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带来的变革》

汉代所传儒家经典有用先秦古文字写的和秦以来今文字写的两种，二者的文字、篇数、传授、师法均有差异，自东汉以来即形成“今文”与“古文”两大学派。今文经学派以孔子为政治家，以“六经”为孔子致治之说，解经注重微言大义的发掘；古文经学派以孔子为史学家，以六经为孔子整理之史书，解经注重名物训诂的考释。清代经学以古文学派为盛，晚清则是今文学派的复兴时期。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在清代四川学术处于凋敝的状态，直至晚清始活跃起来，而且以今文经学派最为显著。清同治十三年（1874）四川学政张之洞与总督吴棠向朝廷奏请建立尊经书院，获准后于光绪初年建成，以期复兴蜀学。清光绪三年（1877）丁宝桢任四川总督，特聘请湖南著名今文经学大师王闿运为山长。王闿运于次年底到任，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经术与辞章并重，培养了许多人才，如吴之英、廖平、张森楷、杨锐、宋育仁、曾瀛、曾培、戴孟恂、陈文垣、骆成骧、王昌麟、辜予渠、陶鼎金、易铭生、盛世英、徐炯、谭焯等政治家和学者，在四川形成今文经学繁盛的局面。民国初年，著名学者刘师培，因历史的偶然而到四川国学院讲学，从而使蜀中今文经学独盛的局面发生变化，非常有助于四川国学的发展。

刘师培，字申叔，又名光汉，号左庵，江苏仪征人，生于清光绪十年（1884）。四代传《春秋》之学。光绪二十九年（1903）二十岁时赴京参加会试，归途经上海与章太炎及其爱国社团同志相识。光绪三十一年（1905）成为《国粹学报》主要撰稿人。光绪三十三年（1907）至日本，为《民报》撰稿人，并创办《天义报》。晚年任北京大学教授，于1919年卒，年仅三十六岁。刘师培属于中国学术史上罕见的天才，著述达七十四种，涉及经学、学术史、小学和文献学的广阔领域。钱玄同认为刘师培是中国近世学术思想革新时代黎明运动（1884—1917）中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严复、夏曾佑、章太炎、孙诒让、蔡元培、王国维等人一般对学术发展具有重大意义的学者。钱玄同将刘师培的学术分为前期（1903—1908）和后期（1909—1919）。这两期反映出刘师培政治态度和学术思想的明显变化：前期政治思想趋向革命，学术上谨守古文经学家法；后期政治思想趋于保守，学术思想则臻于成熟。刘师培在四川讲学正是处于后期学术思想成熟的阶段。

清宣统元年（1909）端方任两江总督，刘师培上书云：“伏念两江所辖，地大物博，自明公莅治以来，学风移易，均知崇实黜虚，复创设图书馆，以冀保存典籍，惟国学一科，尚缺专门学校。查湖北、苏州，创设存古学堂，均经奉旨允准在案……庶尊孔爱国之词，克以实践，即正人心、息邪说之功胥在于是乎？想明公必有以乐从其请也。”他希望端方在南京办国学专门学校，因此甚得端方赏识，即赴南京。自此刘师培投靠端方，背叛革命。宣统三年辛亥——1911年9月2日，清政府任命端方为川粤汉铁路督办大臣，率领鄂军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部共两千人赴四川镇压保路运动。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11月13日端方离重庆到资中后不敢前进，派刘师培和朱山到成都游说四川保路运动领导人；游说失败，刘师培回到资中。11月27日，端方为鄂军起义部队捕杀，刘师培被拘捕。《民立报》1912年1月25日载：“刘光汉在资州被拘，该处军政分府电大总统请示办法。”教育部致电文：“四川都督府转资州分府：报载刘光汉在贵处被拘。刘君虽随端方入蜀，非其本意，大总统已电贵府释放。请由贵府护送刘君来部，以崇硕学。”总统府电文云：“四川资州军政署鉴：刘光汉被拘，希派人委送来宁，勿苛待。”刘师培被释放后，没有去南京，而是应四川军政府之聘，于民国元年——1912年4月到了成都。

