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谈录：回顾对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批评

清代学术可分为汉学与宋学两大派：学者们治学注重事实考据的有似汉代的古文经学派；注重义理与实践的有似宋代的理学家。范皕海甚不恰当地将国学新潮视为汉学，而将国粹派视为宋学。他于1923年说：“国学有两派，一派是重知的，一派是重行的。大约说来，所谓汉学家属于知的方面，所谓宋学家大概属于行的方面。汉学家终生孜孜于声音训诂名物的考订，但是这种学问，无论怎样淹博，返诸自己的身心，没有什么益处。”这里他所批评的注重“声音训诂名物的考订”的国学一派即指国学新潮派。同年，成仿吾第一次认定国学思潮已经形成“国学运动”。他批评国学新倾向说：“他们的方法与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所以他们纵然拼命研究，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从前那种无益的考据……我看我们这种所谓的国学运动，充其量不过造出一些考据死文字的文字，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更烦碎的考据学者。”成仿吾明确地指出国学新倾向的学者们是承袭清代的考据学，国学研究的结果是产生一些无益于社会现实的考据文字和考据学者。郭沫若于1924年曾以嘲讽的语气说：“研究莎士比亚与歌德的书车载斗量，但抵不上一篇《罕谟列特》和一部《浮士德》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也何曾抵得上杜甫、韩愈的一诗一文在我们文化史上有积极的创造呢？我们常向朋友们谈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这并不是蔑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价值原是只有这样。”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一个系统，既需要有伟大的文学作品，也需要有对它的考释的学术研究，两者的价值各有不同。郭沫若的意见虽然偏颇，但非常明显地将国学研究等同于考据，将国学家等同于考据家。我们还应注意到，郭沫若所说的“国学研究”，已有意将它与国学基础知识讲习相区别，使两者不致混淆。20世纪40年代国学运动臻于鼎盛时期，胡适的中国白话小说考证不仅开创新的学风，还为白话文学提供了文学语言的标本，推动了新文学运动；顾颉刚发起的以疑古辨伪为特点的古史辨派和傅斯年领导的以实证研究为特点的历史语言派，均在国学研究中取得辉煌的成就。这时，国学运动新倾向的特征愈益凸显了，而反对者的意见亦愈尖锐。陆懋德持国粹主义的观点，认为国学新潮派并非国学的正统。他说：“自民国初年以来，一时学者忽倡‘为学问而治学问’之论，由是全国风靡，群趋于考证名物，而轻视明体达用。真有如汉人所谓‘讲论曰若稽古四字而至数万言’者。此固国学之一端，而究非国学之正统也……民国以来治国学者，多循一时之尚，而入于琐碎考证之学，故三十年之结果，竟无全才可用。”陆懋德仍认为“通经致用”“经义治事”而固守儒家政治伦理的国粹派才是国学的正宗，但他也承认民国初年以来考据之学已为一时之崇尚，达到“全国风靡”的程度了。蒙思明从史学的角度批评了当时的学术风气，他说：

中外学术交通的结果，是一批所谓的学者们，在中国不能继承公羊家的经学，而继承了考据派的经学；在西洋不能吸收综合派的史学，而吸收了考据派的史学；于是双流汇合，弱流竟变做了强流，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有如打了一剂强心剂，使垂灭的嚼火，又将绝而复燃，竟成了学术界唯一的支配势力。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证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证风气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

蒙思明不同于其他诸家的批评，他指明国学新倾向的考据之渊源一是中国的传统考据学，一是西方近世的历史考证学派。考据在学术中本属于弱势，但国学运动以来竟成为支配学术界的势力；他以为这不是正常的现象，同时亦指出崇尚考据之风的一些弊端。他并不反对学术的考据，但反对过度的崇尚，而且以为学术界尚需那种有目的之考据，更精密的考据，更具特色的考据家。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反对者们很清楚地见到国学研究的基本特征是考据，考据之风已风靡学术界，新倾向已成为国学的主流。我们可以认定国学新倾向的特征是能够体现国学性质的。这样国学的特征应是：以科学考证方法研究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

