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是儒学？国学谈录揭示真相！

自1993年北京大学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中心主办的大型学术集刊《国学研究》创办以来，各种国学书籍、国学期刊、国学院、国学讲习班纷纷涌现，这标志着国学热潮再度在中国兴起。在这新的文化条件下，一般将国学等同于儒学而提倡普遍读经，或将国学理解为中国传统文化而大力宣扬传统文化知识，或以国学涵盖中国一切传统学术而继承国粹。在此热潮中曾有《国学宣言》主张发挥国学的重大社会作用，以为“国学中高扬着人类至善至美的人格典范，并以数千年的历史证实着其创造永久和平的基本素质，确定着人类健康发展的方向”，因此它将“载负起‘人类精神’引向天府的重荷，并拯救人类于现代文明设置的罪恶陷阱之中”。这种宏伟的愿望十分令人钦敬，然而“国学是什么”却是近十余年来令学界亦感困惑的问题。20世纪初中国学术界曾出现国学运动，历时半个世纪。当时人们对国学的认识是甚为清楚的。我们只有追溯这段历史，才有可能认识国学的真实性质。

国粹主义是国学运动初期的基本倾向。国学保存会于1903年冬倡议，于1905年初在上海正式成立，以“研究国学，保存国粹”为主旨，刊行《国粹学报》，设立国粹学堂。《国粹学报》的主要撰稿人有邓实、刘师培、章太炎、黄节、罗振玉、王闿运、廖平、孙诒让、郑文焯、柳亚子、黄侃、张采田、郑孝胥等五十余人。邓实负责日常事务，在他看来国学即是儒学。他在《国学通论》里说：“盖自汉以降，神州之教为儒教，则神州之学亦为儒学。”关于国学的基础学习，章太炎主张“以讨论儒术为主，取读经而会隶”。他们以儒家经典为立国的根基，是国民道德之源，于是视儒学为国粹，借以提倡儒家政治伦理观念。国粹学者们在国粹观念的指导下研究中国传统文化，采用传统的注疏方法，商量旧学，寻求传统文化的精神。辛亥革命后，《国粹学报》于1912年停刊，国粹主义思潮衰落，却又有某种社会势力支持，故一直存在于国学运动之中。当国粹思潮衰落后，国学运动立即出现了新思潮。

1919年2月1日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新思潮的意义》，宣称“新思潮的精神是一种评判的态度”，其目的是“再造文明”，因此提出：“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1922年8月1日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主持召开北大季刊编辑会议，成立国学组，胡适为主任。他随即代表国学组同人撰写《〈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于1923年1月刊出。胡适认为“国学”即“国故学”，主张扩大研究范围，提出“整理国故”的方案和号召。自此，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成为国学运动的方向和具体内容，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在北京大学的带动下，东南大学成立国学院，北京师范大学成立国学学会，清华学校成立国学研究院；国学杂志与国学研究论文大量出现。1925年12月曹聚仁在《春雷初动中之国故学》里分析国学运动的新倾向说：

近顷之治国故学者，虽取舍不同，准的非一，使非极端守旧，局守宋儒之陋见者，其用力之所在，必不离于考订名物训诂诸端，群力所注，则国故之各各资料，必由一一考证而日渐正确……国故学之新倾向，昭然显现于吾人之前。新考证之盛行，即昭示吾人以国故学中心之所在。

