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初国学运动兴起之际，南京国立东南大学的意义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著名国学大师梁启超与胡适在此关于国学的讲演，对国学新思潮的开展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现在当国学研究再度兴起时，我们重温这两位国学大师的讲演，他们的意见仍然会给予我们许多启迪。
1922年秋，南京东南大学国文系同学受到当时国学新思潮的影响，深感国学沦夷，希望群力以挽救，于是联系本校文科同学商议成立国学研究会，国文系诸位教授极为赞成并愿意指导，全校各科同学纷纷参加。10月13日，召开国学研究会成立大会，由李万育任主席。研究会下设经学、小学、史学、诸子学、诗文学五部进行研究工作。为指导国学研究的开展，研究会特聘校内外学者到会讲演，迄于1923年初做了十次讲演，结为《国学研究会讲演录》第一集，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十次的讲演题目为：
吴梅：《词与曲之区别》
顾实：《治小学之目的与方法》
梁启超：《屈原之研究》
陈延杰：《近代诗学之趋势》
陈去病：《论诗人应有之本领》
柳诒徵：《汉学与宋学》
梁启超：《治国学的两条大路》
以上所讲多为国学研究专题，仅梁启超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最具国学研究的理论指导意义。梁启超是1922年10月赴南京东南大学讲学的，每日下午讲《中国政治思想史》，后整理为《先秦政治思想史》。此外于1922年11月3日为东南大学文哲会讲演《屈原研究》，10日为史地学会讲演《历史统计学》，1923年1月9日为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讲演《治国学的两条大路》，13日作《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
东南大学国学研究会主办的《国学丛刊》于1923年创刊，以“整理国学，增进文化”为宗旨，每季出版，发表关于国学论著的通论、专著以及诗文。1924年1月国学研究会邀请胡适为国学研究班讲演《再谈谈整理国故》，讲稿载于1924年2月25日《晨报·副刊》。国学研究会成立之前，1921年7月31日胡适曾应邀为东南大学及南京高师暑期学校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讲稿载于1921年8月4日上海《民国日报·觉悟》副刊，又载于1921年8月25日《东方杂志》第十八卷第十六期。胡适前后两次讲演均是整理国故的问题，他在后一次讲演里说：“鄙人前年曾在贵校的暑期学校讲演过一次整理国故，今天的题目名曰‘再谈谈整理国故’。那时我重在破坏方面提倡疑古，今天要谈的却偏于建设方面了。”这两次讲演是有内在逻辑联系的。梁启超和胡适在东南大学国学会的讲演，是讲国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是他们研究国学的经验总结，这在当时是最为学术界所关注的。
梁启超于1920年3月5日从欧洲回到上海。他通过考察欧洲各国，对西方文化价值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于是决定远离政治，从事学术著述和讲学，希望以全力投入教育事业来培植国民的文化素质。自从离开政治舞台之后，梁启超的学术研究基本上是属于国学研究，曾著有《国学小史稿》，但在编集《最近讲演集》时，可能自以为尚不成熟而舍去了。在到东南大学讲学之前，他出版了两部重要的国学专著，即《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历史研究法》。它们分别于1921年1月和1922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应是治国学者必读之书。前者概略地总结了清代学者整理与研究中国历史与古籍的成就，是后世研究国学的出发点；后者以综合的历史观念讲述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的基本方法，也是研究国学的基本方法。虽然梁启超于后来在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担任导师并讲国学，但是我们综观其全部学术论著，只有他在东南大学所讲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是专门的、直接的关于治国学途径的论述。它最完整地表达了梁启超的国学观念，因而此次讲演在国学运动史上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关于治国学的两个途径，梁启超以为：一是文献的学问，一是德性的学问。这二者的研究对象与方法是完全不同的。