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与历史语言学派—国学谈录

1927年中央研究院筹备处成立，隶属于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次年3月傅斯年受聘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继而任所长。此所设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四组，最初研究人员——包括特约研究员约三十人，在抗日战争胜利后仅本所人员已发展至六十人。此所集聚了当时著名学者并培养了新一代学者，如陈寅恪、徐中舒、胡适、刘复、陈垣、容庚、商承祚、顾颉刚、朱希祖、马衡、容肇祖、赵万里、陈槃、李家瑞、劳干、赵元任、罗常培、李方桂、林语堂、沈兼士、杨时逢、丁声树、李济、董作宾、梁思永、丁文江、翁文灏、石璋如、岑仲勉、梁思成、芮逸夫、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高去寻、夏鼐、王宗武、周法高、逯钦立、王叔岷、杨志玖、何兹全、马学良、严耕望等。他们遵照傅斯年拟定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进行学术研究，研究论文主要发表于《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该刊自1928年创刊，迄于1949年共出版二十本；此外还出版学术专著单刊和专刊多种，搜集了大量资料，并在考古发掘、史地考察、方言调查、人类学调查和语音实验等方面取得很大成就。

历史语言学派是欧洲19世纪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史学派。其创始者是柏林大学史学教授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他以科学方法研究历史，主张对史料作精确的考证，真实客观地反映历史。此派或称实证主义史学，受到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采用自然科学——数学、天文学、地质学、生物学等方法，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强调史学研究的客观性和实证性。兰克谈到撰写历史著作的态度时说：“历史学被认为有判断过去，为未来指导现在的职能，对这样的重任，本书不敢企望。它只想说明：什么确确实实发生了。对任何一种新研究，资料从何而来？作为本书的资料是回忆录、日记、信函、外交报告、见证者的叙述。他种材料只在下述情形方可引用：它们可从上述材料直接推衍出的，或是材料具有某种第一手的性质。这些材料必须页页核定过。”他强调“没有精确的研究，整体的概念只能是一个幻想”，但他通过对历史细节的精确研究后，将在更高的层次上关注历史的事物的普遍性，使批判方法、客观研究和系统构造联合起来。兰克学派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提倡考据坚实，以调查材料、考辨材料的真伪为史学的更高艺术追求。这是对兰克史学思想的片面发挥，然而此派在欧洲近代史学上的影响却是非常深广的。

傅斯年于1923年6月离开英国到德国留学，他曾学习比较语言学、逻辑学、医学心理学、人类学、梵文和语音学。1924年下半年，他开始转向史学，由于追求客观的、科学的、严密的学术倾向，遂选择了兰克学派。傅斯年于1926年归国后创立的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便直接受到兰克学派的影响。他多次主张借鉴欧洲近代的新史学，如说：“历史学和语言学在欧洲是很近才发达的。历史学不是著史，著史每多多少少带点古世中世的意味，且每取伦理家的手段，作文章家的本事。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利用自然科学给我们的一切工具，整理一切可逢着的史料。”傅斯年于1943年明确地介绍了欧洲实证主义史学派兰克和莫母森，他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兰克、莫母森之著史之点。”在这些论述里我们可见到傅斯年的历史语言学与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的密切关系，然而它绝非兰克学派在中国的移植或化身。傅斯年仅吸收了兰克史学的实证精神和对史料细致的考辨态度，而更多的是从德国兰克学派的伯伦汉（Ernst Bernheim，1850—1942）的《史学方法论》里吸收实证主义史学方法。兰克虽然学过历史语言学，但从未将“历史”和“语言”熔铸为一个新词。傅斯年关于“历史语言”中的“历史”和“语言”的含义有其独特的理解，将二者合为一个新的学术名词，更赋予它以特定的内容，由此创立“中国历史语言之学”。