这种新倾向很快在国学运动中居于主导地位。胡适自1920年发表《红楼梦考证》和《水浒传考证》之后，陆续对中国长篇白话小说作了系列考证，为中国白话文学树立了语言典范，在学术界影响巨大。1926年由顾颉刚主编的《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标志古史辨学派的兴起。此派有顾颉刚、胡适、钱玄同、魏建功、容庚、马衡、姚名达、周予同、冯友兰、罗根泽、钱穆、梁启超、余嘉锡、高亨、唐钺、刘盼遂、吕思勉、童书业、谭戒甫、唐兰、郭沫若、杨向奎、蒙文通、杨宽等数十位学者。他们以疑古的态度考证古史、先秦学术史及先秦文献等重大学术问题，以之作为国学研究的对象。1927年全国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中央研究院于南京成立，傅斯年任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形成了中国历史语言学派，聚集了李方桂、李济、董作宾、岑仲勉、芮逸夫、全汉升、张政烺、董同龢、夏鼐、周法高、逯钦立、杨志玖、何兹全、严耕望等数十位学者。他们重视史料考辨，采用科学的实证方法，对中国文献与历史的细小问题进行研究，具有浓厚的学院特色。由于胡适的白话小说考证，顾颉刚等古史辨学派和傅斯年领导的历史语言学派的学术成就，使国学运动新倾向得以大大发展，亦使国学研究成果辉煌。关于这种新倾向的性质，我们可以从反对者的意见里得到最简明的认识。新文学家成仿吾认为从事国学运动的有三种人，即学者名人、名儒宿学及一些盲从者。他们的性质稍有不同，但共同点是：“他们的方法和态度，不外是承袭清时的考据家……我看我们这种所谓国学运动，充其量不过增加一些更烦琐的考据学者。”郭沫若早年也是反对国学的，他曾说：“我们常常向朋友们说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这并不是蔑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价值原只是这样。”学衡派的孙德谦是主张经世之学的，极力反对支离破碎的考证。他说：“今之世，将一无治国学者乎？曰彼以汉学家言，而谓合于科学方法者，则考据之学是也。”他们都简单地将国学研究等同于考据，将国学家等同于考据家。国学运动新倾向提倡的考据之风，在20世纪40年代曾风靡学术界，所以蜀中学者蒙思明在《责善半月刊》1941年2月发表《考据在史学上的地位》批评说：

在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金字招牌之下……竟变成了学术界唯一的支配势力。学者们高谈整理国故，专崇技术工作，使人除考据外不敢谈史学。评文章的以考据文章为优，倡学风的以考据学风为贵，斥理解为空谈，尊考据为实学。

因此，在国学运动的反对者的认识里是将国学运动新倾向等同于考据的。自新倾向成为国学运动的主流之后，它最能体现国学运动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现在认识国学的性质，应当以新倾向的性质为依据。这样，考据即是国学运动新倾向，国学即等同于考据。此种认识是很浅表的，却又最接近国学的本质。

国学研究的对象很特殊，它是中国文献与历史存在的若干狭小而困难的学术问题。我们中华民族在三千多年前已有很成熟的甲骨文字，而且用以记载史事，这表明中国有了真正的历史并进入了文明社会。从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开始有了中国历史的确切纪年，并一直绵延下来。这两项事实已经确定中国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在中国浩繁的文献和悠久的历史上存在着若干狭小的学术问题，这是国学家最感兴趣的。兹且举三个例子：

（一）《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小说名著，自它传世之后引起学者们关于小说主要人物的种种附会，如以为是为清世祖与董鄂妃而作；或以书中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具有政治寓意；或以为是写纳兰成德的故事。当时关于小说作者、版本、历史背景等情况皆甚感茫然。胡适自1921年5月至1924年4月曾辛勤地收集有关资料，于天津图书馆所藏《楝亭全集》摘抄曹寅的材料，托张中孚抄寄《雪桥诗话》中之曹雪芹事迹，顾颉刚抄寄《八旗氏族通谱》及《皇朝通志》之曹氏家族材料，购得《八旗诗抄》摘出敦诚赠曹雪芹诗四首，购得《八旗文经》获得高鹗资料，顾颉刚抄寄《甘泉乡人稿》之曹寅资料，购得《四松堂集》获新的曹雪芹资料。顾颉刚感慨地说：“我们处处把实际的材料做前导，虽是知道事实很不完备，但这些事实极确实的，别人打不掉的。我希望大家看着旧红学的打倒，新红学的成立，从此悟得一个研究学问的方法。”胡适完成了系列的考证论文，第一次解决了作者曹雪芹的家世，其中涉及作者是曹寅之子或其孙，曹氏家族与清皇室的关系，八十回本与一百二十回本的关系，续书的作者等等问题。胡适晚年追忆说：“我三十年前指出的‘作者自叙’……确定此论点之后，全靠历史考证方法，必须先考得雪芹一家自曹玺、曹寅至曹颙、曹，祖孙四代四个人共做了五十八年的江宁织造，必须考得康熙六次南巡，曹家当了‘四次接驾之差’；必须考定曹家从极繁华富贵的地位败到树倒猢狲散的情况——必须先做这种传记的考证，然后可以确定，这个‘作者自叙’的平凡而合理的说法。”这些关于《红楼梦》的考证，不是文学研究可以解决的，而是国学研究的对象。(www.xing528.com)