文献的学问是国学研究的本体，梁启超在论述时的逻辑结构是：文献的学问应用客观的、科学的方法去研究，对象是中国浩繁的史料——包括历史、六经、诸子、诗文、小说等。研究的范围是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古典考释学和艺术鉴评学，要求达到求真、求博、求通的标准。在国学运动初期，学术界对国学的性质、研究对象和方法尚在探讨之中。梁启超的意见是接近国学实质的，但在观念上还不够清晰，而且因长于史学，以至特别强调史学的重要，出现将史学与国学混淆的情况。他以为治国学的目的“第一条路便是近人所讲的‘整理国故’，这部分的事业最浩博最繁难而且最有趣的便是历史”，而他所提倡的科学方法体现在其所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和两个月前在本校（东南大学）所讲的《历史统计法》”里面。关于文献的学问，梁启超的本意是指对文献的研究，这与文献学是关于认识、运用和处理文献的方法之学是不同的，他却又将二者混淆。他在谈“文献的学问”的范围时，变为谈文献学的范围，所举的四项之中的文字学、社会状态学和艺术鉴评学，它们虽然也要使用文献，但却非文献的学问。尽管梁启超在上述学理方面有一些缺憾，然而其讲演中却有对国学理论的重大贡献：
（一）国学研究的对象是什么。梁启超以为治国学的首要途径是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以研究文献，这即是当时胡适提倡的“整理国故”。这里的“文献”包括了中国进入文明社会以来的经学、史学、诸子、诗文、小说笔记、金石刻文等用文字记录的“文化产品”，它们是“我们的祖宗遗予我们的文献宝藏，诚然足以傲世界而无愧色”。我们可以概括为：国学研究的对象即是中国的历史文献。
（二）怎样去研究中国的历史文献。梁启超尝试提出“古典考释学”，他说：
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难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
这实即对古典的考证。梁启超在谈到文献的学问要做到求真时，他提出了“新考证学”，此可视为对“古典考释学”的补充解释。“新考证学”区别于清代乾嘉学派的考据学，它在名义上比“古典考释学”更为确切。梁启超解释说：(www.xing528.com)
凡研究一种客观的事实，须先要知它“的确如此”，才能判断它为什么如此。文献部分的学问，多属过去陈迹，以讹传讹，失其真相者甚多，我们总要用很谨严的态度，仔细别择，把许多伪书和讹事剔去，把前人的误解修正，才可以看清真面目来。这种工作前清“乾嘉诸老”也曾努力做过一番，有名的清代正统学派之考证学便是。
关于从学者个人的角度来治国学，梁启超以为这应根据个人的喜好与学养去分担二三门做“窄而深”的研究，而且要拼着用一二十年的工夫，才可能做得有点眉目。因此关于古代典籍的考证，只能做窄而深的研究：“窄”则题目狭小，“深”则研究深入，而且要求“从极狭的范围内生出极博来”。这样所研究的应是历史文献的狭小问题，但却体现出极博的知识。梁启超于1920年著的《墨经校释》和1922年著的《大乘起信论考证》即是如此。
（三）用什么方法去进行考证。梁启超特别强调要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他对东南大学的同学说，这种方法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和《历史统计学》里谈过了。统计方法得出的数证是科学研究的一种依据或准备工作。关于科学方法，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说：
历史上事实，非皆能如此其简单而易决，往往有明知其事极不可信，而苦无明确之反证以折之者。吾侪对于此类史料，第一步只宜消极的发表怀疑态度，以免真相之蔽；第二步遇有旁生的触发，则不妨换一方向从事研究，立假说以待后来之再审定。
此过程是：提出怀疑，换方向思考，设立假说，审定假说。这种方法较之“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显然可以避免大前提引发的错误而失去客观谨慎的态度。梁启超不主张单纯地从事考证，而主张用考证所得的事实运用思想去进行批评。他说：“夫吾侪修史，本非徒欲知此事而止，既知之后，尚须对此事运吾思想，骋吾批评。虽然思想批评必须建设于事实的基础之上而非然者，其思想将为枉用，其批评将为虚发。”这样的科学方法正是欧洲19世纪以来新史学——历史语言考证学派所使用的，它促进了新史学的进步。我们可以将梁启超关于治国学的途径归纳为：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以考证历史文献。这是一个文献的学问，亦即整理国故的事业。他的这种意见较当时章太炎、刘师培、王国维和胡适等国学大师对国学的理解更为全面、更贴近国学的性质，故很值得我们重视。
