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考据学与国学研究：20世纪国学运动及学术渊源

中国的考据学兴起于北宋，盛于清代乾嘉时期。胡适说：“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据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影响，不能相信。我的说法是由宋渐渐的演变进步，到了十六七世纪有了天才出现，学问发达，书籍便利，考据学就特别发达了。”考据学也称为实学，傅斯年说：“近千年来之实学，一炎于两宋，一炎于明清之际。两宋且不论，明中世后焦竑、朱谋垏、方密之实开实学之风气。开风气者为博而不能精……（清代）亭林（顾炎武）、百诗（阎若璩）谨严了许多。然此时问题仍是大问题，此时材料仍不分门户也；至乾嘉而大成。”顾颉刚则从先秦古籍的辨伪工作而肯定清代考据学的意义，他说：“清代辨伪的主流，无疑是要把从战国到三国的许多古籍的真伪和它们的著作时代考辨清楚，还给它们一个本来面目。他们的优点是不受传统的束缚，敢于能触犯当时的‘离经叛道，非圣无法’的禁条，来打破封建统治阶级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歪曲造成的历史，所用的方法也是接近于科学的。”国学运动的新倾向逐渐在国学运动中居于主流的地位，这些学者们在国学研究中继承和发展了清代的考据学，同时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的科学方法而形成科学考证方法，所以学术界往往将国学等同于考据学，将国学家等同于考据家。二十余年来，国学思潮再度在我国兴起，我们在考察20世纪国学运动的历史和近年的国学热潮时，实有必要探讨国学与西方科学方法及清代考据学的内在的学术渊源。

一

考据是中国传统学术的一种治学方法，它在对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进行考索研究时，以客观的态度，注重证据，以求真知。自北宋以来兴起了疑经疑古的思潮，开创了学术的求真时代；以后经明代的发展，至清代终于形成了一门学问——考据学。清代初年学者们在研究经学时采取考据的方法取得突出的成就，至乾隆和嘉庆时期考据学蔚然成风，由经学向史学、诸子学、小学、音韵学、地理学、金石学、图谱学、天文、数学等学术发展；虽然在清代中期以后今文经学复兴，但考据学仍然绵延，并为国学新倾向的学者们所承传。清代著名的考据学家有顾炎武、阎若璩、胡渭、卢见曾、朱筠、万斯年、惠栋、江永、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钱大昕、王鸣盛、赵翼、俞正燮、翁方纲、毕沅、阮元、孙星衍、卢文弨、武亿、洪亮吉、凌廷堪、孔广森、焦循、陈澧、王昶、江藩、郝懿行、崔述、全祖望、孙诒让、俞樾，等等。他们的努力使考据学成为清代诸种文化中最有成就和最富时代特色的学术。考据学在传统学术中属于义理之学、经济之学、词章之学后的新兴之学，关于它与其他学术的关系，王鸣盛说：

夫天下有义理之学，有考据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词章之学。譬诸木然，义理其根也，考据其干也，经济则其枝条，而词章乃其葩叶也。譬诸水然，义理其原也，经济则疏引灌溉，其利足以泽物，而词章则波澜沦漪，濚洄演漾，足以供人玩赏也。四者皆天下所不可少，而能兼之者则古今未之有也。……是故义理与考据，常两相须也；若夫经济者事为之末，词章者润色之资，此则学之绪余焉已尔。

这合理地说明了考据学在诸种学术中的意义，并说明了它与诸种学术的关系。然而我们回顾清代学术史时，考据学的意义确是特别突出的。

考据学在清代有多种别称，或称之为“朴学”，因其以朴实学风见长，而与虚谈义理者相区别，如翁方纲说：“今日经学昌明，学者皆知奉朱子为正路之导，其承姚江（王阳明）之说者固当化去门户之见，平心虚衷以适于经传之训义，而又有由荀（爽）、虞（翻）、马（融）、郑（玄）博涉群言以为朴学：此则考证之学又往往与朱子异者。”考据学又名“实学”，以其重证求实之故，黄承吉说：“自汉晋以来，经学集成于本朝，而邃学者尤以徽、苏两郡为众盛，即吾扬（州）诸儒亦皆后出。徽（安徽）自婺源江氏（永）首倡，戴氏（震）出于休宁继之，歙金氏（榜）、歙程氏（瑶田）等又继之。苏（江苏）则惠氏（周惕）研溪犹出顾氏（炎武）之后，而顾更远出于徽众氏之前，然则论实学者，莫或顾之先矣。”考据学又在清代称为“汉学”，梁启超谈到清代正统的考据派时说：“正统派则为考证而考证……其研究范围以经学为中心，而衍及小学、音韵、史学、天算、水地、典章制度、金石、校勘、辑伕，等等；而引证取材多极于两汉，故亦有汉学之目。”此外考据学常等同于考证学，或考订学，名称虽异，其实相同，而通称为考据学。