辛亥革命后，四川军政府曾设枢密院，沿袭唐宋旧制，但实际上是属于咨询机关，聘请廖平为院长。民国元年尹昌衡任四川总督，于元月改枢密院为国学院，聘请著名学者担任院事，吴之英为院长，刘师培为院副。国学院以“研究国学，发扬国粹”为宗旨，负责编集地方文献，续修通志，编纂四川光复史；院设立国学学校。国学院原在成都三圣街，秋季迁至南门外存古学堂，改存古学堂为国学馆，原存古学堂监督谢无量与刘师培为院副，国学学校开始招生，学生有六十人。刘师培自述：“民国元年，薄游成都，承乏国学院事，兼主国学学校讲习。”他在《国学学校同学录序》里记述了国学学校的创办及其意义：

粤任前清宣统二年，四川总督请于朝，创设存古学校，申告属县，广致学徒，多士祁祁，远迩鳞集，简奇擢秀，著录百人。俾涉学庭，以咏圣术，劝学兴礼，典仪备具。于是耆德故老吴之英、廖平之伦，潜乐教思，朝夕讲习，善诱恂恂，文其材素，日就月将，髦士孔休，抑抑威仪，造次必儒。方将扶进微学，尊广道义，仪德邹甸，比伦稷馆，流洪耀于靡极，拯六艺于既坠，中丁丧乱，礼乐凌夷，戎马生郊，人怀避就，讲诵蔑闻，俎豆不设。民国聿兴，法禁变易，俗贱博古，群谋更谨。时师培客游蜀都，襄治国学院事，爰集耆老缙绅，相与谋曰：建国之道，教学为先，粤稽在昔，乡里有教，鼓箧孙业，游文六艺，用是雅化普致，嘉休来洽……由是众谋佥同，定名国学学校，矩则所沿，颇有改易，叙经致业，相承无改。

民国二年（1913）夏，刘师培离开成都，前往上海。他在四川国学学校教学实为两学期。他的教学是很认真的，弟子彭作祯说：“民国二年申叔师任成都国学院副院长，予时厕迹省署内务司，与同司谢子夷及其他三人往受业，因有公务，于每星期内乘暇请授《说文》。别为一室，不在讲堂。师每次授逾二小时余犹不止。予与子夷等请曰：师过劳，可以憩矣。始退。其诲人不倦有如此。”可见除了学校教学外，尚有其他弟子求学。刘师培不仅在成都刊行了其早年的文集《左庵集》，还为四川国学学校主办的《四川国学杂志》撰写了许多学术论文，计有《今文〈尚书〉无序说》《周明堂考》《〈法言〉李注非故本考》《古重文考》《中国文字问题序》《〈匡谬正俗〉校正序》《西汉〈周官〉师说考》《〈春秋左氏传〉传例略解》《〈晏子春秋〉佚文补辑》《〈庄子〉校补》《〈荀子〉佚文辑补》《〈春秋繁露〉校补》《〈白虎通义〉源流考》等三十余篇论文。刘师培在成都的教学与著述，显示了一种新的学术思潮，为闭塞的西蜀引进了新的学风。

刘师培是《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他虽属于国粹派学者，但对“国粹”的理解却与其他国粹主义者的保守态度有异。他并不顽固地提倡保存国粹，而是认为“世称中国者孰不曰守旧之国哉，虽然守旧者必有旧可守者也，必能保存国粹者也。乃吾即今日之中国观之，觉一物一事之微，无一与古代相同者。吾得以一言而断之曰：中国并不保存国粹”。他具体从音乐、衣服、宫室器具、礼俗、言文等方面说明古今的变化，“无一非用夷变夏”。那么所谓保存国粹究竟是保存什么呢？什么是中华固有的好东西呢？在怎样对待中华传统文化问题上，刘师培仍感到困惑，但他的态度较其他国粹主义者则更为客观，由怀疑遂可进一步追寻真理。“国学”的概念正是国粹派提出的，1905年2月《国粹学报》在上海创刊，刘师培从第一期开始连载其《国学发微》。这自然要涉及国学是什么的问题，他在序言里说：

