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小说考证：国学谈录

中国在20世纪之初发起的文学革命运动，或称新文学运动，标志古老的中国开始走上现代新文化的道路。新文学运动的倡导者胡适于1961年发表《四十年来的文学革命》总结说：“这一运动——一般称为文学革命，但我个人愿意将它叫作‘中国的文艺复兴’——是我与我的朋友在1915年、1916年与1917年在美国大学的宿舍中所发起的。直到1917年，这一运动才在中国发展。”1915年胡适已形成了“活文学”的观念。1916年他谈到中国历史上的文学革命时，以为元代以俚语创作的词曲、剧本及小说是一种真正的“活文学”出世。1917年胡适发表的《文学改良刍议》是文学革命运动的宣言。这时其“白话文学”观念已经成熟，以提倡白话文学为文学革命的主要任务。中国自《诗经》早期作品产生以来的三千年间积累了极为丰厚的文学遗产，胡适以为其中的大多数是“死文学”，只有通俗的白话文学才是“活文学”，亦是有价值的文学。他在1918年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里将古典白话长篇小说《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认为是白话文学的典范，而且以为“我们今日所用的标准白话，都是这几部白话文学定下来的”。我们于此可见古典白话小说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意义，而它们因托体甚卑以致长期以来被排斥于正统的文学史之外。它们的文学价值的发现，最初是源于外国的文学史家。俄国瓦西里耶夫于188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简史》介绍了《金瓶梅》。英国翟理斯于1900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史》简要地述及小说和戏曲。日本笹川种郎的《历朝文学史》于1903年由上海中西书局翻译出版，论及了元明清的小说。这些文学史论著关于中国白话小说仅有简略介绍，因关于它们的资料贫乏与历史线索模糊，故许多问题未能解决。胡适推崇白话小说，并视之为白话文学的语言标准，但若要进一步阐明它们的文学价值，便必须采用新的科学方法去解决许多困难的学术问题；然而这却非新文学运动所能完成的任务，而应是当时整理国故的内容之一。胡适恰好既是新文学运动的发起者，又是整理国故的号召者，这使他由推崇白话小说进而从整理国故的视角去做认真的学术研究。

“国故”这一概念亦是20世纪初出现的，它体现了一种学术思潮。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的加剧，一些文化保守主义者力图保存中华传统文化精华——“国粹”，从而树立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因而于1903年冬在上海倡议成立国学保存会。此会于1905年正式成立，创办《国粹学报》，刊行《国粹丛书》，宣告国粹学派的兴起。章太炎是国粹学派的代表人物，1906年在日本东京为中国留学生组成的国学讲习会担任主讲。1910年他将国学研究成果集为《国故论衡》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自此以弘扬国粹为宗旨的国学思潮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这引起新文化学者们的关注。1919年胡适在《新青年》杂志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他说：“我们对于旧有的学术思想，积极的只有一个主张——就是整理国故。”这是提倡用新文化的精神、评判的态度和科学的方法去研究中国传统文化，以作为新文学的理论建设。

胡适与同时代的王国维、章太炎、刘师培、梁启超等国学家对国学的内涵及对象的理解是不相同的，最为突出的是他对文学的重视，尤其是将白话小说亦作为重要的对象之一。1923年2月胡适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发表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一百八十一种。关于明清小说，他开列了十三种：《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儒林外史》《红楼梦》《水浒后传》《镜花缘》《今古奇观》《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九命奇冤》《恨海》和《老残游记》。稍后在答《清华周刊》记者时，他又拟了一个《实在的最低限度的书目》四十种，其中所列小说有《水浒传》《西游记》《儒林外史》和《红楼梦》四种。胡适晚年回顾国学运动时，总是将它与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相联系，以为中国文艺复兴运动的目的是：（一）研究问题，特殊的问题和社会迫切的问题；（二）输入学理；（三）整理国故；（四）再造文明。整理国故是胡适在领导国学新思潮时提出的一项研究国学最为实际的首要的工作。在整理国故的工作中，他很看重整理古典白话小说的意义。他在口述自传里说：

我曾说过“整理国故”——有系统和带批评性的“整理国故”——是“中国文艺复兴运动”中的一个部门。……我们这一文学革命运动，事实上是负责把这一大众所酷好的小说，升高到它们在中国活文学上应有的地位。……我建议我们推崇这些名著的方式就是对它们做一种合符科学方法的批判与研究，我们要对这些名著作严格的版本校勘和批判性的历史探讨——也就是搜寻它们不同的版本，以便于校订出最好的本子来。如果可能的话，我们更要找出这些名著作者的历史背景和传记资料。