清代诸帝王都是崇尚宋明理学的，理学成为统治思想，科举考试沿袭明代以八股文取士，而考据学是一种纯学术，它与统治思想无关，也与科举考试无关，乃是无社会现实效益的学问。清代统治者们实际上并不支持，亦不反对，让它自由发展。然而汉族学者却不计现实的功名利禄而从事这种纯学术的研究工作，固然由此可以远离政治，亦可满足真正的学术兴趣。考据风尚得到汉族某些官员以及富商大贾的支持，他们赞助考据著作的刊行，这应是他们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而作出的努力，只要汉民族文化存在，汉民族便有复兴的希望。汉代的经师、南宋后期至明代的理学家们受到朝廷的重视，在社会上有尊荣的地位。李慈铭将考据学与明代以来的理学相比较，以为“若我朝诸儒之为汉学也，则违忤时好，见弃众议，学校不以是为讲，科举不以是为取”。这样考据学既违背清王朝诸帝王之好尚，不为朝廷议论，不为学校讲授，不为科举考试所取，实为无社会实效的无用的东西。因此李慈铭考察了数十位考据学者在清代的社会命运后叹息说：“诸君子之抱残守阙，缣素，不为利疚，不为势诎，是真先圣之功臣，晚世之志士，夫岂操戈树帜，挟策踞坐，号召门徒，鼓动声色，呶呶陆王之异辞，津津程朱之弃唾者所不同年语哉！”考据学者们孜孜以求的学术不会给他们带来财富利禄，不能通向科举入仕之路，但他们凭着学术的使命所产生的信念，以毕生的精力致力于学术的事业。众多的学者们在师生、朋友、同僚、亲戚、同年和同学之间，以学术互通声气，互相讨论，互相支持，造成良好的学术风气。例如朱筠的门人有陆锡熊、程晋芳、任大椿、戴震、汪中、孙星衍、洪亮吉、江藩。戴震师事江永，其同年及友人有程瑶田、金榜、惠栋、纪昀、王昶、钱大昕、姚鼐、秦蕙田、王鸣盛、卢文弨、是仲明、卢见曾、任大椿，其弟子则有王念孙、段玉裁、孔广森、朱珪、孔继涵、毕沅。钱大昕的交游更广，友人戴震、段玉裁、孙星衍、卢文弨、王鸣盛、朱筠、梁玉绳、洪亮吉等，时常书信往来，讨论学术问题，并为阎若璩、胡渭、万斯同、陈祖范、惠士奇、王懋竑、惠栋、江永、戴震等作传。这些学者之间破除师生界限、尊卑地位、年龄差异，没有门户之见，在学术面前平等，形成真正的学派；此应是清代考据学繁荣兴盛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清代考据学涉及中国各种传统学术，致力于对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若干狭小学术问题进行考证，其形式可概括为五类：

（一）疏证，对古代典籍之字、音、义做细致的考辩训释，例如江声《尚书集注音疏》、洪亮吉《春秋左传诂》、焦循《左传补疏》、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桂馥《说文义证》、王念孙《广雅疏证》、郝懿行《尔雅义疏》。

（二）校订，对典籍文字进行校勘订正，例如戴望《管子校正》、俞樾《群经平议》、戴震《水经考次》、严可均《唐石经校文》。

（三）史考，对史籍进行考订，并对史事进行辨正，例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赵翼《廿二史札记》。

（四）笔记，作者读书时发现之各种细小学术问题进行考辨而写下的学术心得，例如顾炎武《日知录》、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俞正燮《癸巳类稿》。

（五）专题考证，对学术问题做专文考证，如戴震《河间献王传经考》《尚书今文古文考》《明堂考》《乐器考》；钱大昕《秦三十六郡考》《汉百三郡国考》《华严四十二字母考》《古嘉量考》《两汉佚史别史考》；沈涛《后魏六镇考》《葱岭南北河考》《漳北滱南诸水考》等等。此外，清代学者许多专题的考证专著体现了考据学的最高的学术水平，例如段玉裁《周礼汉读考》、沈彤《周官禄田考》、张金吾《两汉五经博士考》、徐松《两京教坊考》、李光廷《汉西域图考》、阮元《三江考》、沈涛《说文古本考》、纪容舒《唐韵考》、陈澧《切韵考》、凌廷堪《燕乐考原》、李超孙《诗氏族考》、孔广牧《先圣生卒年月考》、崔述《洙泗考信录》等等。