诠明旧籍，甄别九流，庄、荀二家尚矣。自此厥后，惟班《志》（《汉书·艺文志》）集其大成。孟坚（班固）不作，文献谁征？惟彦和（刘勰）《雕龙》论文章之流别，于玄（刘知几）《史通》溯史册之渊源，前贤述作，此其选矣。近儒会稽章氏（学诚）《文史通义》内外篇，集二刘之长，以萃汇诸家之学术，郑樵以还，一人而已。予少读章氏书，思有赓续，惟斯事体大，著述未遑，近撰一书，颜曰《国学发微》。

这是一部未完稿，追溯了六艺之源，论及明代学术而止，从目录的角度，考察中国学术流变历史。刘师培未对国学定义，从其论述可见其理解的国学即是中国学术的流变与发展。这样的认识亦较其他国粹学者将国学等同于儒学和将提倡国学等同于读经的见解进步多了。

蜀中学者廖平的今文经学思想在晚清学术界是很有影响的。刘师培在入蜀之前即对廖平的经学思想进行了批评，入蜀后同在国学学校主讲，进而对廖平晚年的天人之学进行批评。这无疑打破了四川学术界今文经学统治的局面，有助于思想的解放与学术的活跃。廖平在光绪十一年（1885）于成都刊行了其代表著作《今古学考》，关于今古文经学的历史公案，他以细密的系统考察，分列了今古学统宗表、今古学宗旨不同表、今古学流派表、今古学兼用杂用经史子集书目表、今古学经传存佚表，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进行了分析梳理，以简明的方式辨明了今古文经学的历史分野。刘师培接受的家学是古文经学派，他虽然力图调和今文与古文经学，以为汉代以前无今古文之分，西汉今文学家不废古文，故二者仅是文字之异，但又从古文经学的观点严厉批评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派。他在1909年发表的《汉代古文学辩诬》里批评廖平：

今人某氏谓今古学宗旨全不相同；今学祖孔子，古学主周公；今学以《王制》为主，古学以《周礼》为主；今学主因革，古学主从周；今学用质家，古学用文家；今学多本伊尹，古学多本周公；今学多孔子晚年之说，古学多孔子壮年之说；今经皆孔子所作，古经多学古者润色之作。又谓今为经学派，古为史学派；今学近乎王，古学师乎伯；今学意主救文弊，古学意主守时制……呜呼，何其固也！

这正是对廖平《今古学考》中《今古学宗旨不同表》内容的概括。刘师培指出廖平的固执，根据东汉古文经学家许慎的《五经异议》进行具体的辩论，以说明今古经学立论多同，并非两个学派。经学的今古文两派是学术史上的客观存在，晚清以来今文经学之盛与古文经学派的治学方法形成尖锐的对立状态。廖平在考察它们的历史之后，系统地阐明两派的学术特点，这是其学术的最大贡献。刘师培调和并抹杀二者的差异，无法解释经学的历史现象，然而他以之作为批评今文经学的理论依据遂由此展开。