胡适为谋求中国学术的解放，开启了国学研究的新方向，阐述了新的国学观念，促进了国学运动的健康发展。他在国学的具体研究工作中是以研究白话小说的学术问题为整理国故的切入点的，为此他在晚年仍感到欣慰。他从现代学术意义来研究中国白话小说的学术问题，完成了系列的考证，计有：《〈水浒传〉考证》（1920）、《〈红楼梦〉考证》（1920）、《〈水浒传〉后考》（1921）、《跋〈红楼梦考证〉》（1922）、《〈三国演义〉序》（1922）、《〈西游记〉考证》（1923）、《〈镜花缘〉引论》（1923）、《〈水浒续集两种〉序》（1923）、《〈三侠五义〉序》（1925）、《〈老残游记〉序》（1925）、《〈儿女英雄传〉序》（1925）、《重印〈文木山房集〉序》（1925）、《〈海上花列传〉序》（1926）、《〈官场现形记〉序》（1927）、《考证〈红楼梦〉的新材料》（1928）、《百二十回本〈忠义水浒传〉序》（1929）、《读吴承恩〈射阳文存〉》（1930）、《辨伪举例——蒲松龄的生年考》（1931）、《跋〈西游记〉本的〈西游记传〉》（1931）、《〈醒世姻缘〉考证》（1931）、《跋乾隆庚辰本〈脂砚斋重评石头记〉抄本》（1933）、《重印乾隆壬子本〈红楼梦〉序》（1938）、《记金圣叹刻本〈水浒传〉里避讳的谨严》（1947）、《所谓曹雪芹小像的谜》（1960）。以上论文中大多数是为上海亚东图书馆新式标点的古典长篇白话小说作的序言。这些新整理本小说在社会上广为流行，确为新的白话文学创作提供了文学范本，同时实现了胡适整理国故的一种愿望。这些小说考证是国学研究的一种典范，是胡适对国学运动的重大贡献之一。

当胡适从事小说考证之初，中国学术界对小说的研究正处于起步的阶段，筚路蓝缕，甚为艰难。蒋瑞藻的《小说考证》于1920年出版，所汇集的一些小说资料极为杂乱，尚非学术研究的著作。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于1923年出版，初步构架了中国小说发展的轮廓，虽有一些精辟的论述，但个案的研究尚未深入；其《小说旧闻钞》亦是一般资料性的汇编。胡适在研究中也曾参考过这些资料，但更多的重要资料是他通过各种方式和各种渠道获得的，而且采用了新的科学方法进行细密深入的考证，解决了许多学术难题，臻于很高的学术成就。

自1923年胡适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标志国学新思潮兴起以来，使国学的发展摆脱了国粹主义的桎梏；国学已是以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细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为对象的，采用科学考证方法进行研究的一门新的学科。胡适于1919年提倡整理国故时即主张“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稍后又指出整理国故是“把三千年来支离破碎的古学用科学方法作一番系统的整理”。这“科学的方法”和“精确的考证”，或称科学考证方法，不仅是整理国故的方法，亦是新的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胡适、顾颉刚、傅斯年、郭沫若都提倡科学考证方法，他们的理解略有差异，而基本精神则是相同的。胡适曾多次谈到科学方法，我们归纳起来它包含尊重事实的搜集材料、历史的方法和实证的方法。由于胡适个人的学术选择，在整理国故的过程中着重对于小说的研究；其取得巨大成就即在于具有新的文化观念并采用了科学的方法。他于1952年谈治学方法时说：

我可以引为自慰的，就是做二十多年的小说考证，也替中国文学史家与研究中国文化史的人扩充了无数的新材料。只拿找材料做标准来批评，我二十几年来以科学的方法考证旧小说，也替中国文学史上扩充了无数新的证据。

我们现在略为考察胡适在小说考证中是怎样运用科学方法的。

（一）材料的搜集。1928年胡适在《治学的方法与材料》里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凡科学研究工作都是建立在事实和证据的基础上的，因而搜集大量的客观的和新的材料成为首要的条件。1936年胡适致程靖宇书信里说：“我对于一切青年人的劝告，是有几分证据，才说几分话。有一分证据，只可以说一分话；有三分证据，只可以说三分的话。”这是胡适在治学中严遵的原则。顾颉刚曾为胡适搜集过关于《红楼梦》的资料，在创立新红学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说：“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到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可见搜集材料，以实际材料作为研究的前导与依据是具有方法论意义的，而就红学来说这竟是新与旧的红学的分野。胡适在作《红楼梦》考证时，非常辛苦地搜集有关曹雪芹家世的材料：他访求到曹雪芹友人敦诚《四松堂集》之海内孤本，以及各种版本的《红楼梦》，顾颉刚提供的《江宁织造职官表》和《圣驾（康熙）五幸江南恭录》。胡适以此说明新材料在考证中的意义：

