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国学谈录》与国学运动

四川的国学运动是开展得较早的。辛亥革命后的1912年元月四川军政府将原枢密院改为国学院，由吴之英任院长，刘师培任院副，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为宗旨，创办了《国学杂志》。四川地处西南，中国新文化运动虽然影响所及，但旧文化的势力仍十分强大。1923年1月，胡适的《〈国学季刊〉发刊宣言》由北京大学《国学季刊》第一期刊出，标志了国学运动的一种新思潮的形成，使国学运动脱离了国粹主义的羁绊而走上一条新的道路。然而四川的国学运动尚沿着旧学的轨道行进，活跃于国学界的，主要是晚清尊经书院和存古学堂培养的以今文经学为优势的学者们。四川国学运动性质发生根本变化是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于1938年底迁都重庆。在特殊的历史条件下，重庆成为全国政治与文化中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由郭沫若担任，因此集合了一大批进步文化工作者。1940年秋第三厅改组，成立文化工作委员会，郭沫若为主任委员。文化工作委员会是国民政府专设的学术研究机构，参加工作者有茅盾、老舍、陶行知、沈志远、张志让、邓初民、杜国庠、王昆仑、翦伯赞、侯外庐、郑伯奇、田汉、洪深、马宗融、卢于道、胡风、黎东方等学者和作家，出版了许多经典的学术论著。中国著名学者云集于西南，重庆的学术思想也空前活跃，这大大推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1938年12月至1946年5月，郭沫若在重庆期间动员抗日力量，团结进步人士和文艺工作者展开救亡工作，激发了创作热情，其时也是他国学研究的丰硕时期；其学术研究与国学运动存在密切联系。

郭沫若少年时代在家乡乐山的家塾里学习《四书》《五经》，又读过《庄子》《老子》《墨子》《管子》《韩非子》等典籍，培养了后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兴趣，并奠定了国学研究的基础。郭沫若的一生主要从事革命文化活动，却又因命运的偶然与学术的追求，在特殊的环境里沉潜地进行学术研究。1928年2月，郭沫若流亡到日本，此后的十年间，他利用新的资料，采取科学的方法研究甲骨文和金文，著有《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金文丛考》《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等著述，为后来深入研究中国古代社会思想做了准备，展示了深厚的学术潜力和敏锐的创见，预示着一代学术的新开拓。1942—1945年，郭沬若发表了近二十篇关于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考证与批判的论文，最后结集为《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于1945年分别由重庆群益出版社和文治出版社出版，使其关于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得以圆满完成，标志其学术事业臻于巅峰。他的三大史学巨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青铜时代》《十批判书》，构成一个完整的系统，成功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探讨中国古代社会性质，以人民的价值标准对古代思想进行清算，而在方法上则是理论批评与传统考据的结合。这样，它们异于传统的讲义式的著述，在主要的方面具有国学研究的倾向。整理国故是为了再造中华文明，必将有助于建设新文化。胡适的大力倡导，得到学术界的响应，于是整理国故的运动展开了。郭沫若当时也是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他迅即于1924年1月发表《整理国故的评价》，提出了异议。关于“整理国故的流风”，他认为从上到名人教授，下至中小学生皆以“整理”相号召，竟向中学生也讲演整理国故，似乎研究国学是人生和社会的唯一要事；这样，国学研究家们超越了自己的范围，扰乱了别人的业务，夸大了国学的价值，因而无此必要。关于整理国故的价值，他以为不可估之过高，因为“一般经史子集的整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价，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希望国学家认识到此点。此外郭沫若大胆地提出了古籍的今译，他认为：“整理国故的最大目标，是在使有用的古书普及，使多数的人得以接近。古书所用文字与文法与现代已相悬殊，将来通用字数限定或者汉字彻底革命时，则古书虽经考证、研究、标点、索引，仍只能限于少数博识的学者，而一般人终难接近。于此今译一法实足以济诸法之穷，而使有用古书永远不朽。”此时郭沫若尚未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对整理国故及其价值的看法是比较客观的。我们现在重温郭沫若的意见，可以见到国学在现代中国学术中的合理位置，不宜过分夸大其在现代社会中的意义。整理国故的价值，郭沫若最后谈道：

我们常常向朋友们谈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证家考证。——这并不是蔑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价值原是只有这样。它只是既成价值的估评，并不是新生价值的创造。

