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清华大学清华园内现立王国维纪念碑铭：学术独立的意义与实现

在北京的清华大学幽静的清华园里，现在仍立着王国维纪念碑。它是在王国维自沉昆明湖之后两周年——1929年由国立清华大学研究院师生敬立的。学子们每经此地时总会怀着对一代国学大师的崇敬与惋惜的心情，而又总会为在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的陈寅恪先生所写的碑铭所感动与激励。碑铭中称赞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第一次表达了近世启蒙思想运动以来中国学者关于学术的独立与自由的理想，成为正直学者的追求与人格的象征。早在1905年，王国维即论述学术独立的意义，他说：“夫哲学家与美术家之所志者真理也。真理者，天下万世之真理，而非一时之真理也。”因而追求真理是学者的天职，他希望“今后之哲学、美术家毋忘其天职而失其独立之位置则幸矣”。他评论学术界时，主张将学术研究视为目的，而非作为国家、民族和宗教的手段；这样学术才能独立，而“学术之发达，存乎其独立而已”。在陈寅恪看来，王国维以自杀方式表现的独立与自由精神是伟大而永恒的。这亦是陈寅恪的思想与主张。1953年12月，他在《对科学院的答复》里申明：“我的思想，我的主张完全见于我所写的王国维纪念碑中……我认为研究学术最主要的是要具有自由的意志和独立的精神。”近年谈论陈寅恪已成为一种“高雅的时尚”，其“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当我们重读王国维纪念碑铭时自然会陷入种种的沉思：怎样理解学术的独立的意义，学术真能独立吗，王国维和陈寅恪关于学术独立的理想实现了吗？

1907年是王国维在学术思想上最困惑之际，他清楚地知道什么是真理，什么是谬误，也见到个人才性在理智与情感方面的矛盾，于是决定从哲学转入文学领域，继而又从文学转到文字学、音韵学、中国古史、西北历史地理的研究。他对学术研究对象和方法的选择是以个人学术兴趣为转移的，体现了独立的精神与自由的思想。陈寅恪早年以治唐史知名，继于1950年刊行《元白诗笺证稿》开创以诗证史的比较方法，走向文史结合的研究道路。在他人生的最后二十年（1949—1969），虽然双目失明而仍顽强地完成了关于弹词《再生缘》的长篇论文和关于清初名妓柳如是的传记巨著。这两项研究是冷僻而与时代思潮相违的，它们的完成足以体现陈寅恪的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这是我们将两位大师的学术研究孤立地看待而作出的结论，而事实上并不完全如此。学者关于学术独立自由的追求属于个人理想，希望在实现的过程中体现学者的本质力量而通向真理的彼岸。在此过程中主体必然与外在的学术环境和社会条件发生种种联系，会遭遇意想不到的困难。主体正是在与外部条件的斗争中展示人格力量的。学者追求学术的独立自由必然受到时代学术思想与社会政治的制约，因而不存在绝对独立的精神和绝对自由的思想。