我所以举《红楼梦》的研究为例，是说明如果没有这些新的材料，我们的考证就没有成绩。我们研究这部书，因为所用的方法比较谨严，比较肯去上天下地，动手动脚找材料，所以找到一个最早的“脂砚斋抄本”——曹雪芹自己批的本子，和一个完全的八十回抄本，以及无疑的最早的印本——活字本，再加上曹家几代的传记材料。因为有这些新材料，所以我的研究才能有点成绩。

此外如胡适寻求《海上花列传》和《官场现形记》作者的新材料亦是很不易得的。《海上花列传》的作者自署“花也怜侬”；蒋瑞藻《小说考证》引《谭瀛室笔记》以作者为松江韩子云，而其具体情况却难得知。胡适托友人陈陶遗访问其松江同乡韩子云的历史，陈陶遗介绍去找孙玉声。这时恰好胡适见到孙氏《退醒庐笔记》的出版消息，购得此书后即找到了韩子云的材料。胡适又与孙氏通信，请教一些问题，于是得知：韩子云名邦庆，别号太仙，又自署大一山人，作《海上花列传》则署名“花也怜侬”。胡适据新得的材料于1926年完成了《〈海上花列传〉序》，对作者进行了新的考证，并为之辨诬。《官场现形记》的作者自称“南亭亭长”，人们知道这是李伯元的别号，但其身世却不清楚。胡适因友人蒋维乔的介绍，与李伯元的侄子李祖杰取得联系，不久收到李氏的长信，从而得以了解作者的生平大概。胡适是极重视材料搜集的，但有时材料尚不具备，或尚未得到确实的证据，为应付出版社之需，对某些小说的考证作出过错误的判断。例如关于《水浒传》七十回本的版本来源和《镜花缘》作者李汝珍事迹的判断均有误，待到后来获得新材料始予以纠正。材料的搜集是困难的，但材料的辨伪尤为困难，更足以体现考证者的学术识见。(www.xing528.com)

（二）历史的方法。这是将事件、人物、制度、学说、现象等视为历史过程的一个中段，它并非孤立的现象，有其产生的原因，也有所引起的效果。此亦被胡适称为“祖孙的方法”，即从上了解其“祖辈”，从下了解其“孙辈”，将人物或事件置于历史锁链中来考察。胡适说：“指出它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它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个方法又是严厉的，是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它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评判它本身的价值。”胡适运用历史的方法研究《红楼梦》取得了学术的突破，开创了新的研究道路。自《红楼梦》传世之后，引起学者们关于小说主要人物的种种猜测与附会，例如以为是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以为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具有政治寓意；或以为所写的是宰相明珠之子纳兰成德的故事。1904年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的结语里感叹说：“《红楼梦》自足为我国美术上之唯一大著述，则其作者之姓名，与著书之年月，固当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我国人之所聚讼者，乃不在此而在彼；此足以见吾国人之对此书之兴味之所在，自在彼而不在此也。”胡适考证《红楼梦》时说：“《红楼梦》的考证是不容易做的，一来因为材料太少，二来因为向来研究这部书的人都走错了道路。他们怎样走错了道路呢？他们不去搜求那些可以考定《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却去搜罗许多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里的情节。他们并不曾做《红楼梦》的考证，其实只做了许多《红楼梦》的附会。”胡适关于《红楼梦》的考证发表了系列论文，第一次解决了作者的家世问题，涉及作者是曹寅之子或其孙的问题，曹氏家族与清皇室关系的问题，作者生平事迹问题，八十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的关系问题，续书的作者等问题。1951年胡适致臧启芳书信里追忆说：

我三十年前提出的“作者自叙”的历史看法……确定此论点之法，全靠历史考证方法，必须先考得雪芹一家自曹玺、曹寅至曹颙、曹，祖孙四代四个人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必须考得康熙六次南巡，曹家当了“四次接驾之差”，必须考定曹家从极繁华富贵的地位，败到树倒猢狲散的情况——必须先作这种传记的考证，然后可以确定这个“作者自叙”的平凡而合情理的说法。

这种考证是我们从文学角度去研究《红楼梦》之前的必要的准备，亦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关于《西游记》的考证，除作者吴承恩的生平事迹之外，其故事来源的考证同样是很重要的。元代初年长春真人丘处机的《西游记》与白话小说《西游记》有无关系，小说中唐僧的故事与唐代高僧玄奘的关系，元人话本《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西游记》的关系，话本中猴王的来历与印度佛教传说的关系，唐三藏取经故事在元人杂剧里的发展演变情况，这些都需要作细密的历史考证。胡适自1921年至1923年完成了《〈西游记〉考证》。他的考证还原了《西游记》的文学真实面目。这部小说长期以来被道士们认为是“金丹妙诀”，僧人们说是“禅门心法”，理学家又以为是讲“正心诚意”之书。胡适说：

