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谈录：顾颉刚与古史辨派的意义

顾颉刚虽然被誉为新史学家，但其学术事业却与国学结下深厚的因缘。他早年进入学术界时是在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从事《国学季刊》的编辑工作，1926年到厦门大学国学院任教授，抗日战争时期在内迁成都的齐鲁大学重建国学研究所，继而在重庆负责编辑国学性质的《文史杂志》。他投入国学运动并开创古史辨派，深受20世纪之初新的国学思潮的影响。

1915年，顾颉刚深感中国没有一部学术史，便立志编纂《国学志》。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包括著述考、学览、学术文钞、学人传、群书学录、学术名词解诂和学术年表。他回忆说：“我的野心真太高了，要整理国学，就想用我一个人的力量去整理清楚。”这个计划虽然未能实现，却表明他有志于国学的兴趣。1920年胡适在养病期间常与顾颉刚通信以讨论泛览的古籍，询问关于《古今伪书考》作者姚际恒的著述，计划编辑《辨伪丛刊》，由顾颉刚任其事。1921年胡适草成《〈红楼梦〉考证》，尚嫌关于曹氏家族史料之不足，请顾颉刚代为搜集有关资料；他帮助胡适完成了《红楼梦考证改定稿》。1921年春，顾颉刚在北京大学毕业，时北京大学成立研究所，下设国学门，沈兼士和马裕藻邀请他任助教兼《国学季刊》编辑。在研究所里他读到罗振玉和王国维的著作。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到罗振玉和王国维而集大成，顾颉刚正是以这两位学者考据的业绩为出发点的。他晚年在《我是怎样写〈古史辨〉的》中追忆说：“我那时真正引为学术上的导师的是王国维，而不是胡适……数十年来，大家只知道我和胡适的来往甚密，受胡适的影响很大，而不知道我内心对王国维的钦敬和治学上所受的影响尤为深刻。”这种转变表明他在治学上追求一种更为纯正的谨严的考据方法。虽然如此，但胡适的影响与帮助仍是不可忽略的。正是胡适的引导使他加入整理国故的工作，开拓了古史辨的道路。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提出了整理国故的意见和计划。顾颉刚说：

整理国故的呼声倡始于太炎先生，而上轨道的进行则发创于适之先生的具体计划。我生当其顷，亲炙他们的言论，又从学校的科学教育中略略认识科学的面目，又因性喜博览而对古今学术有些知晓，所以能够自觉地承受。

顾颉刚自觉地承受整理国故的工作，自此一直坚持下来。1931年在《古史辨》第三册自序里，顾颉刚表示，最初以为从关于几部古籍的考辨便可弄清中国古史的真相，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而感到普泛地研究古史绝非个人能力所胜任，遂将研究的范围缩小到汉代以前的古典文献，否则研究是不可能深入和继续前进的。这种转化是从古史讨论进入到真正的国学研究。关于国学研究与辨伪工作，钱玄同于1923年发表《研究国学首先应知道的事》，特别强调辨伪的重要性。他指出研究国学应该吸收前人辨伪的成果，要敢于疑古，治古史不可存“考信于六艺”之见。他最后说：“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的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近来如梁启超君疑《老子》，胡适君和陆侃如君疑屈赋，顾颉刚君疑古史，这都是国学界很好的现象。”这很清楚地说明辨伪工作在国学研究中的意义，因而以疑古为特点的古史辨派应是国学运动的组成部分。