学者们在考据工作的实践中总结出的考据学理论，这是我们研究乾嘉学术应特别关注的。翁方纲生于雍正十一年（1733），乾隆十七年（1752）进士，卒于嘉庆二十三年（1818）；历主学政，时值考据学兴盛，负海内清望数十年。他的《考订论》乃是一篇总结考据学理论的长文，以为“考订者，考证之订，非断定之定也。考订者，考据、考证之谓，非断定之谓”。考订即是考据或考证，乃依证据以订正文献及史事，但通称为考据学。考据的根本出发点在于“考”，而不在于“定”。翁方纲理解的“定”乃制作，例如圣哲之制作礼制或乐制，而“考”则是比较经典所载之制的沿革与异同，以此证彼，求得一个正确的结论；当然这是判断，它却与自我立论制作有性质不同。如果从主观的意见以某事或某制应当是怎样的，谁又能相信此事或此制为真实呢？此隐含的意义是可以通过考据而否定儒家某些经典的。为什么学者必须进行考据呢？翁方纲认为：

凡考订之学，盖出于不得已：事有歧出而后考订之，说有互难而后考订之，义有隐僻而后考订之；途有塞而后通之，人有病而后药之也。乃名义之隐僻者，或实无可阐之原，或碎无可检之来处，则虚以俟之可矣。事有两歧，说之互出，而皆不得其根据，则待其后而已矣。此亦庄生所谓缘督为经也。但如未有窾郄，而何以批之导之哉！若其立意以考订见长者，则先自设心以逆之，而可言考订乎！若其事之两歧，说之互出，义之险赜，苟间以私意出入，而轩轾焉者，其为考订也，必偏执而愈增其扰矣，又奚以为考订哉！订者惩棼丝而理之也，未有益之以棼丝者也。

当学者发现文献记载中事实分歧，意见互异，义理深奥隐僻，这就需有进行考证，以求真实，达于真知。考据工作有如道路阻塞而使之通畅，人们患病而给以治疗。学者对义理之探讨不得其本原，未查寻到出处，于事实、意见之考察未获得证据，这只有阙疑。如果从以上三项中发现问题，获得大量证据，设立假说，这样便可从事考据工作。但若凭主观并挟私意而轻率断定，这样的考据必然因偏执而使问题变得愈加复杂了。考据工作有如治丝，将纷乱之丝理顺，而不是使之愈益紊乱。因而考据并非与义理无关，而是有义理为指导的，所以翁方纲主张“考订之学以义理为主”。关于义理与考订的关系，在古代的训诂、辨难、校勘、鉴赏的学术中都存在考订，但是古代学者立言主要是阐明义理，尚不知考据之学。考据之学是中国学术的发展到了求真的时代才兴起的新的学问。考据家治学的目的不是探求义理，却必须具有高度的理性判断，否则其考证是难以达到高度学术水平的。

梁启超论及清代考据学派时认为：“其治学根本方法，在‘实事求是’‘无征不信’”。这是就方法论而言的，但确切地说它们不是方法，而是考据学的原则，由此以指导具体的方法。我们可将考据学家们崇尚的原则概括为“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和“条理精密”。《汉书》卷五三《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是指通过对实事的考察以求得符合事实真相的正确结论。凌廷堪解释说：“昔河间献王实事求是，夫实事在前，吾所谓是者，人不能强辞而非之，吾所谓非者，人不能强辞而是之也，如六书（六种造字条例）、九数（九九算法）及典章制度之学是也。虚理在前，吾所谓是者，人既可别持一说以为非，吾所谓非者，人亦可别持以为是也，如义理之学是也。”考据学主张的实事求是乃探讨事实的，故又称为实学，它所认定的事实不可能因强辞论辩而被否定，因为正确的事实是客观存在。义理之学是以思辨的方式谈虚理的，它所树立的理，只要持一种理论便可被否定、动摇或怀疑。因此考据与义理之学在治学原则和思维方式上均是相反的，所以凌廷堪认为戴震所治的是“实学”，而与义理之学有别。阮元从治经学的角度论及怎样做到实事求是，他说：

余以为儒者之于经，但求其是而已矣。是之所在从注，可违注，亦可不必，定如孔（安国）、贾（逵）义疏之例也。歙程易田孝廉，近之善说经者也，其说《考工》戈戟钟磬等篇，率皆与郑（玄）相违，而证之于古器之仅存者，无有不合，通儒硕学咸以为不刊之说，未闻有违注见讥者。盖株守传注，曲为附会其弊与不从传注、凭臆空谈者等。夫不从传注，凭臆空谈之弊，近人类能言之，而株守传注，曲为附会之弊，非心知其意者未必能言之也。