（二）《老子》属于哲学著作，但关于此著的真伪及作者则是一系列复杂的学术问题。自1922年梁启超发表《论〈老子〉书作于战国之末》引发争论，历时十二年之久，参加讨论者有张煦、张寿林、罗根泽、顾颉刚、唐兰、高亨、钱穆、冯友兰、胡适、马叙伦、叶青、郭沫若等。西汉司马迁在《史记》里记述老子事迹即混杂了道家和儒家之说，出现矛盾的和难以确信的事实，如“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盖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司马迁所述已属传闻，自北宋以来即有学者对《老子》及其作者产生怀疑。国学家们根据孔子前无私人著述之事，《老子》非问答体，从思想系统、文字、术语、文体的特点及从《吕氏春秋》用《老子》文辞最多而不说明所用之书等等，提出诸种假设，例如：老聃确长于孔子，《老子》为其遗言，成书在《孟子》《墨子》时代；《老子》成于宋、公孙龙或稍后，作者是詹何；《老子》是战国初期作品，成书于《吕氏春秋》与《淮南子》之前；老聃尊孔子为师，《老子》是关尹即环渊所记老聃语录；老聃即太史儋，《老子》即其所著。学者们考证这些问题，不仅引用先秦两汉典籍，辨析有关材料，还考证相关注疏及清人成果，达到极其烦琐的程度。然而这些问题并未得到一个公认的结论。这系列的考证，不是哲学研究可以解决的，而是国学研究的对象。

（三）顾颉刚于1923年发表《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学术讨论，参加者主要有顾颉刚、钱玄同、胡适、刘掞藜、胡堇人、丁文江、吕思勉、杨向奎、童书业、蒙文通、缪凤林、钱穆、陈梦家等。关于中国古史世系的“三皇”“五帝”及“禹”是否属于历史真实，此问题涉及极广的学术领域和大量的古籍，是非常复杂而困难的，远远超出史学的范围。顾颉刚将“三皇”“五帝”在典籍中出现的顺序加以排列，发现“禹”出现于东周初年，东周末出现了“尧”“舜”，战国至西汉又在“尧”之前加了许多古帝。这样对古帝世系的考辨是采取史学的方法，然而这些“古帝”在典籍中记载的文字非常古奥，须做烦琐的考证。此外，大量的工作是辨伪，即讨论所依据的典籍是否真实可靠；如果辨明所据者为后世伪造，则“古帝”存在的根基便崩溃了。此项工作涉及大量的古籍辨伪，需用科学的考证方法来解决。关于古史辨伪，不是历史研究可以解决的，而是国学研究的对象。

在中国文献与历史中类似以上狭小而烦琐的学术问题极多，概括起来例如典籍的真伪、版本的源流、文本的校勘、文字的考释、名物的训诂、人物的生卒年及事迹、作品本事、历史地理的变迁、金石碑文的解释、文化交流的线索、历史的疑案、家族的世系，等等。每类之任何一个狭小的问题，将它作为学术研究对象时，所涉及的学术领域可能是很广阔的。这正如近世蜀中学者刘咸炘在《幼教论纲》里所说：“盖国学与科学不同。科学程序、性质，均固定分明……吾国学则四部相连，多不可划疆而治。”因此研究这些问题必须熟悉中国的四部书——经、史、子、集，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深厚的修养，具有文献学知识，这样才能在长期的专业研究中发现问题并采用科学考证方法去解决。这里强调的是狭小的学术问题；若宏观的理论的问题，则必然归属于各学科，而非国学研究的对象。

国学研究的基本方法是科学考证方法，它是国学运动新倾向的学者们所创造的。这是对中国传统考据学的继承，同时引入了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使二者结合为一种新的方法。清代乾嘉学派的戴震、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钱大昕等学者发扬清初顾炎武与阎若璩的治学精神，治学以考据见长。他们在著述中凡立一义必凭证据，以原始证据为尚，孤证不为定说，罗列事实进行比较，做窄而深的研究，表述朴实简洁。乾嘉之学被称为考据学或朴学。乾嘉学者考据时使用了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目录学、版本学、校勘学作为工具，对中国文献与历史材料进行注疏、训释、校证。他们使用的方法和工具为国学家所继承，用以整理国故。胡适在《考证方法之来历》里说：

