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文学研究的考证方法及国学谈录

我们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是应采用文学研究方法的，但其中涉及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问题却是要用考证方法才能解决的。这种新的考证方法形成于20世纪之初，它是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曾被称为科学方法。1926年顾颉刚在《北京大学〈国学门周刊〉发刊词》里即宣称：“我们的研究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当时新派国学家们提倡的科学方法，体现了新的学术思潮，它是西方实证方法与中国传统考据相结合的一种方法。

晚清时期，严复将英国近代哲学家穆勒·斯宾塞和赫胥黎的著作译介入中国。这些哲学家属于实证主义者，他们发展了培根以来的实证精神，将观察、实验、比较、归纳等自然科学方法引入社会科学，强调对客观现象的研究，而且认为科学方法是社会科学研究的新的重要方法。严复认为由对现象的观察、实验，经过归纳而寻求规律，再于实验过程中检验，最后形成定理，这种实证方法促使了近代西方科学的繁荣昌盛。实证方法的引入给中国学术界带来新的风气，掀起了一种新的思潮。新文化运动以来，胡适又将20世纪初西方实证主义的分支——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介绍到中国。实证主义以疑问为科学研究的起点，突出探索问题的重要意义。胡适主张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其科学方法即来源于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他于1928年谈治学方法时说：“科学的方法，说来其实很简单，只不过‘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在应用上，科学的方法只不过‘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此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创刊，傅斯年发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引入并阐发了西方近代历史语言考据学派即史学的实证主义学派的研究方法。此派创始人为德国史学家兰克，他要求对历史事件中有效因素的考察，在精确之上求整体的理解；对细节作深刻而富有穿透力的研究，特别强调搜集材料和辨伪，以完成坚实的考据。傅斯年发展了历史语言学派的观点，认为“科学研究中的题目是事实之汇聚，因事实之研究而产生个别题目”，“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是科学的研究。胡适和傅斯年所提倡的科学方法都出自西方实证主义，他们注重材料的占有和细密的考据，而且他们都认为清代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与西方科学方法的精神是一致的。清代乾嘉时期的学者戴震、江永、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等以考据见长，表述朴实，其学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梁启超则称之为清代学术的正统派。他们治学主张凡立一义，必凭证据；选择证据，以古为尚；孤证不为定说；反对隐匿或曲解证据；罗列同类事项进行比较；专治一业，为窄而深的研究。显然国学家们在解决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时，西方实证主义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而在具体研究过程中必须采取中国传统的考据方法。这二者的结合构成了一种适合中国学术研究的科学的考据方法。胡适发起的整理国故，顾颉刚开创的古史辨，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它们在性质上都是国学研究，而国学研究实即新的考据学。1924年郭沫若在《整理国故的评价》里，称“考据家或国学研究家”，“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是将二者等同的。1941年蒙思明发表《考据学在历史上的地位》，深感由于国学运动的开展，学术界特重考据之风。他说：“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风气为贵。”这亦表明国学与考据的关系。

国学研究具有综合的性质，它的对象是中国的哲学、经学、史学、文学、语言学、地理学等学科中的文献和历史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其成果是这些学科研究的基础或事实的依据。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中例如作家生卒年、作家事迹考、文学典籍的版本源流、作品的年代与真伪、作品系年、作家交游、文学史公案、作品的文字训诂、韵文的声韵、专门术语考释、作家遗事辩证等等狭小的问题，均属于国学研究，亦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基础研究工作的内容。我们研究这些问题，是只能采用考证方法，或者说只能采用国学研究方法。科学的考证方法在我们研究国学和古典文学时具有方法论的意义，即它在方法上有着普遍的指导作用。它由怀疑、问题、假设、立说、求证和推断构成一个有内在联系的思维过程，亦体现为一个研究过程。