考据学在清代又被称为汉学，某些学者解经坚信汉代经古文学派之传注，以为是绝对应守的，其所谓“是”即是合于汉人之传注。阮元认为汉儒之传注有是有非，若要真正做到实事求是，则既可依从汉儒之传注，亦可否定，这才是真正的实事求是。在某些考据学者迷信汉儒传注时，学者们易于见到舍弃传注凭臆空谈之错误倾向，难以见到墨守汉儒传注之弊；所以阮元为纠正考据学中的一种偏向而坚持主张实证精神。实事求是要求学者们服从真理，寻求真知，以此作为学术价值判断的最高标准。万斯同说：“事而真，即一二人亦足信；果非真，即百十人亦可疑。此论真伪，不论众寡也。”坚持实事求是即坚持学术的真理。真理很可能在某些时期不为大多数人们理解，但它终会取得胜利的。这是考据学者的信念。考据学的第二原则是无征不信。孔子谈到夏殷二代古礼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论语·八佾》）文，是有关典章制度的文字数据；献，是指多闻且熟悉掌故的人；征，即证据。孔子在春秋时对于夏殷的古礼已因文献的不足而无法证实；由此可得出无征不信的结论，这成为考据学家的重要原则。龚自珍对孔子之言解释说：“圣人神悟，不恃文献而知千载以上之事，此之谓圣不可知，此之谓先觉。但著作之体，必信而有征，无征不信。”他认为圣人是生而知之的，固有神悟；圣人之言无征不信是先觉的智慧，它为学术著作必须遵奉的原则。段玉裁记述戴震十岁时于私塾“授《大学章句》至‘右经一章’以下，问塾师：‘此何以知为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又何以知为曾子之意而门人记之？’师应曰：‘此朱文公所说。’即问：‘朱文公何时人？’曰：‘宋朝人。’‘孔子、曾子何时人？’曰：‘周朝人’。‘周朝、宋朝相去几何时矣？’曰：‘几二千年矣。’‘然则朱文公何以知然？’师无以应。”宋代理学家以为《礼记》中《大学》一篇乃孔子之遗书为曾子所记述，但并无证据。戴震幼时对此的质疑即表现了无征不信之态度，体现了考据学家的求实精神。按照无征不信的原则，学者在进行考证时因而特别重视搜集证据。王鸣盛为友人秦蕙田的《五礼通考》作序称赞说：“公每竖一义，必检数书为佐证，复与同志往复讨论，然后笔之。故少辨析异同，铺陈本来，文繁理富，绳贯丝联，信可谓博极群书者矣。”卢文弨批评宋代理学家治学的空疏作风说：“其病皆由于谫谫拘拘，不能广搜博考，以求其左佐证，而且专以自用，不师古人。”李慈铭读赵新又的《左传质疑》说：“其言皆实事求是，不务为攻击辩驳之辞。每竖一义，必有坚据，每设难，必有数证。”考据学家们坚持无征不信原则，不仅广搜证据，还注重史料的辨伪，以求所用证据之坚实。崔述说：“是知伪证于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凖是以推之，莫有能遁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贤，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这已指出辨伪的方法。考据学的第三原则是条理精密，这是要求考据著作应当有谨严的逻辑，而使条理清晰，并在实证推理时达于精密的程度。戴震自述治学经验：“凡仆所以寻求遗经，惧圣人之绪言暗汶于后世也。然寻求而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必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于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而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流可以知源，不目睹渊泉所导，循根可以达梢，不手披枝肄之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他所谓十分之见，即是考据的成熟的结论，它是有条贯的，确凿而不可能有异议的，它不是从传闻、众说、空言、孤证而得出的，而是有极精密的推理的。戴震治学力求专精，其弟子段玉裁说：“东原师之学，不务博而务精，故博览非所事，其识断审定，盖国朝之学者未能或过之也。”在考据的专精方面，戴震确可为典范。陈澧的《切韵考》是极精密的考据著作，他批评自宋代兴起的等韵学在分析声韵方面尚“不能精密”，“至国朝嘉定钱氏（大昕）、休宁戴氏起而辨之，以为字母即双声，等字即迭韵，实齐梁以来之旧法也；二君之论既得之矣。澧谓切语之旧法，当求之陆氏（法言）《切韵》，韵虽亡而存于《广韵》。乃取《广韵》切语上字系联之为双声四十类，又取切下字系联之，每韵或一类，或二类，或三类四类，是为陆氏旧法。隋以前之音异于唐季以后，又钱、戴二君所未及详也。于是分别声韵，编排为表，循其轨迹，顺其条理，惟以考据为准，不以口耳为凭，必使信而有征”。陈澧在乾嘉学者研究的基础上，对《切韵》音系的考证达于条理而精密的程度，其《切韵考》在方法上是很科学的。(www.xing528.com)