王国维和陈寅恪不幸都主要活动于社会文化巨变的时代。王国维在新文化运动中和陈寅恪在1949年后都面临着对新与旧两种学术思想的选择，学者是无法逃避时代潮流的。王国维曾感叹说：“外界之势力之影响于学术岂不大哉！”他当时处于中学与西学的激烈论争之中，他主张中西结合，所以能从世界文化的高度来看待中西学之争。王国维早年倾向于吸收西方哲学，成为叔本华哲学在中国的崇奉者和传播者。他虽然能正确认识中学与西学的关系，而且提倡新学，但在辛亥革命之后却转向了旧学。他发现当时新学以科技为主或与政治联姻而偏重实用与功利，真正有学术兴趣的闭户著书的学者凤毛麟角；因此认为“不如深研见弃之旧学者，吾人能断其出于好学之真意故也”。王国维转入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古史、西北史地的研究，使其学术潜能得到极佳的发挥，在这一大片纯学术的园地里取得了空前的成就，为举世所瞩目。王国维之所以取得辉煌的成就主要是运用了新材料和新方法，而且吸取了外来的观念并将其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这正是陈寅恪《王静庵先生遗书序》里所总结的，而且以为凡此皆足转移一个时代的学术风气，而可昭示来者之轨则。王国维的成功在于新内容的发掘与新方法的使用，而这一切都让他站在学术潮流浪尖之上。陈寅恪是主张学者参与潮流的，1930年他为《敦煌劫余录》作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这忽略了新的学术思想在学术潮流中的主导作用。新材料的发现固然可以引起新问题，但如果没有新的学术思想与新的表现方式便不可能有新的文化阐释，很可能仍在固有的圈子里徘徊。陈寅恪早年的《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和《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尝试以社会学、经济学和文化学的观点研究历史，形成新的结构，开辟了新的途径，体现了新的学术潮流。然而当其以诗证史——实为以史解诗之后，在选题上增强了个人兴趣，在论述中带着浓重的个人情感，遂使研究成果偏离了学术规范。在《元白诗笺证稿》里，他说：“纵览史乘，凡士大夫阶级之转移升降，往往与道德标准及社会风习之变迁有关……此转移升降之士大夫阶级之人，有贤不肖拙巧之分别，而其贤者拙者，常感到痛苦，终于消灭而后已。”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著述，旨在探索社会巨变过程中没落的士大夫贤者的精神痛苦，这在《柳如是别传》里表现得最为明显：“披寻钱（谦益）柳（如是）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从发掘明末清初名妓柳如是之孤怀遗恨，而欲以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它已超越了学术的意义，而成为中华文化性格的一种追求。然而这仅可解释为遗老精神而已，并非中华民族的精神实质。我们可见，王国维拒绝接受新文化思想，但在学术研究中关注新发现的问题，采用先进的方法，适应了学术潮流；陈寅恪偏离近代人文思想，退回到传统的文化观念中，采用了烦琐考证的方法，远离了学术潮流。

关于王国维的死因，陈寅恪在碑铭里说：“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这排除了王国维之死与罗振玉之恩怨有关的可能，也否定了其为清王室殉难之说，似乎是为了学术之独立自由而舍生取义了。陈寅恪可能出于对同事兼好友的爱护而曲为解说，或从个人观念作了错误的理解，未见到事件的政治原因。王国维是一位纯粹的学者，然而并未摆脱政治的牵连。学术与国家的关系，王国维认为：“夫就哲学家言之，固无待于国家之保护。哲学家而仰国家之保护，哲学家之大辱也。”他坚信学术是独立的，可以为国家争得荣誉；如果学者仰仗于国家政权的保护，则说明学术未得到应有的尊重，这应是学者的耻辱。然而以为学术无现实政权的保护也可以独立自由地发展，这无疑是书生之见。学术在乱世因缺乏必要的安定环境与物质条件而不能发达，在某种统治思想处于独尊而疯狂肆虐时，学术会经浩劫而受到摧残；只有社会昌明，政治宽松，文化开放的盛世，学术才可能独立自由地发展。王国维不幸处于乱世，为求得做学问的条件而不得不在经济上依赖于人，在政治上是糊涂而错误的，对于社会现实并无清醒的认识，为中国学者留下了沉痛的教训。顾颉刚先生哀悼云：“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地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如今他用了几十年的努力，在史学上贡献了许多成绩，为中国在国际上争得了仅有的荣誉，到头来只有自居反革命的地位而先伏其罪。”在处理政治关系方面，陈寅恪比王国维清醒得多；在争取到的社会条件方面，陈寅恪比王国维也优越得多。新中国成立之初，陈寅恪表示：“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从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为此他坚决主张必须脱掉“俗谛之桎梏”。他是将政治视为“俗谛之桎梏”的，以为否则“即不能发扬真理，即不能研究学术”。他在新中国的前二十年间获准不参加政治学习，未接受思想改造，继以深邃的历史认识在“大鸣大放”中保持沉默，可以选择得力助手，在经济困难时期享受特殊的优厚待遇。政府因其曾是清华研究院导师，是懂得梵文、藏文、蒙古文、阿拉伯文、中亚古文字等十余种语言文字的历史学家，而且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没有跟随国民党去台湾，属于爱国人士；为此从中央到地方政府和学校均给予特殊的礼遇和优待，以保证他在双目失明后仍能自由地从事学术研究工作。陈寅恪在完成自己的名山事业过程中，坚持了学术的独立，体现了自由的意志，展示了卓绝的人格力量。然而这一切是因为有了政府对他的特殊宽容，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可是到了“文化大革命”时，陈寅恪也在政治风暴中遭到批判、凌辱、抄家和驱逐的厄运。学术的独立是学者的理想，但它不可能脱离政治，亦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社会条件。中国新文化运动以来，人们对传统文化怀疑和批评，崇尚个人的自由和理性，从而动摇了个人和民族的根本信仰。当时出现两种倾向，即否定信仰和情感的理智主义和偏离理性而流于感伤放诞的浪漫主义。王国维和陈寅恪大致可以代表这两种倾向。王国维对于学术的价值有非常深刻的认识，他在1911年的《国学丛刊》云：“故深湛幽渺之思，学者有所不避焉；迂远烦琐之讥，学者有所不辞焉。事物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甚真，记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他早年写作《红楼梦评论》和《人间词话》时尚有浓重的个人情感与偏见，1911年东渡日本以后进入了新的学术境界；此后的研究是纯学术兴趣的，严格遵循科学的方法进行理性的探索。然而他却没有从知识与阅历之中形成自己的学术信念，以作为思想和行为的指导，以使理性与感性统一，故缺乏学者的使命感而在诸种矛盾间感到绝望。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本应有更大成就的，因感伤的情绪，以致在学术研究中放任情感，而又陷入支离破碎的烦琐考证。王国维的学术影响见于其高水平的学术论著，而陈寅恪的影响在于其所倡导的“历史文化观”。他为许多学术名著写的序言里都表述了独特的文化思想，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并序》里表达得尤为突出：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吾国文化之定义，具于《白虎通》三纲六纪之说，其意义为抽象理想最高之境。