这种考证方法，不用来自西洋，实系地道的国货。三百年来的考据学，可以追溯至宋，说是西洋天主教耶稣会士的影响，不能相信。

乾嘉考据学亦为国粹学者所用，如黄节、刘师培、罗振玉、马叙伦、黄侃等都成功使用了传统的考据学，然而国学新潮的学者们却超越了传统的考据学，如顾颉刚说：“清代的学者辛辛苦苦，积聚了许多材料，听我们使用。我们取精用宏，费了很少功夫即可得到很大的效力。然而清代学者大都是信古的，他们哪里想得到传到现在，会给我们做疑古之用……他们的校勘训诂是第一级，我们的考证事实是第二级。”新的考证方法是吸收了西方近代的实证主义方法。胡适于1919年即介绍了美国杜威的实验主义方法，经他多次的改进与简化，于1928年形成一种简便实用的方法，其要点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于应用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顾颉刚的理解是：“我先把世界上的事物看成许多散乱的材料，再有了这些零碎的科学方法实施于各种散乱的材料上，就喜欢分析、分类、比较、试验，寻求因果，更敢于做归纳，立假设，搜集证成假设的证据而发表新主张。”这种按合理的程序进行研究的方法是近代西方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它对于从事文献与历史的具体事实的考证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其作用在古史辨派的考证性论文里成功地体现。傅斯年则引入了西方近代历史语言学派的方法，它实际上是将实证主义方法用于史料的考证。傅斯年注重对史料——文献的比较研究，他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说：“历史事件虽然一件事只有一次，但一件事实即不尽只有一个记载，所以各个事件在何种情形下，可以比较而得近真，好几件的事情又每每有相关联的地方，更可以比较而得其头绪。”历史上的某个问题、某个事件，当比较了各种性质的文献记载之后，便可能发现矛盾、疑难和真伪等问题，从而寻求历史的真实。傅斯年说：“我们反对疏通，我们只是要把材料整理好，则事实自然显明了。一分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两件事实之间，隔着一大段，把它们联络起来的一切设想，自然也多多少少可以容许的，但推论是危险的事，以假设可能为当然是不诚信的事。”关于科学研究中的假设，傅斯年的态度十分谨慎。他不主张大胆假设，以为在两件事实之间，容许一定的联想和推论；如果在材料不齐备或主体大胆假设之时，便可能以主观的判断作为立论的前提，而导致判断的失误。所以在考证时，他主张搜集材料，比较材料，辨析材料，保存真实可靠的材料；通过研究材料而考证事实，关注真实的细节，揭示历史事件的真实，不发表议论与评价。中国历史语言学派仅仅停留于事实与材料的研究层次，更与国学新倾向相契合。胡适、顾颉刚和傅斯年所说的科学方法，虽然具体论述略异，但皆出自西方近代实证主义，体现了近代科学精神。这种科学方法在国学研究中具有方法论的意义；但在面对中国文献与历史的具体问题时，必须采用中国传统考据学所使用的方法，而且得贯通中国的经、史、子、集，继承乾嘉学派的方法。西方近代科学方法与传统考据学的结合便是科学考证方法，它是国学异于其他学科，亦是国学新倾向学者异于国粹派的研究方法。

关于国学研究的意义，梁启超于1923年发表的《治国学的两条大路》里说：“我们因为文化太古，书籍太多，所以真伪杂陈，很费别择，或者文义艰深，难以索解。我们治国学的人，为节省后人精力，而且令学问容易普及起见，应该负一种责任，将所有重要古典，都重新审定一番，解释一番。这种工作，前清一代学者已经做得不少，我们一面凭借他们的基础容易进行，一面我们因外国学问的触发，可以有许多补他们所不及。”胡适于1924年发表的《再谈谈整理国故》里说：“我们各种科学莫有一种比得上西洋各国，现在要办到比伦于欧美，实在不容易，但国故是我们自己的东西，总该办起来比世界各国好。”国学是20世纪初年在中国兴起的一门学科，它是中国学术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国学家对文献与历史的狭小问题的考证，可以为哲学、史学、文学、地理学、社会学、文献学及自然科学提供事实的依据。这些事实依据很可能动摇某学科的基础理论，可能澄清历史的重大疑案，可能清除传统文化观念中诸多的谬误，其力量是无比坚实而巨大的。从中国学术系统来看，我们必须有少数的以考据见长的国学家。中国涉及文献与历史的狭小学术问题是需要考据家来解决的，由此可以体现中华民族是很有学问的。国学是中国学术的命脉，如果我们现在回顾中国各学科的学术成就，寻求有关中国学问的渊源，则不难发现20世纪国学运动新倾向形成之后，许多狭小学术问题的考证在中国现代学术发展中的重大意义，它们往往是传统学术转向现代学术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