二

清代考据学的方法，我们从学者们的著述中可归纳为辩证、训诂、校勘、参验、博证、探原、实测七种。兹举例分述如下：

（一）辩证，以充分的证据辨别文献或历史记载之是非真伪。清初的大学者钱谦益长期留心于明史，旁稽博询，纂成一百卷的著述，惜毁于绛云楼失火，但今存《太祖实录辩证》五卷应是清代考据学之第一名著。例如《太祖实录》记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左丞相胡惟庸、御史大夫陈宁谋反，词连李善长等。赐惟庸、宁死，善长勿问。二十三年五月御史劾奏善长大逆罪状，廷讯得实，善长遂自经，赐陆亨等死。”钱谦益辩证此条记载用七千四百余字，以明代《开国功臣录》《昭示奸党录》以及诏令和审讯供词等第一手数据辨析记载之误，他认为：“永乐初史局诸臣何不细究爰书，而误于记载若此。窥其大旨，不过欲以保全勋旧，揄扬高皇帝之深厚仁德，而不顾当时之事实，抑没颠倒，反贻千古不决之疑，岂不谬哉！国初《昭示奸党》凡三录，冠以手诏数千言，命刑部条列乱臣情辞，榜示天下，至今藏贮内阁，余得以次第考之，而厘正如左。”关于李善长由明太祖抚慰遣归，善长自杀，钱谦益证实李善长曾下狱：一、刑部备条乱臣情辞，首列李善长招供辞，若未下狱，何得招辞；二、营阳家人小马招：二十三年闰四月闻知李善长被捕；三、据《皇明本纪》记载：太师李善长因叛逆伏诛，妻女子弟并家人七十余口悉斩之。因此可证李善长并非在家自经。钱谦益的辩证极为凿确，还原了历史真相，所以李慈铭以为《太祖实录辩证》乃“奇作也”。清初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亦是考据学的极重要的专著，他辩证《古文尚书》之伪列义例数十条，例如：书有古人才引，忽隔以它语豆，千载莫能知，而妄入古文中庚续者；传注家有错解之辞，要久而后错始见，论始定；作伪书譬如说谎，虽极意弥缝信人之听闻，然苟精心察之，亦未有不露出破绽处；事之真者无往而不得其贯通，事之赝者无往而不复多所抵牾。他根据所定之义例详辨《古文尚书》之著录与流传情况，各篇之讹误，文字、历法、山川、制度等记述之误，宋以来各家辨伪的情况；由此证实《古文尚书》乃后人伪作，否定了唐代以来将它奉为儒家神圣的经典。

（二）训诂，考释古代典籍的字义。戴震批评空谈义理者与习时文者说：“夫今人读书，尚未识字，辄目故训之字不足为。其究也，文字之鲜能通，妄谓通其语言；语言之鲜能通，妄谓通其心意。”其意在强调治学于典籍之文字意义应有切实的理解，方可通其语言及义理，这必须进行训诂的工作。每个文字的形、音、义是有关联的，清代考据学家们主张训诂以声为主，由声及义。王念孙说：“以诂训主旨本于声音，故有声同字异，声近义同，虽或类聚群分，实亦同条共贯，譬如振裘，必提其领，举网必挈其纲，故曰本立而道生，知天下之至啧，而不可乱也。此之不悟，则有字别为音，音别为义，或望文虚造而违古义，或墨守成训而鲜会通，易简之理既失，而大道多歧矣。今则就古音以求古义，引申触类，不限形体，苟可以发明前训，斯凌乱之讥，亦所不辞。”他在其训诂名著《广雅疏证》里具体地贯彻了其主张。《广雅》为三国魏人张揖著，乃增广《尔雅》之未备。王念孙的疏证是就古音以求古义，整理疏解，凡原书错乱者皆为补正考释，如释“聆听自言仍从也循”云：“聆，古通作令，《吕氏春秋·为欲篇》‘古经王，审顺其天，而以行欲则民无不令矣，功无不立矣’。令，谓听从也。仍者，《楚辞·九章》‘观炎气之相仍兮’王逸注云：‘相仍者，相从也。’循者，《尔雅》‘循、从，自也’。《文选·陆云答张士然诗》注引《广雅》‘循，从也’，今本脱‘循’字。”汉字存在一字多义的现象，它在某典籍中之具体意义，只有通过训诂才能确解，而训诂则意味着以证据进行考释。李慈铭从学者治经的角度谈训诂的意义说：“经之须训诂，其事甚啧，其功甚劳，其效甚微，昔人亦何好焉，而必孜孜于拾遗掇坠，抱残守阙，若甚于性命，身心不得已者，盖章句不明，即经旨晦，文字不审，则圣学疏，节文度数形器之不详，则礼乐兵刑食货舆图均不得其要。”训诂不仅是研治儒家经典必需的工作，而是研治中国古代典籍必需的工作。