国学研究是否存在“新生价值的创造”，对此郭沫若尚未从民族文化的学术高度予以认识。然而从其所述里将“考据家”和“国学研究家”，将“国学研究”和“考据”等同，这暗示了国学研究即是考据，在中国传统学术里它是一门独特的学问。

1929年，郭沫若在日本从事学术研究，对于整理国故有了新的见解。他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里，对于胡适关于中国古代哲学的研究，以为全部都有重新批判的必要：

我们的“批判”有异于他们的“整理”。“整理”的究极目标是在“实事求是”，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实事之中求其所以是”。

“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是“知其然”，我们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

“整理”自是“批判”过程所必经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为我们应该局限的一步。

胡适和郭沫若均是从较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整理”的。郭沫若不满足于一般的“整理”，更倾向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力图在国学研究中引入批判精神。这里他混淆了事实考证和理论研究的两个学术层面。国学研究即用传统的考据方法以解决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细小的疑难学术问题；它提供关于中国学术研究真实可靠的依据，限于事实的层面，然而它又绝非仅仅是“既成价值的估评”，它的成果具有新的或很高的学术意义。国学研究是存在局限的，它不可能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全面的本质的判断；因此郭沫若主张“要跳出‘国学’的范围”，这样才可能认清中国文化的真相，于是必须进行“清算”与“批判”。郭沫若的学术追求大大超越了国学范围，但谈到研究中国的学问时非常强调其特殊性，他说：

不是说研究中国的学问，应由中国人一手包办。事实是中国的史料，中国的文字，中国人的传统生活，只有中国人自身才能更贴切地接近……外国学者对于东方情形不甚明了，那是情理中事。中国的鼓睛暴眼的文字实在比穿山甲、比猬毛还要难于接近的逆鳞。外国学者的不谈，那是他们的矜慎；谈者只能依据旧有的史料，旧有的解释，所以结果便可能与实际全不相符。在这时中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写这半部世界文化史上的白页。

关于中国的学问中，只有那些文献与历史上细小的困难的考证性的学术问题——国学研究的问题，是外国汉学家甚感无能为力的，这有赖于中国学者自己解决。如果我们在此意义上来理解郭沫若这段文字，则最能表明国学研究的性质与价值。因为郭沫若是具有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学者，故劝告谈“国故”的学者们除了饱读清代乾嘉考据学著述而外，“也应该知道还有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没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念，连‘国故’都不好让你们轻谈”。这个建议无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有其深刻意义，应为治国学者们认真思考的。郭沫若治历史和国学正是运用了辩证唯物的观念，才使他富于批判精神而取得卓越学术成就。(www.xing528.com)

民国成立以来，旧的封建势力为了对抗新文化运动，于1913年成立了“孔教会”。袁世凯发布了“学校祀孔”的命令。学术界一些国粹主义者们以提倡旧学，保存国粹，将国学等同于儒学，大力提倡读经；新文化学者陈独秀、傅斯年、胡适等皆反对此种倾向。读经与反读经成为新旧思想论争的重点，这一直延续到20世纪40年代。1943年5月，郭沫若发表专文《论读经》，他认为：“中国古代总是必须研究的，儒家的经典正是研究古代的一部分重要的资料，这无论怎样是值得研究值得读。”古代儒者及统治者将儒家经典视为神圣，以为是治国平天下的工具，伦理的原则，人生的真理，因而长期作为统治思想的理论依据。清代章学诚始大胆地以学术眼光来看待它，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郭沫若则更把它作为史料，在研究古代社会时仅具有史料的价值。这应是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个大的进步，有助于解放思想，破除旧的传统观念。郭沫若并不反对读经，但并不希望没有文学修养的、没有研究古代社会的、没有各种科学知识的青年去读经，因为这些青年没有读经的资格；他特别希望那些提倡读经的先生们认真地去读。在读经的问题上，郭沫若表现了较客观求实的态度，并坚持了先进的文化观念，很含蓄地给予国粹主义者们提倡在社会和中小学校普遍读经以一种有力的批评，使国学研究脱离儒家经典束缚而成为真正的学术。