这几百年来，读《西游记》的人都太聪明了，都不肯领略那极浅极明白的滑稽意味和玩世精神，都要妄想透过纸背去寻那“微言大义”，遂把一部《西游记》罩上了儒、释、道三教的袍子；因此，我不能不用我的笨眼光，指出《西游记》有了几百年逐渐演化的历史，指出这部书起于民间传说和神话，并无“微言大义”可说。

此外，在关于《三国演义》《水浒传》和《三侠五义》等故事来源的考证中，胡适都同样用了历史的方法。

（三）实证的方法。此亦叫实验方法，胡适认为它要求从具体事实与境地下手，以一切学说和知识都是有待证实的假设，须要实行验证，以实验为真理的试金石。他于1928年谈到科学方法时概括为：“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这即指实证方法。他还认为这种方法是西方近世自然科学使用的方法，而且中国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也是与之相同的。这些学者的学说是建筑在考据的基础上的。关于小说《醒世姻缘》作者的考证，是胡适运用实证方法的最典型的例子。约在1924年，上海亚东图书馆标点重印《醒世姻缘》而请胡适作序。因小说作者署名“西周生”，在未弄清作者的真实姓名与历史背景时，他不敢作序；直到七年之后得到了新的材料，并通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才解答了作者是谁的难题，故其《〈醒世姻缘〉考证》成于1931年。胡适谈到此例说：

这个难题的解答，经过了几许的波折，其中有大胆的假设，有耐心的搜求证据，终于得着我们认为满意的证实。这一段故事，我认为可以做思想方法的一个实例，所以我依这几年逐渐解答这问题的次序，详细写出来，给将来教授思想方法的人，添一个有趣味的例子。

《醒世姻缘》是一部白话长篇小说，故事托始于明代中期，但小说谈到杨梅疮和《水浒传》与《西游记》里的事典，可见它应成书于明末清初。胡适对小说的故事内容进行探究，发现它与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江城》一篇，均写两世的恶姻缘，而且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于是做了一个大胆的假设：《醒世姻缘》的作者也许就是《聊斋》的作者蒲松龄。胡适说：“我有了这个假设，就想设法证实它。不曾证实的假设，只是一种猜测，算不得定论。证实的工作很困难。”他先从两书之中求得内证，它们都着力写悍妇，两者一略一详，是稿本与定本的关系。然而这尚非有力的证据。1929年，胡适从邓之诚《骨董琐记》卷七蒲留仙（蒲松龄别号）条见到“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这是引清代藏书家鲍廷博的话，但出处不清楚。胡适托人去问邓之诚所转述的确切出处；邓之诚言是闻之于缪荃孙，而缪氏的《云自在龛笔记》稿本不可见。1930年胡适于北平见到孙楷第，请代为寻查；孙氏比较了小说和山东济南方志所记地理、灾异、人物，但仍未获得有力的证据。继而《聊斋》白话韵文的出现，胡适将它与《醒世姻缘》在用语——特别是土语上做了比较，更坚信了自己的假设。在《〈醒世姻缘〉考证》完成后的次年——1932年8月，胡适的友人罗尔纲从广西寄信，抄录了杨复吉《梦兰琐笔》里一则材料，其中确记：“鲍以文云，留仙尚有《醒世姻缘》小说，盖实有所指。”这样终于使胡适的假设得到证实。在胡适的小说考证中关于作者、时代和版本等难题的解决，大都是其实证方法的成功运用，有的是几经反复才得以证实的。

胡适的小说考证是其整理国故的主要工作之一，亦是他对中国文艺复兴运动——提倡白话文学的重大贡献。整理国故是20世纪初年国学运动开展时提出的首要任务。胡适的小说考证的系列论文是很典型的国学论文，其采用的方法是国学研究的科学考证方法。他于1919年论国故学时曾说：

我以为我们做学问不当先存这个狭义的功利观念。做学问的人当看自己性之所近，拣选所要做的学问，拣定之后，当存一个“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研究学术史的人更当用“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标准去批评各家的学术。学问是平等的。发明一个字的古义，与发现一颗恒星，都是一大功绩。

胡适正是以此种求真理的态度考证小说的。它在体现国学新思潮和使用科学考证方法等方面，确是“开辟一个新方向，打开一条新道路”，其意义与影响远远超越了小说考证本身。我们从胡适的小说考证与整理国故关系的考察中，可以从一个侧面认识国学的性质与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