（三）校勘，是将典籍的各种版本和有关资料加以比较，审定原文的正误真伪。戴震对《水经注》的校勘整理堪称典范，段玉裁说：“然东原氏之功，细大互辨，据古本，搜群籍，审地望，寻文理；一字之夺必补之，一字之羡必删之，一字之误必更之；东原氏之能事也。”《水经注》之经文常有错简，文字多讹误，而且经文与注文时有混杂，因而它是校勘的难题，但却引起几位著名考据学家的兴趣。戴震确定的校例是：“经文注语诸本率多混淆，今考验旧文得其端绪。凡水道所经之地，经则云过，注则云径。经则统举都会，注则兼及繁碎地名。凡一水之名，经则首句标明，后不重举，注则文多旁涉，凡重举其名以更端。凡书内郡县，经则但举当时之名，注则兼考故城之迹。”戴震的校本最精善，被收入《四库全书》。晚清俞樾的《群经平议》与《诸子平议》实为校勘札记，从典籍中发现讹误之处，则从文字训诂并参证有关资料以校正原文。《老子》第六十八章“是谓配天古之极”，俞樾校云：“按此文，王弼无注。河上公以‘是谓配天’四字为句，注云：‘能行此者，德配天也。’‘古之极’三字为句，注云：‘是乃古之极要道也。’然此章每句有韵，前四句以‘武怒’与下为韵，后三句以‘德’‘力’‘极’为韵，若以‘是谓配天’为句，则不韵矣。疑‘古’字衍文也。‘是谓配天之极’六字为句，与上文‘是谓不争之德’‘是谓用人之力’文法一律。其衍‘古’字者，‘古’即天也。《周书·周祝篇》曰‘天为古’，《尚书·尧典篇》曰‘若稽古帝尧’，郑注曰‘古，天也’，是‘古’与‘天’同义。此经‘配天之极’，它本或有‘配古之极’者，后人传写误合之耳。”我们由此可见凡校一字之正讹是须要进行烦琐考证的。

（四）参验，即以文献相互比较，参稽、验证、考核，求得某一细小问题之正确的结论。钱大昕谈到戴震治学经验说：“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王引之承传家学，在阐释儒家经义时以参互验证见长。钱熙祚总结王引之在《经传释词》里所用参互验证之法计有六种：“有举同文以互证者，如据隐六年《左传》‘晋、郑焉依’，《周语》作‘晋、郑是依’证‘焉’之犹‘是’；据庄二十八年《左传》‘则可以威民而惧戎’，《晋语》作‘乃可以威民而惧戎’，证‘乃’之犹‘则’。有举两文以比例者，如据《赵策》‘与秦城何如不与’以证《齐策》‘救赵孰与勿救’，‘孰与’之犹‘何如’。有因互文而知其同训者，如据《檀弓》‘古者冠缩缝，今也衡缝’，《孟子》‘无不知爱其亲者，无不知敬其兄也’证‘也’之犹‘者’。有即别本以见例者，如《庄子》‘莫然有间’，《释文》本亦作‘为间’，证‘为’之犹‘有’。有因古注以互推者，如据晋六年《公羊传何注》‘焉者于也’，证《孟子》‘人莫大焉无亲戚君臣上下’之‘焉’亦为训‘于’；据《孟子》‘将为君子焉，将为小人焉’赵注‘为，有也’，据《左传》‘何福之为’‘何臣之为’‘何国之为’‘何兔之为’，诸‘为’字皆当训‘有’。有采后人所引以相证者，如据《庄子》引《老子》‘故贵以身于天下，则可以托天下，爰以身于天下，则可以寄天下’，证‘于’犹‘为’；据颜师古引‘鄙夫可以事君也与哉’，李善注引‘鄙夫不可以事君’，证《论语》‘与’之当训‘以’。”赵翼从事历史的考证也采用参验的方法，他自述撰著《廿二史札记》的方法云：“此编多就正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其有抵牾处，自见辄摘出，以俟博雅君子订正焉。”例如他在《宋史多国史原本》《宋史各传回护处》《宋史各传附会处》等条皆引用《宋史》之纪、表、传、志之有关记载以相互参验。