学术的创见大都是从怀疑开始的。当我们阅读古代作品原典，或查阅某些文学史料时，发现它们与传统的定论或当前的成说存在矛盾，于是产生了怀疑。我们读《诗经》最容易发现汉儒的《诗序》与作品内容的背离，如以为《关雎》是赞美“后妃之德”，“乐得贤女以配君子”，而朱熹竟以为“君子”是指周文王，“淑女”是指文王之后太姒。但作品表达的却是一位男子对女子的相思之情。欧阳修词集今存两种，即《欧阳文忠公近体乐府》和《醉翁琴趣外篇》，后者有许多俚俗的艳词，它是欧阳修的作品吗？他为什么会有两种不同风格的词集？如果我们对这些疑问发生兴趣，有意去探索，便可能形成一个学术问题。钱玄同说：“学术之有进步全由于学者善疑，而‘赝鼎’最多的国学界，尤非用炽烈的怀疑精神去打扫一番不可。”由怀疑而产生问题，这是一种学术发现。此外还有文学史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以及前人尚未完全解决的问题，或是迄今仍有争议的问题。这些问题是科学的生命，是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动力。我们治学从问题入手无疑是最正确的途径。然而试图去解决所发现的问题并非易事，这需要对它所涉及的专业有深厚的修养，并对它发生浓厚的兴趣，尤其是要判断它是否具有学术价值。新红学的兴起应当归功于胡适，他发现了《红楼梦》研究中存在一个重大的问题。他说：“要推倒‘附会的红学’，我们必须搜求那可以考订《红楼梦》的著者、时代、版本等等的材料。向来《红楼梦》一书所以容易被人穿凿附会，正因为向来的人们都忽略了‘作者生平’一个大问题。”正是由于胡适辛勤而广泛地搜集曹氏家族史料并作了科学的考证，才为理解《红楼梦》的历史背景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并清除了索隐派的影响，因而是很有学术价值的。然而红学家们对许多细枝末节的烦琐考证，于理解作品无关宏旨，有的则是没有价值的。当我们试图对某个问题进行研究，必须表示自己的见解，逐渐形成一种假设。胡适主张“大胆的假设”，往往易于误导，以为它可以是随意的偶然的猜测。其实，假设是随着查阅有关论著、搜集资料、进行思考、探究事实间诸种联系，然后提出一个初步的看法，并将这一看法去印证事实。如果发现主观意见与客观事实相违，可以再提出一种看法，或设想更多的见解，加以排比核查。这样的过程经过多次的反复，从而产生科学的假设。胡适和朱东润曾根据《史记》关于屈原的记述中某些矛盾，遂大胆假设屈原这个人是不存在的，但是他们忽略了在司马迁之前已有贾谊的《吊屈原赋》和刘安的《离骚传》对屈原的记述。郭沫若指出：“他们的假设是他们的前提，同时也是他们的结论。先把新奇的结论假设出来，再来挖空心思找证据。……这种研究方法是标准的唯心主义，得不出正确的结论是无足怪的。”所以我们只有在科学研究的基础上审慎地作出假设，如果它有巨大的创新意义，这时它才是大胆的假设。我们作出的假设，可能由于研究的深入而不断地被自我否定，最终形成一种创见，成为此课题的立说，由此可以避免以假设作结论的危险。

关于南宋词人吴文英恋情词的抒情对象，陈洵曾提出“去姬”说，即以为词中的女性是词人的遣逐的妾。此说经杨铁夫的发挥，而夏承焘却发现是两个“去姬”，一是苏州的，一是杭州的。如果我们细细寻绎梦窗词，则易见到其苏州的抒情对象不应是家主和姬妾的关系，而是词人和歌伎的关系；若再细读吴文英在杭州所作之词，则又会发现这位女性不具歌伎的特点，而是某贵家之妾。此过程中，若干假设被逐渐推翻，科学的假设得以立说。关于《金瓶梅》作者的假说已有二十余种，各种假设皆以为自己的立论是正确的，但它们实际上仍是假设的性质。每种假设固然可以作为立说的依据，它是否成立则完全依赖于坚实的证据。考据学是最重视证据的。乾嘉学派的立意必凭证据，孤证不为立说，不隐匿和曲解证据，这在求证过程中对我们仍有指导意义。(www.xing528.com)