中央研究院设置历史语言研究所，这应是傅斯年向院长蔡元培建议而争取到的。我们注意到中央研究院于1927年筹备时，决议先设立理化实业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地质研究所和观象台。次年4月研究院正式成立，傅斯年受聘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旋任所长。此所的名义很新异，其设置是傅斯年在归国前夕即准备实施的计划，故到中山大学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如果争取到此所在中央研究院设置，其成就与影响会更大，由此可以实现他的学术理想。中央研究院的成立，恰是一个最佳的机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时，蔡元培写了发刊词，他阐释“历史语言学”之义云：“发明文字以后，传抄印刷，语言日加复杂，可以助记忆力，而历史始能成立……人类有这种特殊的语言，因而以产生历史，这也是人类在动物中特别进步的要点，而历史语言学，便是我们最有密切关系的科学。”他所强调的记录语言的是文字，文字用以记载史事。“历史”等同于中国传统文化，是广义的历史概念；“语言的材料”即文献资料，自然属于史料。这样，“历史语言学”即是“历史文献学”。蔡元培很可能依据傅斯年向他表述之意而撰述发刊词的，这从傅斯年对相关诸概念的解释中可以得到印证。

《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是傅斯年创立历史语言学派的宣言。他对中国历史语言学的渊源作了追溯，并含蓄地对其含义作了简略的论述。其所推崇的欧洲近代史学是将历史学等同于史料学的，即用科学的方法整理史料；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史学。其所推崇的欧洲近代语言学，以为它超越了比较语言学，已同生物发生学、环境学、生理学相似，而更科学化了，因“语言即思想”，所以其范围是很广大的；这并非传统意义上的语言学。傅斯年是在欧洲近代历史学与语言学的启发下形成中国历史语言学观念的。他回顾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和语言学时，有意将两种学问结合。中国传统的史学，自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以来，皆非“客观的史学”。从宋代欧阳修的《集古录》对金石碑刻的考订，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用无限的史料考订旧记，以及南宋诸多学者对史料的考订辨疑——这种倾向到了明代已有欧洲近代史学的精神了。中国传统的语言学以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为代表，是一部没有时代观念的系统哲学。关于清代学术，傅斯年以为最具欧洲近代特色的，是顾炎武搜求直接史料订正文史和因时因地的音变观念为语言学，阎若璩以实在地理订正古代记载和以一切比核辩证儒家经典——他们是以考订史料的方式来对待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关于怎样继承传统的考据学，傅斯年在致王献唐的信里说：“弟以为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珒、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能博而不能精……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谨严了许多。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亦至乾嘉而硬化，专题能精确之，而忘命整个立场。至于王、段诸人而朴学观止。此后如再开大路，非（一）有大批新材料使用不可；（二）或一反明清之季之风气，扩大其范围，认定大题目，能利用乾嘉朴学之精诣，而不从其作茧自缚之处。”自清初顾炎武与阎若璩兴起了考据之学，亦称朴学，至乾嘉时期江永、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而臻于极盛。乾嘉学派的学风，梁启超概括为：孤证不为定论。罗列事项之同类进行比较研究，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文体贵朴实简洁。然而晚清以来，今文经学的复兴和国粹主义的涌动，中国的历史语言学不能随时发展而处于落后的局面。傅斯年借鉴欧洲近代学术的成功经验，总结中国近代学术落后的教训，提出三项标准以判断学术的价值：（一）凡直接研究材料，便进步，凡间接地研究前人所研究或前人所创造之系统，而不繁丰细密地参证所包含的事实，便退步；（二）凡一种学问能扩张它所研究的材料便进步，不能的便退步；（三）凡一种学问能扩充它做研究时应用的工具的，则进步，不能的，则退步。这是傅斯年创办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力图采用新工具，以处理新获的材料，在学术上取得新的成就。