（五）博证，为证实某事、某义或某问题之是非正误而搜集极为众多的证据，以作到信而有征。此方法为清初顾炎武所创，他研究音韵学即采用博证，他说：“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二者俱无，则宛转以审其音，参伍以谐其韵。”例如中古音之“四江”，“古通阳”，古双切；顾炎武为证唐代开元、大历时“江”读为“工”，考证之文一千五百余字，引用《楚辞》、《荀子》、《淮南子》、《白虎通》、《史记》、《易林》、《越绝书》、扬雄《蜀都赋》、黄香《九宫赋》、杨修《五湖赋》、曹植《九愁赋》、《晋书·五行志》、石崇《思妇叹》、《山海经》、陶潜《停云诗》、《后汉书》、张说《邓国夫人墓铭》、柳宗元《湘沅二妃庙碑》等众多文献。郝懿行释《尔雅》“冥，幼也”，计四百余字，其义为：一、幼为窈之叚音，《说文》“深远也”；《诗·关雎传》“窈窕，幽闲也”。二、窈作窅，又通作杳，引《文选·西都赋》李善注，又《诗·斯干》释文。三、幼、幽同声为义，《说文》“冥者，幽也。”四、冥、窈连文，引用《庄子·在宥》《史记·项籍传》《文选·魏都赋》《文选·舞赋》《庄子·逍遥游》《史记·司马相如传》《楚辞·湘君》。五、要眇即杳渺，意态深远之貌。杳渺又即窈冥、冥窈，一声之转。这样的博证是否会导致以烦琐为病呢？段玉裁以数十年的精力完成的《说文解字注》虽博证而似烦琐，但卢文弨认为：“吾友金坛段若膺明府于周秦两汉之书无所不读，于诸家小学之书靡不博览，而别择其是非，于是积数十年之精力专说《说文》。以鼎臣（徐铉）之本颇有更易，不若楚金（徐锴）之本为不失许氏（慎）之旧，顾其中尚有为后人窜改者、漏落者、失其次第者，一一考而复之，悉有佐证，不同臆说，详稽博辨，则其文不得不繁。然如楚金二书以繁为病，而若膺之书则不以繁为病也，何也？一虚辞，一实证也。”《说文解字》博证而不以烦琐有病，因其为实证，乃考辨之必要。

（六）探原，是一种历史研究方法，注重考察探究每一事实源流本末，而辨析其是非正误。顾炎武的读书笔记《日知录》采用探原竟委的方法，开启了考据学良好风气。《四库全节》的编者认为“炎武学有本原，博赡而能通贯，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抵牾者少。”《日知录》中例如“卜筮”“九族”“占法之多”“三年之丧”“周室班爵禄”“州县赋税”“辅郡”“漕程”等条皆是探原竟委之作。崔述的《考信录》以辨古史之伪称着，他自述：“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于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他的长文《古文尚书真伪源流通考》是探原竟委的集大成之作，他关于辨《古文尚书》之伪提出六证：一、孔安国于壁中得《古文尚书》，《史记》《汉书》之文甚明，但于二十九篇之外，复得多十六篇，并无得此二十五篇之事。二、自东汉以后传《古文尚书》者杜林、贾逵、马融、郑康成诸儒，历历可指，皆此二十九篇，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三、伪书所增二十五篇，较之马、郑旧传三十一篇文体迥异，显为后人所撰。四、二十九篇之文《史记》所引甚多，并无今书二十五篇之一语。五、十六篇之文《汉书·律历志》尝引之，与今书二十五篇不同。六、自东汉至于吴晋数百余年，注书之儒未有一人见此二十五篇者。这以历史考察的方法可足证《古文尚书》之伪了。

（七）实测，自北宋以来学者们在研究金石学时已用地下所发掘的金石实物，参以文献的二重考据方法，清代学者在天文、算学、金石、地理等的研究中还尝试采用实地考察的方法。西方的自然科学在明代逐渐引入中国学术界，但很多学者盲目加以嘲讽与否定，凌廷堪肯定了西方实测之学的意义，他与孙星衍辩论云：

盖西学渊微，不入其中则不知，故贵古贱今，不妨自成其学，然未有不信岁差者也。岁差自是古法，西法但以恒星东移，推明其故耳，不可以汉儒所未言遂并斥之也。再审来札所云天文与算法截然两途，则似足下尚取西人之算法者。夫西人算法，与天文相为表里，是则俱是，非则俱非，非若中学有占验推步之殊也。苟不信其地圆之说，则八线弧三角，亦无由施其用矣。西人言天，皆得诸实测，犹之汉儒注经，本诸目验。若弃实测而举陈言以驳之，则去向壁虚造者几希，何以关其口乎？中西书俱在，愿足下降心一寻绎之也。

学者们引入西方实测之方法应是清代考据学的一个重大进步。清初学者万斯同的《昆仑河源考》因仅据古文献所载地理情况，而未实地考察，以致得出的结论是错误的。李慈铭批评说：“荒外之功，圣人所不事，故荒外之地，圣人所不言。禹治水，江河致力最大，而导江仅于岷山，导河仅于积石，不欲穷徼外之原也。自《山海经》有河出昆仓一语，于是张骞凿空，而汉武求之于葱岭矣。李靖远征吐谷浑，而实以星宿川柏海矣。圣元世祖勤远略，而都实（今作笃什）迻之吐蕃朶甘思矣。道里不一，名号日歧，季野（万斯同）坚主昆仑，力申汉说，谓河必不出于星宿海，朶甘思之雪山必非昆仑。书阙难稽，事非目验，终不得而详也。”黄河之源的问题，若只凭古代文献的记载，而不实地考察，是决不可能弄清楚的，所以万斯同虽然博学，也不免作出错误的结论。古代关于三江说亦甚为分歧，清代学者全祖望、汪中、王鸣盛、钱大昕、洪亮吉、孙星衍、段玉裁等皆主《水经注》引郭璞语，以为是岷江、松江、浙江，阮元经过实测目验肯定此说是正确的，他特著《三江考》以详述。由此可见实测方法已为学者们采用了。