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若干狭小的困难的学术问题的烦琐考证，这有什么学术价值呢？20世纪的上半叶正值中国的辛亥革命、北伐、共和国制度建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社会处于大动乱、大变革的时代：这是国学发展的历史背景。在这个时代就文化与思想而言是迫切需要新文化和新思想的，因此某些新文化学者指责国学的烦琐考证存在弊端，一是无结果的争议，一是不能提供新知。

学者们用科学方法做出的研究成果，并不一定就是符合科学精神的，因在研究过程中可能存在某些重要资料的缺失，主观的大胆假设，判断的失误，使用了不可靠的证据，这都将使得其结论经不起学术的验证；而且不同的学者用同样的材料，采用同样的方法，也可能得出迥然相异的结论。学术研究往往会将问题弄得纷乱复杂，而国学研究尤其如此。自1923年顾颉刚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而展开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参加者有钱玄同、胡适、刘掞藜、胡堇人、丁文江、张荫麟、吕思勉、杨向奎、童书业、蒙文通、缪凤林、钱穆、陈梦家等，共发表论文二十余篇。关于中国古史世系的“三皇”“五帝”及“禹”是否属于历史真实，学术界分为信古和疑古两派意见。这一问题涉及广博的学术层面和众多的古籍，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学术问题，大量的工作是对古籍记载的辨伪，即讨论古史世系所依据的典籍是否真实可靠，如果辨明所依据的乃后世伪造的典籍，则“古帝”存在的基础便动摇了。顾颉刚说：“第一，要一件一件地去考伪史中的事实是从哪里起来的，又是怎样变迁的。第二，要一件一件地考伪史中的事实，这人怎样说，那人怎样说。把他们的话条列出来，比较看看，同审官司一样，使得他们的谎话无可逃遁。第三，造伪史的人虽彼此说的不同，但终有他们共同遵守的方式，正如戏中的故事虽各个不同，但戏的规律却是一致的，我们也可以寻出他们造伪的义例来。”本次讨论虽以国学新潮派的意见居于优势，否定了古帝的世系，但此结论似乎有伤中华民族的情感，人们宁愿相信传说，故现在仍难为社会主流文化所接受，因而讨论尚无结果。顾颉刚追忆说：“《古史辨》本不独占一个时代，以考证方式发现新事实，推倒伪史书，自宋到清不断地在工作，《古史辨》只是承接其流而已。至于没有考出结果来，将来还得考。”古史的考辨太困难太烦琐了，这有必要吗？魏建功当时即感到：“‘国故’能教人钻不出头，我始终这样想，虽然顾颉刚先生很有些不谓然，因为我们不能解决这个治‘国学’的人们中间的问题：‘何年何月可以扫除因袭与谬妄的大病？’”扫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因袭与谬妄，这能体现中国社会的文明进程，它应是国学研究的价值所在。胡适关于这场讨论的意义说：“这一件事可算是中国学术界的一件极可喜的事，它在中国史学史上的重要一定不亚于丁在君先生们发起的科学与人生观的讨论在中国思想史上的重要。”古史讨论虽然难在学术界达成较可公认的结论，但它是成功的，而关于《老子》的讨论则更意见纷乱了。自1922年梁启超在《晨报副刊》发表《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引发争论，历时十二年之久，参加讨论者有张煦、张寿林、唐兰、高亨、黄方刚、钱穆、冯友兰、胡适、张季同、罗根泽、顾颉刚、马叙伦、陈清泉、孙次舟、王先进、郭沫若等。学者们提出种种假设，例如：老聃长于孔子，《老子》为其遗言，成书在《孟子》《墨子》时代；《老子》成书于宋、公孙龙或稍后，作者为詹何；《老子》是战国初期的作品，成书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前；老聃是孔子之师，《老子》是关尹或环渊所记老聃语录；老聃即太史儋，《老子》即其所著。学者们考证这些问题，不仅引用先秦两汉典籍，辨析有关材料，还考证相关注疏及清人成果，达到极其复杂的程度。当时的讨论，不仅未得出一个公认的结论，反将问题弄得愈益纷繁。叶青指责说：“十几年来的老子考，在方法上虽是科学的，然而却是机械的物质论的，没有运用过优于科学的辩证法。因此考证方法不外乎是牵强附会，割裂断取；而考证的成果，只是外观上有二十几万字罢了，至少半属谬误，一点也不能解决问题。”由于考证的结果异常分歧，故以为是方法的错误，而事实上国学家们都采用科学考证方法，并运用得很好，因此是问题本身存在资料不足的困难，而非方法的错误。胡适说：“我不反对把《老子》后移，也不反对其他怀疑《老子》之说。但我总觉得这些怀疑的学者都不曾举出充分的证据……我只能说，我至今还不曾寻得老子这个人或《老子》这部书有必须移到战国或战国后期的充分证据。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暂缓判决的日子。”胡适的意见是较为公允的，他批评了某些考证在方法上存在的缺憾。关于《老子》的考证虽无结果，却尚难指出明显的错误，而关于屈原的考证则出现了颇为严重的失误。1922年胡适发表《读〈楚辞〉》，怀疑屈原的存在，他认为《史记》本来不很可靠，《屈原传》叙事不明确，因此屈原仅是南方民族神话故事里的一部分。郭沫若举出汉代初年贾谊的《吊屈原赋》和刘安的《离骚传》，证实屈原的存在，又据《离骚》和《哀郢》提出的历史线索，考证出屈原的生卒年。因此他批评说：“胡适的论断是有依据的，因他是一位地道的实验主义者。自‘五四’以来，提倡实验主义不遗余力，他主张一切都要有真凭实据，不过问题就在于他的凭据是不真实的……主张用科学方法批判文化遗产是好的，但他用的方法并不科学。”胡适的失误，这在国学研究中不是极个别的例子，它说明要成功地使用科学考证方法并非易事。国学研究解决了中国文献与历史上许多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大多数是可以作为定论的。我们所举以上三个例子，可见考证是难以有定论和结果的，有的则可能出现严重的错误，这在学术研究中都是正常的现象。以上三个例子中，古史的讨论已大大超越了史学的范围，《老子》真伪的辨析并非哲学研究的课题，屈原的考证更非文学研究可能解决的问题；对它们的考证均牵涉大量的文献资料，而且得用科学考证方法。它们是国学研究的典型课题，能够体现国学研究的特殊性质。(www.xing528.com)