历史语言研究所原计划在历史的范围设置五个组：文籍考订、史料征集、考古、人类及民俗、比较艺术；在语言的范围设置四个组：汉语、西南语、中央亚细亚语、语言学。在工作具体开展时，最初设置历史、语言和考古三个组，1936年增设人类学组。从其分组情况表明历史语言学并非简单的历史学和语言学的并列，它是一个新的综合性的学科。它以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为对象，采用西方自然科学与中国考据学相结合的方法，以解决历史与文献上存在的若干学术问题。因此，历史组重在搜集史料并进行文籍考订；语言组进行语言学研究之外，做大量的方言调查，考证文字、语音与语义问题；考古组进行大量的考古发掘工作，以提供学术研究的新材料；人类学组搜集新材料，并对少数民族的族源进行考辨。历史、语言、考古、人类学，都是作为历史语言学的“几个不陈的工具”的，它们并非独立于历史语言学之外的学科，而是其有机的组成部分。傅斯年关于中国历史语言学的观点是很独特的，其学术组织亦是独特的，是他创建的一个综合性的学科。(www.xing528.com)

20世纪初，瑞典的斯文·赫定、俄国的柯兹洛夫、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等探险家和学者相继在中国西北地区考古，发现大量的汉文、中亚文、西夏文和藏文的历史文献资料。他们将这些资料带回欧洲进行整理和研究，使海外研究中国学问的汉学一时兴盛，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西方汉学家研究中国的学问所关注的对象和使用的方法与中国传统学术是有差异的。傅斯年举例说：“我们中国人多是不能解决史籍上的四裔问题的，丁谦君的《诸史外国传考证》远不如沙万君之译外国传。玉连之解《大唐西域记》，高几耶之注《马哥博罗游记》，米勒之发读回纥文书，这都不是中国人现在已经办到的。凡中国人所忽略，如匈奴、鲜卑、突厥、回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等问题，在欧洲人却施格外的注意。”西方汉学的新成就曾使中国学者感到震惊，促使他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进行新的思考。关于中国某些困难的学术问题的研究，这是中国学者特具优势，而且能在世界汉学中居于领先地位。傅斯年虽然肯定西方汉学的成绩，同时也肯定中国学者治中国学术存在的优势，他说：“西方人研究中国或牵连中国的事物，本来没有很多的成绩，因为他们读中国书不能亲切，认中国事实不能明辨，所以关于一切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史事辨别等等，在他们永远一筹莫展。”历史语言学的研究，即重在文字审求、文籍考订和史事辨别等方面，这与国学研究的对象和重点是完全一致的。虽然中国学者治中国学颇有自信并有优势，但西方汉学的成就对中国学者来说却是一种巨大的挑战和压力，这点是傅斯年在留学欧洲的后期感受特别深的。1925年在柏林大学时，他的学术兴趣转向，关注中国四裔的历史、中亚语和欧洲东方学研究文献，并通过蔡元培的介绍而与法国著名汉学家伯希和取得学术联系。他归国创立中国历史语言学派即有意同西方汉学争胜。当傅斯年受任为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筹备委员时，曾表示“甚欲步法国汉学之后尘，且与之争胜，故其旨在提高”。在研究所设置之初，傅斯年在致蔡元培与杨杏佛的书信中说：“此研究所本不是一个国学院之类，理宜发达我国所能欧洲人所不能者（如文籍考订等），以归光荣于中央研究院，同时亦须竭力设法将欧洲人所能我国人今尚未能者而亦能之，然后中国之历史学与语言学与时俱进。”力图赶上西方汉学，扬长避短，并在某些方面超越汉学的范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十七年度报告》里，傅斯年重申了赶上和超越西方汉学之意：“今若决意设置，正以自然科学看待历史语言之学，此虽旧域，其命维新。材料与时增加，工具与时扩充，观点与时推进，近代欧洲之历史语言学其受自然科学之刺激与补助昭然若揭。以我国此项材料之富，欧洲人为之羡慕无似者，果能改以新路，将来发展正未有艾。”在傅斯年的观念中历史语言学是广义的汉学，他准备建立一个严格的专业学术机关，形成一个集体，因而学术研究如同近代工场的分工合作一样，发挥合力的优势。1933年他在致胡适的书信里说：“这个研究所确有一个责任，即‘扩充工具，扩充材料’之汉学（最广义的）。这样事业零星做也有其他机会，但近代的学问是工场，越有联络，越有大结果。”在筹备历史语言研究所时，顾颉刚亦是筹备委员，当商议建所的组织时，他认为“欲与人争胜，非一二人独特之钻研可成，必先培育一批人，积累无数材料加以整理，然后此一二人者方有所凭借”。当时傅斯年不赞同此意见，但稍后却完全接受了，所以除本所之专业研究人员外，还聘请特约研究员和外国通讯员，并招收研究生，从而集聚了一大批著名学者。罗家伦评价傅斯年说：“他办历史语言研究所时所树立的标准极高，观念很近代化。他的主张是要求办成一个有科学性而能在国际学术界站得住的研究所，绝不是一个抱残守缺的机关。”这个研究所是中国近代的学术典范，它在艰苦的多难的岁月里成长壮大，取得辉煌的成就。傅斯年具有世界学术的视野，力争中国历史语言学在世界学术中发生影响。研究所聘请西方著名汉学家米勒、伯希和、高本汉为外国通信员，通过他们将本所的学术研究成果推向欧洲。数年后傅斯年自豪地说：“彼等（伯希和等汉学家）应知此时代表汉学者为本院。”蔡元培也说：“中国学之中心点由巴黎而移至北平。”这是当时世界学术界所承认的事实。