《白虎通》是东汉学者班固集儒者之议而成书的。其中确立的“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六纪”，“谓诸父、兄弟、族人、诸舅、师长、朋友”。此说成为中国封建社会伦理关系的准则。陈寅恪即以“三纲六纪”为传统文化的高境，它成为抽象理想的道义而表现在社会政治经济之中；因此历史的巨变实意味着对旧文化精神的破坏，则保持传统文化遂成为其使命了。这种“历史文化观”在陈寅恪晚年的《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里也能见到。陈寅恪四十余年的学术生涯里贯穿着其强烈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观，无论我们对它的评价如何，其精神是令人感动和钦敬的。我们回顾历史人物时，当其鲜明地表现出崇高的使命感，即可以认定他是有信仰的。陈寅恪是有信仰的，那是对古老的华夏文化充满理想和信心。中国古代以儒家为主体的学者大都是有信仰的，而且总是将学术与儒家政治理想相联系；那种追求纯学术的学者是从清代乾嘉时期渐渐兴起的。从现代学术观点来看，严格意义上的学者应是凭借自己纯粹的理性去不断发展专门的知识，以创造的精神将本学科推向前进。这是学者伟大的使命，它是由学者纯粹的学术信仰而产生的。由此看来，王国维以自杀方式中断学术事业，表明他没有学术的使命感；陈寅恪的文化观念中则缺少了纯粹的学术追求。他们虽然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是两座丰碑，而令我们感到遗憾的是他们未能建立真正的学术信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只有成为纯粹学术信仰的一个组成部分时，才会是学者在完成使命的过程中体现出的本质力量。中国新时期以来已臻于昌明盛世，我们的时代为学者实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提供了良好的文化环境与社会条件。然而急功近利的浮躁心理，非典型的学术腐败机制和以经济作为学科价值的标准，又严重地制约着学术的独立与发展。我们重读王国维纪念碑铭，为王国维和陈寅恪追求“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而感佩，也可能意识到：在我们的时代要成为真正的学者，其前进的道路仍然是艰难而曲折的。(www.xing528.com)

附：

清华大学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第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