显然国学研究是在故纸堆里商量旧学，这些烦琐的考证能为中国文化提供新知识吗？这是国学备受责难的一点。郭沫若最早指出国学研究不能创造新价值，他于1924年说：“国学的范围如果扩大到农艺、工艺、医药等，那情况又不同，但一般经史子集的整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郭沫若并不完全反对整理国故，只是认为这是少数学者的事，而国学研究在整个国家文化系统中的地位也确属“微末”，但又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胡适所主张扩大国学的范围，若扩大到实用科学技术，将会有益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学其实也将中国古代实用技术作为研究对象之一，但关注的是它在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例如《诗经》农事诗的考释、茶引的起源、《黄帝内经》的作者等问题。关于国学能否创造新价值，这是国学研究成果有无学术意义的问题，如果某项成果具有重大学术意义，则它便创造了新价值。1922年徐浩对国学的批评比郭沫若更激烈而深刻。他于《现代》杂志发表文章攻击“整理国故”，以为从西方文明角度来看待中国文明，整理国故让人们失去幻想，见到的只是空虚。他说：“所以国故整理家给国故所下的结论，才是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出去的最后一刀。”胡适同意“那‘最后一刀’完全得让国故学者来下手”，还指出在古老的“烂纸堆”里有无数吃人、迷人、害人的“鬼”，因而国故学者应“打鬼”“捉妖”；所以整理国故的结果，“它的功用可以解放人心，可以保护人们不受鬼怪迷惑”。这是胡适整理国故的最终目的，表现了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精神，经过一番科学的剖析之后给予彻底的否定。胡适的回答偏离了其纯学术观点，转注重于其思想意义，因而他的态度是矛盾的：既然知道“烂纸堆”里没有什么好东西，为何又要费很大精力去整理呢？所以当时激进的新文化学者西滢带着嘲讽的意味，指出整理国故的结果是“线装书的价钱涨了二三倍”，这有必要吗？西滢说：“我们目前的急需，是要开新的窗户，装新的地板、电灯、自来水，造新的厨房，辟新的茅厕，添种种新的家具。新的有用的来了，旧的无用的自然而然地先被挤到一边去，再被挤到冷房子里去，末了换给打估的人了。所以只有一心一意地去寻求新道德、新知识、新艺术，然后才能‘在那半生不死的国故动物的喉咙里’，杀最后的一刀。”胡适对此尖锐的诘难是感到不易回答的。这次争论中，他们都将儒家政治伦理所代表的传统文化精神与对这种文化的学术研究混为一谈，因而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的视角而否定学术研究的意义。国学研究是不关心传统文化价值的，它通过对传统文化中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进行考证而做出的结论，可能成为新的事实依据，创造了新知，由此可以扫除历史上存在的谬妄或迷信，求得一种真知。1931年顾颉刚谈到古史考辨的意义说：“这些工作做完的时候，古史材料在书籍里的已经整理完工了，那时的史学家，就可根据这些结论，再加上考古学上的许多发现，写出一部正确的《中国上古史》了。”胡适1952年回顾其白话小说考证的意义说：“我二十几年来，以科学方法考证旧小说，也替中国文学史上扩充了无数新的证据。”国学研究的成果是为诸种学科提供新的事实证据，这在中国整个学术研究中是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工作。当国学新倾向形成之后，曾有许多学者指责国学缺乏社会实用价值，顾颉刚曾回答说：