中国历史语言学派的研究方法与胡适和顾颉刚的国学研究方法基本上是一致的。他们都主张用科学的方法，即自然科学的实证方法，而且都认为这种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精神有相通之处，但在具体理解方面是存在一些差异的。傅斯年提倡的科学方法源自欧洲近代实证主义史学派，但由于他在欧洲留学期间广泛地学过多种自然科学，受过严格的科学训练，从而形成更严密的实证的科学方法。他提倡的新方法是采用西方近代的地质学、地理学、考古学、生物学、气象学、天文学等自然科学的方法为工具，以整理史料，以为“若干历史学的问题非有自然科学之资助无从下手，无从解决”。他所列举的自然科学都是重资料的搜集，具有历史进化的特点，须考察、实验，并按合理程序进行工作的。他特别重视比较方法，以为史料学即是比较方法的应用：“历史的事件虽然一件只有一次，但一个事件既不尽只有一个记载，所以这个事件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其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历史上某个问题、某个事件，当比较了各种性质的文献记载之后，便可发现矛盾、疑难、真伪等问题，从而经过科学的考证而寻得历史的真实。傅斯年将文字的训诂考订作为“语言学的观点”，他认为其代表著作《性命古训辨证》便是“以语言学的观点解释一个思想史的问题之一法。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研究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著书者，其出发点与结论，每属于语学”。但是他仍然主张“语言学的观点之外，又有历史的观点，两者同其重要”。因为用文字训诂考订只可能解决个别语源与语义问题，若进一步以历史的观点考镜源流，才能使问题得到充分而圆满的解决。欧洲的兰克学派和中国的乾嘉学派都注重历史与文献的考证，追求客观真实的学术境界。傅斯年说：“最近百年来，文史的学问趋向于考证，诚然考证只是一种方法，而不是一种目的。但人类的工作，目的和方法是很不容易分别的。考证学发达的结果，小题大做可成上品，大题小做便不入流。”这是关于考证学最重要的经验总结，即旨在解决学术上存在的狭小问题，若是宏大的问题则分属于其他各学科了。国学与历史语言学都采用西方近代的自然科学方法，但在具体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问题时，还得具体地运用中国传统考据学使用的工具和方法：二者的结合为科学考证方法。这是20世纪初年以来国学新倾向的显著特征。