中国古代社会史料中的困难问题，必须采用考据学的方法才能解决。郭沫若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学术思想时，进行了细密的大量的考证工作，使其著述具有突出的考辨性质，以区别于学院讲义式的论著。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即利用了新的甲骨文和金文的资料以及先秦典籍中的资料对殷代历史、铁的出现、《周易》的时代、井田制、五服、夏禹等进行考证，以此重新阐释了中国古代社会历史。郭沫若在重庆时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原拟著成《先秦学说述林》，为出版的方便而将先秦诸子中涉及考证的十余篇论文集为《青铜时代》，并将思想史研究的十篇论文集为《十批判书》，而在批判性的论文里亦融入考证性的论辩。此外他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特别是关于屈原的研究，亦具有史学与考据相结合的特点。这正实现了他研究国学，“跳出国学范围”的主张，力图使事实与理论的研究融为一体。

考据是特别重视证据的。胡适曾提出“小心求证”，但未谈到怎样求证。郭沫若说：

“五四”以来，读书的方法更加科学化了，对于一种或一篇作品，假使有可疑的地方，我们晓得用种种方法去考察，在书外求证，在书内求证，总得把它弄得一个水落石出。有时考证所得的结果确是很精确的。读书的方法确是比前人进步了。

他提出了“在书外求证，在书内求证”的方法，即是考证文献中某一问题，除了在该文献内求得证据，还要在其他相关的文献中求得证据，兼顾内证与外证。例如郭沫若为探讨西周的农业问题，便对《诗经》中的《七月》《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臣士》《噫嘻》《丰年》《载芟》《良耜》等篇作了细密的分析和今译，从而有力地说明了西周农业社会的特点，这纯粹使用内证。关于战国时期重要军事家吴起的生平事迹及思想的考证，郭沫若依据现存《吴子》六篇——《图国》《料敌》《治兵》《论将》《应变》《励士》为内证，又广泛采用《史记》《战国策》《韩非子》《吕氏春秋》《淮南子》《说苑》《新序》等典籍中的资料做为外证，这样终于将此学术难题考证清楚了。

研究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易于产生附会现代意识的偏向，过分夸大古代的意义；对此郭沫若有非常理性的深刻的认识。先秦的“名家”被称为“辩者”，如宋、尹文、惠施、公孙龙及墨家辩者，他们的论辩或诡辩是包含有逻辑思想的，但绝不意味着他们就建立了真正的逻辑学。郭沫若不赞成脱离社会背景来谈先秦“名家”逻辑的倾向，他说：“整个说来，无论是先秦名家、墨家辩者，或其他学派，对于名辩的努力，都没有达到纯粹逻辑术的地步。或许是资料丧失了吧。但是无征而必地高扬先秦的学术成就，或称颂辩者最有科学精神，都不免犯了主观主义的毛病。我自信对于这种态度似乎还能保持了相当远的一个距离。”我们为什么要去研究中国古代思想呢？这是专门从事文献与历史考证的国学家们颇难回答的问题，郭沫若以高瞻远瞩的学术眼光谈了自己的感受，他说：

我是以一个史学家的立场来阐明各家学说的真相。我并不是以一个宣教师的态度企图传播任何教条。在现代要恢复古代的东西，无论所恢复的是那一家，事实上都是时代的错误。但人类总是在发展的，在现代以前的历史时代，虽然都是在黑暗中摸索，经过曲折迂回的路径，却也和蜗牛一样在前进。因而古代学说也并不是全无可取。而可取的部分大率已融会在现代的进步思想里面了。

这对我们现在的国学研究犹有启迪的意义，不仅使我们可以认识传统与现代的联系，尤其警示我们不要再犯“时代的错误”。

20世纪初的国学运动以“整理国故”而展开。郭沫若反对普遍地提倡“整理”，亦反对夸大国学的价值，以为整理国故仅是旧价值的重估而已。在他的观念中国学研究即等同于考据，而以为中国学问中某些史料考证的困难问题有赖于中国学者自己解决。自1929年起的十年内，郭沫若在日本从事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抗日战争时期，他在重庆继续对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而重点是先秦诸子思想的研究。他的研究具有历史唯物主义新史观的批判性，和将国学的传统考据与史料辨析的实证性相结合的学术特点。郭沫若提出科学的考据，注意材料的辨伪，于书内求证和书外求证，定位的综合考证，解决了中国古代社会与思想的若干疑难的问题。他治史学突出批判精神，即对史料的时代性和文献考证的重新检核，对历史人物和思想在弄清事实真相之后给予重新评价。我们从郭沫若的学术论著可见，他有坚实的国学基础，力图使用国学研究的考证方法以探讨中国古代社会和古代思想问题，构成新的学术体系。郭沫若于抗日战争时期在重庆完成的学术论著不仅是对中国学术的巨大贡献，还推动了四川国学运动的新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