三

中国传统学术有义理之学、经济之学和辞章之学，自北宋以来兴起的考据学经明代中期以后的发展，至清代乾嘉时期达于繁荣兴盛，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最高学术成就和中国古代学术达到的高度水平，为传统学术增添新的一门学问。清代的考据由经学而向史学、诸子学、文字学、音韵学、天文、算学、地理、图谱、金石等等广泛的发展，它所关注的是这些学问中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实即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它们是只能用考据的方法才可解决的。考据家们崇尚的原则是实事求是，无征不信和条理精密。他们使用的方法有辩证、训诂、校勘、参验、博证、探原、实测，皆属于归纳的实证的方法。因此考据学是具有独特学术性质的，有特定对象的，有理论原则的，有细密方法的，在乾嘉时期已是有系统的独立的成熟的一门学术了。如果将它仅视为一种方法，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因为它完全具备了作为一门学术的条件，有如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哲学一样。

清王朝以儒家政治伦理学说为统治思想，特别大力提倡宋代的程朱理学，加强思想与文化的专制。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考据学看似无关社会现实的无用的东西，但学者们巧妙地通过考据在动摇着儒学的理论基础。他们证实自古相传的三皇属于神话传说，并非真正的中华始祖；自唐代以来流行的儒家政治经典《古文尚书》乃出自后人的伪造；儒者坚信的古帝尧舜相传授的统治经验“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它实出自道家之语，而非出自儒家；宋儒以为《礼记》中《大学》一篇乃孔氏遗书，此论断并无依据；理学创始人周敦颐所传的太极图并非出自儒家而是出自道家。他们还公开反对宋明理学的游谈无根、空言义理的不良学风；他们通过辩证揭露了历代正史的不实或歪曲的记载，还原历史真相，尤其揭露许多帝王的残暴行为；他们考察古代礼制与风俗，使汉族人民不忘汉民族的传统；他们校勘、疏证、辑佚、整理中国古代典籍，以使中华文化传统得以承传；凡此，我们可见考据并非无用的东西，它的实证的力量是巨大而坚实的。考据家们重证求知的学术执着的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对学术信念的坚持，最能体现中华民族优良的学风和崇高的思想境界，因而他们留下的大量的著作是我们民族的珍贵的学术遗产，值得我们学习与承传。

我们纵观考据家们的治学，其中有的学者是存在某些错误观念，例如迷信汉人的注疏，不敢否定孔子删述六经之说，重视考证古音而忽视今音，不愿接受声韵的音素分析出自印度的事实，只重视文献的记载而忽视实地的检证，特别注重儒家经典的笺注疏证而具拜经、诂经、韵经、抱经等观念，用大量的精力从事于难以确考的古代礼制，许多的考证极其烦琐而毫无学术意义，等等。这样直接影响他们的成果的学术价值，留下了不少的遗憾。虽然如此，但清代考据学的主要成就仍是应予充分肯定的。梁启超总结乾嘉考据学的意义说：

其直接之效果：一、吾辈向觉难读难解之古籍，自此可以读，可以解；二、许多伪书及书中窜乱荒秽者，吾辈可以知所别择，不复虚靡精力：三、有久坠之哲学，或前人向不注意之学，自此得卓然成一专门学科，使吾辈学问之内容日益丰富。其间接之效果：一、诸大师之传记及著述，见其“为学问而学问”，治一业终身以之，铢积寸累，先难后获，无形中受一种人格的观感，使吾辈奋兴向学；二、用此种研究方法以治学，能使吾辈心细，读书得间，能使吾辈忠实，不虚饰，能使吾辈独立，不雷同，能使吾辈虚受不敢执一自是。

这是从我们承传与接受乾嘉考据学的积极意义而言的，对我们现在治国学仍有启发的作用。国学运动新倾向的代表者胡适、傅斯年和顾颉刚等非常重视乾嘉之学，以为考据家们的方法是合于西方近代的科学方法的。国学运动新倾向是国学运动的主流，新倾向的学者们直接继承了清代的考据学并引入西方的科学方法，从而形成了科学考证方法，在治国学时取得空前的学术成就。我们若考察国学运动的历史，显然易见到国学运动主流与清代考据学之间的密切的内在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