中国的文献资料极为丰富，因而搜集某问题之资料不易齐备，若要求得新发现之资料尤为困难。现在使用高新科技方法检索资料固然容易，但经过大量淘汰后所得的仍很有限，且尚待核查，又有些资料却非一般检索可以得到的。我们细读原典，抄录资料时往往因理解的深入而有新的感受与心得，还会发现新的极珍贵的资料，这是当今视屏泛览所不可能代替的。傅斯年强调：“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我们不仅要广泛地、尽可能齐备地搜集资料，还要注意对材料真伪的鉴别。胡适于《古史讨论的读后感》里说：“我们对于证据态度是：一切史料都是证据。但史家要问：（1）这种证据是什么地方寻出的？（2）什么时候寻出的？（3）什么人寻出的？（4）地方和时候看起来，这个人有做证人的资格吗？（5）这个人虽有证人资格，而他说这些话时有作伪（无心或有意）的可能吗？”如果用上了错误的材料作为证据，必然会导致荒谬的判断。近世词学家夏承焘和吴则虞皆据宋人周密《志雅堂杂抄》的记述以推测宋代词人王沂孙的生卒年，但是今存《志雅堂杂抄》的各种版本俱无“王中仙”（王沂孙号中仙），而是“王中企”和“后王”。这样他们的证据存在错讹，结论自然不能成立了。所以鉴别文献的真伪除了胡适所指出的几点之外，还有文献的版本等诸多复杂的问题。郭沫若在《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里深有感触地说：“无论做任何研究，材料的鉴别是必要的基础阶段。材料不够固然大成问题，而材料的真伪和时代性如未规定清楚，那比缺乏材料还要更加危险。因为材料缺乏，顶多得不出结论而已，而材料不正确便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样的结论比没有更要有害。”我们常常不可能详备地占有材料，即使汇集了许多材料，尚需从中找出最具有典型意义的。若是材料排比堆砌，这是缺乏拣择的笨拙的做法，表明研究者不善于使用它们。在材料不很齐备时，但有一些材料所记载的事实是确定无误的，亦可以成为最坚实的证据。有了它们的支撑，立说则会变为定论。从立说到定论的过程中，推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材料是客观的，其含义与价值是由研究者认识的，所以可能出现同样的材料在不同的研究者那里竟得出不同的结论的情况。这里主体的推断便体现了一种学术见识和学术水平。王国维关于诸宫调的考证是一个典型而成功的例子。诸宫调是北宋民间兴起的一种讲唱文艺形式，在《东京梦华录》和《梦粱录》等笔记杂书里均有一些记载，然而在宋亡以后此种文艺形式衰微，明代刊行与传抄的《董解元西厢记》，令学者们难以判断它的文体性质，似乎诸宫调作品早已失传了。1912年王国维根据《董解元西厢记》的引辞和元人凌云翰《定风波》赋《崔莺莺传》，比较元人王伯成《天宝遗事》文体，并参证《录鬼簿》关于王伯成的记述，最后推断《董解元西厢记》是今存之宋金诸宫调。此后《刘知远诸宫调》传抄回国，南宋戏文《张协状元》被发现，均证实了王国维的推断是正确的。由此可见，某种学术推断如果是科学的，那么从以后陆续发现的材料中，是皆可以得到证实的。

考证方法既是一种方法论，亦是一个科学思维过程。我们进行考证时，因面临的诸种复杂的学术问题，还得采用具体的方法。这可概括为四类：（一）小学方法。中国学术自来以治儒家经典为主，为了注释经典而兴起了“小学”。它包括以《说文解字》为主的文字学，以《广韵》为主的音韵学，以《尔雅》为主的训诂学，用以考释经典文字的形、音、义。考据所涉及的文献的重要字词都须用此方法以求确切的解释。（二）文献学方法。传统的文献学包括目录学、版本学和校勘学。凡考据涉及文本源流、真伪、时代、异文等问题都须用此方法。（三）科学方法。这是引用自然科学方法，或称实验方法。顾颉刚理解的科学方法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用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做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四）史学方法。胡适称之为“祖孙的方法”。他解释说：“他从来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他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他所发生的原因，一头是他自己发生的结果。……指出他们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他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与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在考证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时，通常绝不可能采用单一的方法，往往是多种方法的综合使用，遵循科学思维的过程，形成一个具有个性的、合理的、内在诸多因素统一的逻辑结构，体现出细密的窄而深的研究精神。