国粹派学者们的宗旨是“研究国学，保存国粹”。在他们看来，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是儒学，保存国粹即是保存儒家的伦理道德，因而赋予了国学以改变世道人心的重大社会使命。这是在西学大量涌进的历史背景下，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为保卫传统文化、抵制新文化而产生的一种学术思潮。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认为：“国学的使命是要大家懂得过去中国的文化史；国学的方法是要用历史的眼光来整理一切过去文化的历史。”他表达了新文化学者的国学观念，使国学运动的发展脱离了国粹的故辙而走上新的发展道路。顾颉刚发展了胡适的国学观念，于1926年发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全面论述了国学的性质与价值，回答了当时社会对国学的质疑。关于国学是什么，顾颉刚以为：“是中国的历史，是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研究国学，就是研究历史科学中的中国的一部分，也就是用了科学方法去研究中国历史的材料。”这使国学概念的界定趋于确切：其“科学方法”即科学的考证方法；其“中国的史料”是广义的史料，即历史文献。顾颉刚理解的国学即是用科学的考证方法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献；因此国学是一门科学，具有纯学术的性质。据此，他严厉地批判了国粹派，他说：

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是要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遗言看作“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研究的，当然说不到科学，我们也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若说他们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我们也在故纸堆中作生活，所以两方面终究是相近的，无论我们的研究在故纸之外尚有实物的考查，就是我们完全投身于故纸堆中也与他们截然异趣。

这将国学新思潮与国粹派的界限划得极为清楚。顾颉刚坚持从纯学术观点来理解国学的价值，他认为关于社会政治与道德问题，仅是国学研究的对象而已，并不因此而肩负改良社会的工作；同时，因为是高深的研究，故“不希望把国学普及给一班民众”。现在我们看来，顾颉刚关于国学的论述仍存在一些缺憾，将国学的概念理解得过于狭窄；然而他继胡适之后驳斥了来自学术界种种攻击的意见，大大推进了国学向真正的学术道路的发展。他正是在其国学观念的指导下进行整理国故的，而且是以古史讨论为突破的；所以他在1926年1月写完《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后即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完成了《〈古史辨〉第一册自序》，它成为古史辨派的宣言，标志了一个新学派的诞生。

古史辨派是因讨论中国古史而兴起的。这里“古史”是指殷商以前的历史，或称“上古史”。《古史辨》第一册于1926年由朴社出版，至1941年共出版七册。其中顾颉刚主编第一、二、三、五册，罗根泽主编第四、六册，吕思勉和童书业主编第七册；共汇集了三百五十篇论文。它们的作者有胡适、顾颉刚、钱玄同、丁文江、魏建功、容庚、傅斯年、马衡、缪凤林、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刘复、罗根泽、钱穆、梁启超、余嘉锡、高亨、唐钺、刘盼遂、吕思勉、童书业、谭戒甫、唐兰、郭沫若、杨向奎、蒙文通、杨宽等数十位学者。他们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古史辨学派。在中国历史观念的演进过程中逐渐形成了“古史”的世系，即是在夏、商、周三代之前尚有“三皇”“五帝”的存在。“三皇”之称始见于《周礼·春官·外史》，其名则见于西汉初年孔安国的《尚书序》，指伏羲、神农、黄帝。“五帝”为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见于《史记·五帝本纪》。这种拟构的古史世系自宋代以来即有许多学者表示怀疑，而晚清的学者崔述在《补上古考信录》和《三代考信录》里做了系统而详尽的考辨，开启了学术界的疑古之风。然而传统的观念是十分牢固的，国粹派的国学大师章太炎即坚持“经史非神话”的观点。20世纪初学术界怎样从现代史学的视角来看待古史世系是一个非常重大的学术问题。

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遂引发了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参加讨论的学者众多，发表重要论文二十余篇。中国古史世系的“三皇”“五帝”及“禹”是否属于历史真实，学术界分为“信古”与“疑古”的两派意见。这个问题的讨论涉及极广博的学术层面和众多的古籍，是极为困难而复杂的，实际上远远超出了古史讨论的范围，亦不是单纯的史学方法可以解决的。顾颉刚首先提出了“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之说，以为：时代愈后，传说的古史期愈长；时代愈后，传说中的中心人物愈放愈大。我们虽然不能知道某一事件的真实，但可知道其在传说中的最早情况。根据此说，他将“三皇”“五帝”在典籍中出现的顺序加以排列，遂可见“禹”出现于东周初年，东周末出现“尧”“舜”，战国到西汉又在“尧”之前添加了许多古帝。这样对古史世系的考镜源流是采取史学的方法。然而这些“古帝”在典籍里记载的文字很古奥，如《诗经》中《商颂·长发》《大雅·文王有声》《鲁颂·宫》关于“禹”的记载，《论语》谈到的“尧”“舜”，都需要烦琐的训诂考释。《说文解字》关于“禹”“尧”“舜”“夏”“姬”“姜”等字原始本义的训释，它们与“古帝”的关系更需要辩证。此外大量的工作是辨伪，即讨论古史所依据的典籍是否真实可靠；如果辨明所据的是后世伪造的典籍，则“古帝”存在的基础便崩溃了。怎样辨伪呢？顾颉刚认为：(www.xing528.com)

