩文考异〉补正》，杨勇，《新亚学术年刊》第1期，1959年10月；

《朱子行谊考》，费海玑，《大陆杂志》第29卷9期，1960年5月；

《朱子升配考》，昭晴，《建设》第10卷9期，1962年2月；

《〈宋元学案〉辨微录》，马联络，《建设》第14卷9—11期，1966年6月；

《朱熹〈八朝名臣言行录〉的原本与删本》，郑骞，《中央图书馆馆刊》新第1卷2期，1967年10月；

《朱子门人性行考》，费海玑，《东方杂志》第6卷1期，1972年7月；

《南宋九经考》，阮廷焯，《孔孟学报》第26期，1973年9月；

《周敦颐〈太极图说〉及考述》，徐宗兴，《孔孟月刊》第19卷12期，1981年1月。

以上论文涉及的学术问题均是末代理学中狭小的问题，却又是理学研究中的一些基本的事实依据。它们不属于哲学或思想史研究的课题，亦非用哲学、史学或文学的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而是属于国学研究的课题，这些课题正是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我们从宋明理学中可以发现尚有许多关于理学家的生卒年问题，理学家的事迹考，理学著作的成书年代和真伪问题，理学著作的版本源流，理学家的文学作品的系年与本事，学侣的交游与渊源，理学术语考释，理学史上历史公案的线索，理学著作辑佚与考证，各家学说的流变，学案的辨误，等等。它们都是理学研究的基础，需要国学研究来解决的。这些问题都是狭小而烦琐的，只能用科学考证方法才能解决。因此，国学家们对理学基本事实的考证是能促进理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