关于治国学的另一条途径，梁启超指出它应用内省的和躬行的方法去研究，是属于德性的学问。他说：“近来国人对于知识方面很是注意，整理国故的名词我们也听得纯熟。诚然整理国故我们是认为急务，不过若是谓整理国故外，遂别无学问，那却不然。”他以为中华文献宝藏最突出之点是含蕴的人生哲学，这不是知识的问题，而是通过主体的内省并付诸社会实践，即“知行合一”的德性之学。此学源于儒家，第二个源泉是佛教。梁启超从先儒和佛教中吸取了他认为的合理内核，以为儒家偏于现世，佛教偏于出世，但它们的共同目的是愿“世人精神方面完全自由”。他解释说：
现在自由二字，误解者不知多少，其实人类外界的束缚，他力的压迫，终有方法解除，最怕的是“心为行役”，自己做自己的奴隶。儒、佛都用许多的话来教人，想叫把精神方面的束缚解放净尽，顶天立地，成一个真正自由的人。
梁启超舍弃了儒家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伦理道德，超越了佛教的空虚寂灭的消极态度，从中获得具有积极意义的人生价值观念。当学者以精神完全自由的人生哲理光照去治国学，这“才算尽了人生的责任”。在《东南大学课毕告别辞》里，梁启超着重发挥了“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之说。他认为这是东方的主要精神，为达到此境界以济“精神饥荒”的方法是：一、裁抑物质生活，保持精神生活的圆满；二、先立高尚美满的人生观。如果有了这样的精神来研究学问，则必然会成功的。在当时具有新思潮的国学家们都主张研究国学的目的是求真，国学是一种纯粹的学术，它不必负担提高国民道德和改变世道民心的社会使命时，梁启超却将德性的学问视为治国学的根本途径之一，这与其他许多国学家的观念相异。梁启超以为治国学即整理国故，那么“德性的学问”与“整理国故”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在他看来“德性的学问”是“整理国故”以外的一种学问。这样从逻辑关系来看，则“德性的学问”不属于国学范畴，其内省性质与躬行方法皆与国学完全对立。由此，梁启超已陷入逻辑的矛盾与错误，因而“德性的学问”不能成为治国学的途径。虽然如此，梁启超却提出一个学术信仰问题。国学家若同清代乾嘉的考据家那样，仅从事支离破碎的窄而深的文献与历史事实的考证，而未将所学的知识及所治的学问转化为学术信仰，从而建立人生的信念，这样的国学家缺乏思想之光，必然影响其学术成就，也不能去发现具有重大意义的学术课题。此外，如罗振玉、叶德辉、王国维、章太炎等国学家甚至在晚年陷入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之中，以致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学术成就。因此梁启超所提倡的“求精神生活的绝对自由”，以期建立崇高宏大的学术信仰，却又是每一位国学家治国学的一条不可缺少的重要途径。
在国学运动初期，胡适是最早提倡国学新思潮者。20世纪初学者们理解的国学实即儒家的经学，他们视儒家的政治伦理之学为“国粹”，以弘扬国粹来抵制西学和新学。新文化的学者们对国粹主义思潮是持反对态度的，却引起他们认真考虑在提倡新文化思想时应怎样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问题。1917年7月10日胡适自海外归国，旋即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哲学、英国文学和亚洲文学名著。他于1919年10月30日《新潮》第二卷第一号发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的短文，回答了对国学质疑的意见。胡适认为国学是超功利观念的，是“为真理而求真理”的纯粹学术，而学者也应抱着“为真理而求真理”的态度。此年12月1日，他于《新青年》第七卷第一号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在国学运动中第一次提出“整理国故”的号召。关于整理古籍的步骤，胡适以为要做系统的整理，寻出每种学术思想的发展过程及影响，用科学的方法作精确的考证，在此基础上进行综合的研究。这仅是整理国故的一个初步意见，尚待完善。1921年7月胡适在东南大学讲演《研究国故的方法》时，其整理国故的概念与思路才较为清晰。他第一次对“国故”的概念作了说明：
“国故”底名词，比“国粹”好得多。自章太炎著了一本《国故论衡》之后，这“国故”底名词于是成立。如果是讲“国粹”，就有人讲是“国渣”，“国故”（National Past）这个名词是中立的。我们要明了现社会底情况，就得去研究国故。古人讲，知道过去才能知道现在。国故专讲过去国家的文化。
章太炎的《国故论衡》是于1910年由日本秀光社排印出版的，他理解的国故是以“儒术”为核心的“国粹”。胡适特别将“国故”与“国粹”予以区别，表示了对国学观念的新认识。怎样研究国故，胡适提出四种方法：一、历史的观念；二、疑古的态度；三、系统的研究；四、整理。关于历史的观念，胡适在1923年2月25日《东方杂志》第二十卷第四号发表的《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序言》里作了较详的说明，即将古籍视为历史。关于系统的研究，这是有待整理国故之后的理论性综合研究，即著成各种专门的学术史。关于整理国故，他仅提出在形式上为古籍加标点符号并分段落，在内容上加以新的注释。胡适的讲演共约两千字，对以上三点仅概略地谈到，并未展开。他着重讲疑古的态度，有意破坏国粹主义的观念。疑古的态度是国学新思潮的一个标志，它由胡适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来。他主张对于传统文化的整体——历史文化典籍持“宁可疑而错，不可信而错”的态度，因此：一要疑古书的真伪；二要疑古籍被那山东老学究弄伪的地方。胡适解释说：