第一，要一件一件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来的，又是怎样变迁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考伪史中的事实，这人怎样说，那人又怎样说，把他们的话条列出来，比较看看，同审官司一样，使得他们的谎话无可逃遁。第三，造伪的人，虽彼此说得不同，但终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戏中的故事虽各个不同，但戏的规律却是一致，我们也可以寻出他们造伪的义例来。

此项工作的进行涉及大量古籍的辨伪，如《尚书》著作的时代，其中《禹贡》《尧典》《皋陶谟》等篇是否后人伪作，以及《世本》《竹书纪年》《墨子》《周易》《左传》等的成书年代及真伪问题；这需用文献学来解决。当进行了以上几项工作后，尚需对传说与历史从社会学的视角做出性质的判断。关于禹是否有天神性，禹与夏有无关系，禹的来源，尧、舜、禹的关系，这些问题经过辩论后，疑古的古史辨派的意见居于优势，即认为：西周时禹被视为天神，东周时尊为人王，战国时以夏后并受舜禅。这样不仅黄帝、颛顼、帝喾、帝尧、帝舜属于古代神话传说，禹也是神话传说的人物。他们是后世人们为家族或民族的来源而依托和拟构的，因而这一段古史并非真正的历史。每个社会在发展过程中从原始社会进入文明社会的重要标志是文字的出现并用以记载史事，此方为一个民族历史的开端。

古史讨论自《古史辨》第一册之后，在第七册上编汇集了一组论文，其余各册的讨论是关于先秦典籍的辨伪，先秦诸子的考证和秦汉学术史等问题。《诗经》本来是文学研究的对象，而且它作为儒家经典似无可怀疑。古史辨派的学者们则从疑古的态度，采用考据学的方法，证实孔子并未删述六经，当然也未删订《诗经》，进而否定了汉儒的“美刺”说，辨明了《诗序》对作品本事的附会，揭露了《诗序》附会史事的方法，考订了《商颂》的年代；此外对《国风》的若干诗篇重新考释，共发表了三十余篇论文。古史辨派讨论《诗经》是用研究古籍的方法去解决所存在的若干学术问题的。

关于《老子》的研究，这应属于中国哲学史的范畴，但此著的真伪与作者是一系列复杂的学术问题，它成为古史辨派讨论的一个重点。自1922年梁启超于《晨报副刊》发表《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引发争论，历时十二年之久，《古史辨》第三、四册内共汇集二十七篇论文。在传统的观念中，老子是中国古代的智者，孔子曾向他请教，他著《道德经》——《老子》五千言。司马迁是第一个为老子作传的史家，他在《史记》里记述的老子事迹即混杂了道家和儒家之说，出现了许多矛盾的事实，如说“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自孔子死后百二十九年，而史记周太史儋见秦献公”，“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盖莫知其然否”。司马迁所记已是种种传闻，因此自北宋以来即有不少学者对《老子》及其作者表示怀疑。古史辨派的学者们根据孔子前无私人著书之事、《老子》非问答体，以及从文字、术语、文体的特点，从《吕氏春秋》用《老子》的文辞等而提出了诸种假设：老子确年长于孔子，《老子》是其遗言，成书在《孟子》《墨子》时代；《老子》成书于宋、公孙龙同时或稍后，作者是詹何；《老子》是战国初期的作品；《老子》成书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前；老聃是孔子之师，《老子》是关尹所记老聃语录；老聃即太史儋，《老子》即其所著。学者们考证这些问题，不仅引用先秦两汉典籍，辨析有关材料，还参证有关注疏及清人成果，达于极其烦琐的地步。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一个可以公认的结论，又由此引发了关于某些考据方法的质疑。