晚清今文经学家提出的孔子改制说，不仅是一种学术思想，而且是变法和革命的理论；为此受到古文经学派的猛烈反对。廖平的《辟刘篇》和《知圣篇》于光绪八年（1882）完稿，后者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刊行。此两著是康有为著《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变法理论依据。廖平在《经话甲编》卷一记述云：“广州康长素（有为）奇才博识，精力绝人，平生专以制度说经。戊己（1888—1889）年间从沈君子丰处得《学考》，谬引为知己。及还羊城，同黄季度过广雅书局相访，余以《知圣篇》示之；驰书相戒，近万余言，斥为好名骛外，转变前说，急当焚毁。当时答以面谈，再决行止。后访城南安徽会馆，黄季度以病未至，两心相协，谈论移晷。明年（1891）闻江叔海得俞荫老书，而《新学伪经考》成矣。”他又在《四益馆经学四变记》里说：“于是以尊经者作为《知圣篇》，辟古者作为《辟刘篇》。外间所传之《改制考》即祖述《知圣篇》，《伪经考》即祖述《辟刘篇》，而多失其宗旨。”康有为的弟子梁启超承认这个事实，他说：“今文学运动之中心曰南海康有为……后见廖平所著书，乃尽弃其旧说。”廖平在《知圣篇》里多处言及孔子托古改制，如说“孔子为主，改帝王以合己”，“孔子受命制作，有不得不改之苦衷”，“《春秋》《论语》诸经，凡所非议，皆为改制救弊”。这些论点皆被康有为充分阐发。刘师培于1906年发表专文《论孔子无改制之事》云：“中国自古迄今制度不同，朝名既改，则制度亦更。然改革制度之权，均操于君王，未有以庶民而操改制之柄者。以庶民而操改制之柄，始于汉儒言孔子改制，然孔子改制之说，自汉以来未有奉为定论者。奉汉儒之言为定论则始于近人。夫以庶民而改制，事非不美，特考之其时，度之于势，稽之于书，觉孔子改制之说，实有未可从者。”汉代公羊学家们以孔子为受命于天的圣人，虽无帝王之位，而有天子之德，称之为“素王”；认为《春秋》就是孔子代天改制，替后世帝王所立的大法。此说在汉以后鲜为经学家论及，晚清今文经学复兴而使此说盛行。孔子改制说仅是今文经学家政治理想的依托，是将孔子神化以后所作的附会。刘师培很深刻地指出制度改革的权力，是操纵于执政的最高统治集团，若从历史事实考察和参证载籍，所谓孔子改制之说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的。孔子改制说在晚清是具有政治意义的，推动了变法思潮，然而在学理上则是难以成立的。刘师培正是从学理的意义给予了否定。这应是对今文经学派的重大打击。

刘师培在四川仍然坚持了对今文经学的基本态度和对孔子改制说的否定，特别是对廖平晚年的天人学说做了直接的批评。自1902年廖平之学四变，其在国学学校主讲时皆大谈天人之学。他在《四益馆经学四变记》里以“《大学》为人学，《中庸》为‘天学’……人学为六合以内，‘天学’为六合以外。《春秋》言伯而包王，《尚书》言帝而包皇。《周礼》三皇五帝之说，专言《尚书》；《王制》王伯之说，专言《春秋》……至于《诗》《易》以上征下浮为大例，《中庸》所谓‘鸢飞戾天，鱼跃于渊’为‘上下察’之止境。周游六漠，魂梦飞身”。他进而以为孔子不言鬼神，这是其为学的次第问题，自其创立“天人之学”，遂可通于天地、鬼神、生死等玄妙问题。他相信古代《素问》《灵枢》《楚辞》《山海经》《庄子》《列子》《穆天子传》及佛典的“诡怪不经”之书所谈到的荒诞不经的东西，皆可得到合理的解释，并可以证明为真实的。他在民国二年初刊的《孔圣经学发微》里专节谈到“天学神游说”。廖平的学术思想已误入歧途，具有浓重的神秘性质。民国二年，刘师培在《四川国学杂志》第七期发表《与廖季平论天人书》，对“天人之学”进行了严厉批评：(www.xing528.com)

夫经论繁广，条流舛散，仰研玄旨，理无二适。盖业资意造，生灭所以相轮；觉本无明，形名所以俱寂。势必物我皆谢，心形同泯，理应玄感，照极玄初，超永劫之延路，拔幽根于始造，非经纬天地，明光上下，逞变形之奇，知生类之众已也。至于《诗》《易》明天，眈周抱一，邹书极喻于天根，屈赋沉思于轻举，虽理隔常照，谭造宿业，使飞鸢之喻有征，远龙之灵弗求，然巫咸升降，终属寰中，穆满神游，非超系表。何则？轻清为天，重浊为地，轻升浊降，轮转实均，是知宙为迁流，宇为方位，宙兼今古，宇彻人天。内典以道超天，前籍以无为道，玄家所云方外，仍内典所谓域中耳。以天统佛，未见其可。