我们疑古底目的，是在得其“真”，就是疑错了，亦没有什么要紧。我们知道，那一个科学家是没有错误的。假使信而错，那就上当不浅了。自己固然一味迷信，情愿做古人底奴隶，但是还要引旁人进入迷途呢！我们一方面研究，一方面就要怀疑，庶能不上老当呢！
胡适此次讲演重新阐释了“国故”的概念，对研究国故有了明确的计划与方向。其中疑古的态度对国学运动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非常重大的指导作用，直接影响到顾颉刚以疑古为特色的古史辨派的兴起，导致古史辨派成为国学运动中的一个重要的流派。1923年1月，胡适在北京大学的《国学季刊》创刊号上发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这是其《研究国故的方法》的发挥。他再次解释了“国故”的概念，并为国学下了新的定义，对国学研究的进行做了全面的论述。关于整理国故，他提出了三种整理方式：一、索引式的整理，即对重要的卷帙浩繁的典籍编制索引，以便检索；二、结账式的整理，即对典籍的集注集释；三、专史式的整理，即著成各学科的、断代的、学派的、个人的专门学术史。这是胡适在《新思潮的意义》里所谈到的系统地整理国故的具体解释，但尚不是很完满的。1924年1月在东南大学国学研究班讲演时，他再次专就整理国故的方式作了全面论述。此次胡适谈到整理国故的意义时说：
现在一般老先生们看见新文化流行，读古书的人少，总是叹息说：“西风东渐，国粹将沦亡矣。”但是把古书翻开一看，错误舛伪，佶屈聱牙，所在皆是，欲责一般青年能读之，实属不可能，即使“国粹沦亡”，亦非青年之过，乃老先生们不整理之过。
此时怎样整理国故的问题，胡适在认识上更为成熟和全面了。他在《〈国学季刊〉发刊宣言》里概括了整理国故的三种方式，在此次讲演里均简略地述及，又特别增添了“读本式的整理”，并将它作为首要方式而着重讲述。“读本式的整理”与其他三种方式的性质不同，它属于普及性的，读者对象为一般青年。这种读本式的整理要求具备五个方面：一、校雠，提供正确的文本；二、训诂，对语言文字和事典的注释；三、标点；四、分段；五、介绍，对作者及典籍的历史背景的介绍与批评。整理国故的四种方式，胡适认为都是容易做到的，希望具有中等才能的和具有国学常识的人都参加整理。胡适先后两次在东南大学的讲演，它们之间是有内在逻辑关系的，可以表示如下：
胡适所说的“研究国故”即是“国学研究”，而“整理国故”则是整个国学研究系统的一个部分。如果将整理国故与国学研究等同，则是混淆了两个不同的学术层面。我们从胡适关于国学论述的考察，可见到他最初在《论国故学——答毛子水》时，对国学的认识是很浅表的；在《新思潮的意义》里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却并不具体。胡适在东南大学的两次讲演虽然颇为简短，却十分精粹，将它们合观则很完整地表述了他研究国学和整理国故的计划和基本观点，可以说这是具有总结性的讲演。它与《〈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均在国学运动中产生了重大影响，促进了国学运动向新的道路发展。
20世纪初年，北平的高等学校是新文化的发源地，亦在这里产生了国学新思潮，处于时代思想的中心。当时南方以南京为中心的学术界则趋于守旧，并抵制新文化。南京的东南大学是南方国学运动的重镇，较早地成立了国学研究会。指导教师陈中凡、顾实、吴梅、陈去病、柳诒徵从推动国学研究的角度考虑，先后邀请北方国学大师梁启超和胡适来学术讲演，进行学术交流，由此带来了新的思想和方法，大大推动了东南大学的国学研究。梁启超在东南大学首次系统地阐述了他的国学观念，以为治国学的途径是用客观的科学方法以考证历史文献，并设想建立“新考证学”；同时他要求治国学者应有精神的绝对自由和坚定的学术信念。胡适在东南大学则系统而全面地讲述了研究国故和整理国故的方法，总结了对国学运动的认识，特别倡导研究国学应持疑古的态度和历史的观念。梁启超的讲演是新的课题，考虑尚不成熟，却提供了新颖而深刻的学术见解。胡适的讲演是重复的课题，但使其论题得以完善，对国学运动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我们合观这两位国学大师的讲演，可见他们就治国学的途径与方法做了非常重要的论述，其中含有关于国学理论的极为珍贵的意见。现在这两位前辈大师的意见仍然具有学术的光辉，值得我们认真学习与发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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