从上述古史辨派关于“三皇”“五帝”的考辨，关于《诗经》性质的讨论和关于《老子》的辨伪，这三个典型的个案皆可说明：它们不属于史学的研究。所以当时学术界感到古史辨派“所用的材料不是古史的材料，所用的方法不是研究古史的方法”。顾颉刚没有正面回答问题，但承认是专门研究古书，不是建设古史，而是在一个小范围里做深入的工作。这正是以考据的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的细小的学术问题。由此证实“古史辨”并非史学讨论，而是国学研究。这种研究因是复杂、困难、烦琐的学术问题，很难有一个确切的公认的结论。一位青年对顾颉刚说：“我对于古史愈疑愈多，更碰更繁，越深入越不见底了！我看你找了无数材料，引了无数证据，预料定有断然的结论在后头，但末了仍是漆黑一团。如何你十年前的怀疑，到此刻仍未确定呢？”此所谓的“结论”，是指辨伪破坏了旧说后，应有一个被认同的见解。顾颉刚说：“《古史辨》中提出的问题，多数是没有结论的，这很足以致人烦闷。我希望大家知道《古史辨》只是一部材料书，是搜集一时代的人们的见解的，它不是一部著作。”总的看来，古史辨派是以疑古的态度进行辨伪工作，对传统观念予以破坏。为什么要做这些破坏呢？周予同于1926年说：“辨伪的工作在现在国内乌烟瘴气的学术界，尤其是国学方面，我承认是必要的，而且是急需的……所以辨伪虽是国学常识，但也是第一步的工作。”这种辨伪的破坏，实质上是对国学运动中国粹观念的颠覆，由此才可能从事新的学术建设，所以是国学运动的首要工作。国学研究的对象涉及中国的经学、史学、哲学、文学、文献学等学科中的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细小的学术问题，它为各学科的建设提供新的事实的依据。它所探讨的问题却又非哲学、史学、文学、文献学等学科按照本学科的方法可以解决的。

国学研究方法发展了传统的考据学，这使它区别于其他各学科。顾颉刚谈到古史辨派与清代考据学的区别说：

清代的学者辛辛苦苦积累了许多材料，听我们用，我们取精用宏，费了很少的功夫，即可得到很大的效力。然而清代学者大都是信古的，他们哪里想得到传到现在会给我们取作疑古之用……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

古史辨派的方法是在传统的考据学的基础上吸收了西方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因而是科学的考证方法，也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古史辨派以“考据方式发现事实”，在发现事实的过程中常常采用西方的实证方法，即将散乱的材料进行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归纳、假设、求证。1940年顾颉刚在成都主持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时总结自己的研究方法为：“初由材料以发生问题，次由问题以寻求材料，而由此新得之材料以断决问题，且再发生他问题，二者循环无端，交互激发，遂得鞭辟入里，物无遁形。”然而古史讨论中存在的某些问题，不仅是争议而无结论，还暴露了考据方法的诸多弊端。方法固然是学术研究的工具，但不同的学者使用同一方法去研究同一对象，而所得的结论可能是不同的，这是学术研究的特殊性。我们现在回顾古史讨论，古史辨派学者的一些意见曾破坏了传统文化观念，同时开启了寻求真知的科学精神；他们的意见至今仍有学术的光辉。当然其中的许多学术问题仍存在争议，而且尚需继续考证，因为旧的因袭与谬妄被扫除后又会滋生新的。国学研究的意义就在于以细密的考证澄清中国学术上的诸多因袭与谬妄的事实，体现我们中华民族追求真知的精神并不断去逼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