历史语言研究所每年都有周密的工作计划。傅斯年在《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二十年度报告》里总结了各组的工作情况。历史组整理了许多资料，研究成果有陈寅恪的《西夏文佛母孔雀明王经考释序》《支敏度学说考》《李唐氏族之推测》，徐中舒的《石本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再跋》《铜器中古代狩猎图像考》，朱希祖的《吴三桂周王纪年释疑》《后金国汗姓氏考》，赵万里的《两宋诸史监本存佚考》，赵邦彦的《汉代石刻中游戏图像考》等。语言组在方言调查及整理语言学资料外，研究成果有罗常培的《闭口九韵之古读及其演变》《知彻澄娘音值考》《敦煌写本守温韵学残卷跋》，王静如的《佛母大孔雀明王经夏梵藏汉合璧校释》《释定海方氏所藏至元通宝四体钱文》，刘文锦的《洪武正韵声类考》等。考古组进行发掘与调查外，研究成果有董作宾的《帚矛说》、郭宝钧的《古器物释名》、李济的《殷墟铜器五神及相关之问题》、刘屿霞的《殷代冶铜术》、丁山的《伯懋父郭跋》等。这些研究成果都属于考证性的论文。《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所内研究成果，其大半的论文亦是考证性的，例如胡适《建文逊国传说的演变》、陈寅恪《灵州宁夏榆林三城译名考》、徐中舒《耒耜考》、陈垣《〈大唐西域记〉撰人辩机》、赵荫堂《〈康熙字典·字母切韵要法〉考证》、孟森《清史祖布库里雍顺之考订》、劳干《汉晋闽中建置考》、陈乐素《〈三朝北盟汇编〉考》、陈述《阿保机与李克用盟结兄弟之年及其背盟相攻之推测》、黎光明《明太祖遣僧使日本考》、陈叔陶《〈新元史〉本证》、孙楷第《敦煌写本〈张淮深变文〉跋》、周一良《论宇文周之种族》、邓广铭《宋史职官志考证》、岑仲勉《天山南路元代设驿之今地》等等。集刊是傅斯年计划主办的，最能体现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和学术特色，其中的论文以新资料、新工具、新问题见长，以科学考证方法对中国历史与文献的狭小学术问题做窄而深的研究。集刊在学术界独树一帜并取得巨大成功，这是傅斯年“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的宏图的实现。

傅斯年开创的中国历史语言学，它与国学名异实同，但他仍然表示反对国学，并且是作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宗旨而提出的。他说：“我们反对‘国故’一个观念。如果我们所去研究的材料多半是中国的，这并不是由于我们专要研究‘国’的东西，乃是因为在中国的材料到我们手中方便些，因为我们前前后后对于这些材料或已经有了些研究，以后堆积上研究去方便些……世界中无论那一种历史学或那一种语言学要想做科学的研究，只得用同一的方法，所以这学问断不以国别成逻辑的分别，不过是因地域的方便成分工。”这里他明确地表示反对“国故”这个观念。胡适曾解释：“国学”是“国故学”的缩写或省称。傅斯年认为历史语言学虽然研究的材料大多数是中国的，却并不限于此，研究这种学问不应当以地域或国界来分，例如研究中国地质属于地质学一样。研究历史语言只得用同一方法，而因材料与工具的扩充，势必超越“国”的界限，弄得不“国”不“故”。此外还因“国故”易与“国粹”混淆。晚清以来各地办的存古学堂和民国以来各地办的国学院，皆以弘扬国粹为宗旨，所以傅斯年反对“国故”观念。他又承认国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是语言、历史、民俗等题目，这些亦是历史语言学研究的范围。历史语言研究所是合力工作，专业研究，动手动脚找材料，力图改变“读书就是学问”的风气，注重新材料的发掘，采用自然科学方法，研究的范围扩大到东方各国；因此它在某些方面与国学研究有所区别。关于国学与历史语言学之辨，在傅斯年看来，这不仅是名词——概念之争，而是体现为学术精神的差异。此差异源自历史语言之学是在与欧洲汉学争胜的背景下创立的，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东方学——汉学，使它在世界学术中取得应有的地位。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代表人物胡适与顾颉刚确实缺乏国学的高瞻远瞩的眼光和博大恢宏的气魄。我们客观地回顾这一段学术史，将整理国故、古史辨派和历史语言学派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论文性质，以及相关的许多学者在这三个领域里的交互情形加以比较，则它们的基本特征是相同的，即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历史与文献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这种研究不负担社会的道德的使命，不主张普及，不考虑成果的社会效应，是一种纯学术的研究。傅斯年希望“致中国历史语言之学于自然科学之境界中”，争取“科学的东方学之正统在中国”，这崇高而宏伟的愿望是非常不易实现的；它若实现，应是在一个方面标志着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