我们从事古典文学的考证，这需要有广博而深厚的知识结构。（一）以目录学为学术的指引，以便检寻到所需的文献资料，懂得版本、校勘、文字、音韵、训诂的基本知识，它们皆是治国学必不可少的工具。（二）熟悉四部的重要典籍。中国典籍按传统的分类为经部、史部、子部、集部。成都学者刘咸炘谈到治国学的经验，主张从博入手。他说：“欲求成学，必须自读，盖国学与科学不同。……若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画疆而治。”这即是说，科学是分门别类的专门学问，我们的国学则是具有综合性质的，不能分治。我们虽然研究中国古典文学，但若进行某些学术问题的考证便会涉及四部书。这四部典籍显然不能遍读，但其中重要的典籍——尤其是对传统文化有巨大影响的典籍是我们治古典文学的基础。（三）中国文学史知识。这包括对中国文学的发展过程、文学家、文学作品等有一个系统的、全面的了解，以便判断所考证的问题在文学史上的学术地位与价值。（四）专业知识。中国古典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的经典部分，按时代和文体可分为若干专业的研究方向。考证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学术问题虽然属于基础研究，但又是很艰难的研究，因而只有对本专业相当熟悉，对某个作者、某种文集或某种文学现象有深入的认识时，才可能发生疑问，引起兴趣，设立假说，进行考证。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以上四方面皆具有广博而深厚的知识的情形下才去进行考证，而是在具有一定的基础知识后，在工作中不断由点到面地扩充知识，逐渐进入窄而深的研究。

学术考证的价值在国学运动和庸俗社会学盛行的时代曾受到怀疑与否定。20世纪30年代，钱穆在《古史辨》第四册“序”里对来自学界对考据的攻击做了回答。他认为考据的成果是创立新说，“发前人所未发”；考据之事虽然细碎，但为通论的基础；考据虽争辩事实，但为义理的依据；考据家虽以怀疑而破坏成说，但“决其疑而信定”。最后他说：“若谓一民族对其自身历史文化之知识，尚复有用，则关于历史文化知识之考据焉得无用。”我们可以说，凡是关于中国文献与历史的若干狭小问题的考据，是没有现实意义的，仅有学术的意义；它的成果分别为其他学科作为事实的依据，以推动学术的向前发展；它表明中国的学者能够自己解决这些困难的学术问题。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考证的意义也是如此。我们研究古典文学，可以发掘其中的爱国主义精神而增强民族的自信；可以阐扬其中高尚纯朴的品格而陶冶人们的道德情操；可以分析其中的艺术表现而让人们获得古典艺术美的享受。然而关于狭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却没有这些作用，例如我们通过考证可以证实孔子没有删定过《诗经》，还原《诗经》的文学真实面目；可以辨清屈原确有其人，可以知道他的生卒年，而且证实《离骚》是他的代表作品；可以见到《西厢记》故事的发展及主题思想的演变过程；可以弄清女词人李清照的苦难的生平事迹；可以解读李商隐《无题》诗的隐秘含义；可以相信李白确是两次到过京都长安；可以考知《西游记》的作者是谁。这些考证成果是我们研究古典文学进行思想和艺术分析的事实依据。这些考证是古典文学研究的范围，却不是用文学研究方法可以解决的，而是必须用考证方法才能解决。在此意义上，这些考证又实为国学研究的对象，其成果是古典文学研究的基础。刘咸炘在《治史绪论》里将“考证事实”的“史考”列为史学的首位，而关于考证与史的关系，他认为：“考证在成书之先，然不能成书，则只是零碎事迹，不得为史。”这即是说，历史考证是历史著述的准备工作，而并非历史著作，不能称其为史。古典文学研究与考证的关系也是如此，即考证不是文学研究，仅是文学研究的基础或准备，但它应在文学研究之先。其学术意义亦在于此。为了古典文学研究的发展，许多狭小问题的考证是非常必要的。我们期待出现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考证，出现更为精密细致的考证，出现特具卓识的长于考证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