刘师培力图表明古代典籍繁多，学术源流杂乱，但真理只有一个。宇宙间的生命是有生死的，事物没有永恒。《诗经》和《周易》所说的“天”，《老子》和《庄子》所说的“道”，邹衍的九州仙岛，屈赋的升天，巫咸的神异，周穆王的神游，它们有的是想象，有的是比喻，范围仍在寰宇之内，不在天外。以中国“天”的观念去包涵佛理，使之同一，这是自来讲不通的。刘师培最后指出，以天学阐释儒学，结果反而损毁了真正的儒学，可能导致中华学术的自我失落。从批评中表现了刘师培学术思想已达成熟的境界，展示了深邃的理性光辉。刘师培对今文经学和天人之学的批评，给四川学术界带来了新的学术思想，打破了今文经学在四川割据的局面，开启了一种真正的学术追求的良好学风。

刘师培著述里保存了三篇在国学学校的讲稿——《春秋左氏传答问》《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和《定命论讲学词》，它们都体现了其古文经学派的学术思想与治学方法。关于孔子《春秋》的疏解，战国时齐人公羊高有《春秋公羊传》，阐释《春秋》的微言大义，是汉以来今文经学所宗的重要典籍，为后世政治家托古改制的依据；春秋时鲁人左丘明的《春秋左氏传》，为《春秋》补充了大量史事，是汉以来古文经学所宗的重要典籍。刘师培之曾祖父文洪，祖父毓崧、伯父寿曾均以治《春秋左氏传》知名。他幼承家学，入蜀之前已著有《春秋古经笺》《读左札记》《春秋左氏传例略》《春秋左氏传时月日古例考》等著作。在国学学校，他为弟子讲《左传》，为回答学生的问题写成《春秋左氏传答问》。学生提出的如“昭八年葬陈哀公”“杜说左氏以五十凡为解经通例”“公会诸侯于夹谷”“定五年复归粟于蔡”等具体的烦琐的春秋史事考证问题，刘师培皆有详细的引证和解说。弟子魏继仁问关于左丘明的姓名与著作史载的差异问题，刘师培回答说：

《左传》《国语》确非两人所作，“左丘”亦非复姓。“丘”其姓，“左”其官，详（清人）俞正燮《癸巳类稿》。又《礼·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动为《春秋》，言为《尚书》。据大戴《礼记·盛德篇》卢注，以为左史即太史。又据《汉志》自注及《论语》孔注均言丘明鲁太史，是丘明即左史，厥证甚昭，故所作之传标题“左氏”。此谊（义）俞（正燮）所未云，聊补于此。

这回答表现了刘师培学识的渊博精深与治学的谨严，注意事实的考证，不空谈微言大义。今文经学派治学从义理切入，古文经学派则从小学切入。廖平以今文经学的观点认为：“近贤论述，皆以小学为治经入手……近贤声训之学，迂曲不适用，究其所得，一知半解，无济实用……如段氏《说文》、王氏《经传释词》、《经义述闻》，即使全通其说，不过资谈柄，绣盘帨，与贴括之墨调滥套，实为鲁卫之政，语之政事经济，仍属茫昧。”在国学学校里，刘师培除讲《左传》而外，又讲《说文》，适与廖平治学途径相反。其《答四川国学学校诸生问〈说文〉书》即是讲《说文》之后回答若干疑义，如“音近谊通之说”“古字通用定例”“同部之字均从部首得形，所从之形抑或谊殊部首”“许书读若例”“大徐新附得失”“重编许书以六书为纲”。这些均属中国文字学最基本的理论问题，刘师培的回答是很深刻的，培养了学生坚实的小学基础。从这两种答问来看，刘师培坚持了古文经学派的治学途径，与前辈今文经学大师廖平在国学教学中处于对立的状态。