老学究们所说的国学，他们要想把过去的文化作为现代人生活的规律，要把古圣遗言看作“国粹”而强迫青年们去服从，他们的眼光全注在应用上，他们原是梦想不到什么叫做研究的，当然谈不到科学，我们当然不能把国学一名轻易送给他们。

这继胡适之后坚持了国学的纯学术性质，而且将国粹主义者所说的“国学”排斥于国学运动之外，以促进国学新倾向的健康发展。20世纪40年代新文学家许地山在《国粹与国学》里批判国粹主义，也批评国学新倾向。他认为新学术不大可能从旧文化中产生出来，“新学术要依学术上的问题底有无，与人间底需要底缓急而产生，决不是无端从天外飞来底”。他针对国学研究而指出：“世间无不死之人，也无不变底文化，只要做出来底事物合乎国民底需要，能解决民生日用底问题底就是那民族底文化了。要知道中国现在底境遇底真相和寻求解决中国目前底种种问题，归根还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底研究入手。”新学术的确是应从研究社会现实问题中提出解决现实民生日用的方案，由此产生新的理论；但这仅是新学术的来源之一。学术和科学一样均有基础理论研究和实用研究两大类之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学术结构中固然迫切需要政策、经济、法律、科技、军事等有现实意义的研究，但从长远利益考虑必须发展纯学术的基础研究，才能使这个国家和民族获得文化生命的相对独立的意义。国学研究的对象和价值是很有限的，它不具备政治学、社会学、伦理学和经济学在社会中的实用性，它仅是对中国文献与历史上存在的狭小的学术问题进行考证，为各学科提供新的事实的证据。我们纵观新文化运动以来的新哲学、新史学、新文学等学科的建立与发展，它们无不吸收了国学研究的成果以作为新学科基础理论的事实依据，例如新史学不再以“三皇”“五帝”为中国历史的起点，新红学不再走索隐派的老路。

中华民族在世界上因有悠久的历史与丰富的文献而感到自豪，但其中存在着若干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它们又须以科学考证方法才能解决，而且只有依赖最熟悉汉语和中国文献与历史的中国学者才可能解决得最成功，这便需要国学家们来进行研究。国学研究是纯学术的性质，不具功利性和实用性，其学术意义在于扫除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谬妄和迷信，为其他各学科提供事实依据，寻求学术的真理。学术的承传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命脉，我们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建设文化强国，则国学研究将在此过程中体现其特殊的学术意义。现在当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兴起时，我们回顾对国学运动新倾向的批评，可能有助于对国学的特质和价值有一个历史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