廖平曾在《知圣篇》里认为：“孔子‘五十知天命’，实有受命之瑞，故动引‘天’为说。使非实有证据，则不能如此。受命之说，惟孔子一人得言之。”他晚年在国学学校里更附会以天人之学。“天命”是中国古代的哲学难题之一。刘师培在国学学校专就此问题进行探讨，撰成《定命论》发表于《四川国学杂志》第十期。他指摘廖平说：“后儒说无命，有鬼神，是主持《诗》《书》旧说；说有命，无鬼神，是主持孔子新说。廖井研说六经皆孔子作，何孔子一口两舌耶？”刘师培关于“定命”问题，特向学生作了讲学，提出六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命当研究之原因，孔子论命与古说不同，命之有无，命所由来，命可改不可改，儒者论命之误。这是中国学术的大问题，刘师培认为：

人无智愚，咸有趋福避祸之心，顾成败祸福或出于不可知。中国古说计三家。一为墨家，以为鬼神福善祸淫；一为阴阳家，谓吉凶可依术数趋避。以今观之，人世祸福，恒与积行不相应。墨说之乖，不攻自破。阴阳家之说，《论衡》所驳，颇中其微。以事有前知证之，则孔子惟命之说，迥较二家优长。

孔言惟命，于命所自来，书缺有问。释教以积因说命，说至纤悉。孔子之说似弗与同。又深稽孔说，似以命由天畀，且畀出自天心。天道悠悠，实非浅学所窥。然果如孔说，则抵牾似稀，非若墨家之破也。

这个问题不仅刘师培不能解决，即使现代科学也难以圆满回答。然而刘师培探讨儒家经典关于它的认识，比较孔子和墨家、阴阳家之说后，以为孔子的有命无鬼神之说更合于学理。这样客观地考察了“天命”之说，以学术的真实否定了廖平的天人之学，证实其为荒诞。

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仅一年半，在国学学校教学仅两学期，但当其盛年，于学术研究取得重大成就，教学所产生的影响尤为深远。他虽然是国粹派的重要人物，却无固执的态度，对国学是从学术史角度来认识的。他的治学途径与方法基本上是属于古文经学派的，却又超越了狭隘的宗派观念，见到今古经学两派互有得失。他在国学学校的教学中，坚持了自己的学术观点，提倡自己的治学方法；与蜀中今文经学派同事友好相处，而对以廖平为代表的今文经学观点则展开了尖锐而深刻的批评，给蜀中学术界树立了一种真正而纯粹的学术风尚。当时蒙文通先生正在国学学校学习，他后来回忆说：“文通于壬子，癸丑（1912—1913）学经于国学院，时廖（平）、刘（师培）两师及名山吴之英并在讲席，或崇古，或尊今，或会而通之，持各有故，言各有理，朝夕所闻，无非矛盾，惊骇无已，几历年所，口诵心惟，而莫敢发一问。虽无日不疑，而疑终莫能解。然依礼数以判家法，此两师之所同。吴师亦曰五经皆经礼为断，是因师门之绪论，谨守而勿敢失者也。”弟子们在诸位师长纷纭学说之间无所适从，甚感疑惑，却启发了他们的学术选择与自由思考，在比较之中寻求真知。我们见到蒙文通先生虽治经学，但摆脱了今文经学的门户之见，并由经学转向史学，取得巨大成就。我们还可见到，稍后的刘咸炘先生从家传的经学而转向了史学理论研究，显然他亦间接受到刘师培的影响。尹炎武说：

师培从忠敏（端方）入蜀，行至重庆，忠敏殉难。师培只身流亡入成都，谢无量邀之国学院，与蜀中今文大师廖季平角立，手订《左庵集》雕版行之，蜀学丕变。

刘师培在四川国学院带来了“蜀学丕变”，促进了四川国学运动的发展，这应是四川学术史上光辉的一页。刘师培为中国近代学术黎明时期的代表人物，他的偶然入蜀，竟给蜀中学术带来了黎明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