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发展史：注重学科建设，增强自信与他信

学科建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理学的生命，毫无疑问，通过近70年的建设，中国法理学有了长足的进步，从20世纪中叶法理学的革命，到80年代初的恢复重建，到21世纪的发展，再到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全面依法治国，直至进入法治中国的新时代，中国法理学已进入人类法治文明的前列。但是，也必须看到，我们的法理学研究还比较薄弱：一是对重大的基础理论研究还不够深入，例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如何概括，怎样表达，怎么定义，至今尚未有一个公认的纲要。二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实践及其经验的理论总结和提升不够，少了源头活水，法学理论体系缺乏生机活力和时代气息。三是对中华法治文明和法律思想挖掘不够，传承和创新乏力，致使我国法理学的民族性和中国味不浓。主导性概念和命题缺乏。四是对“法理”的基本范畴、人类法治文明的普遍法理、新时代法理缺乏系统研究，因而对法治实践和部门法学研究的法理支撑作用还不够科学有效，法理学作为“法理之学”的学术本质尚未充分彰显。五是法理学的研究队伍不够强大，尤其缺乏具有国际影响力和学术权威性的法理学大家。上述问题是中国法学会领导在2018年法理学年会上综合各方意见的基础上总结的，这显然符合实际情况。

面对上述问题，可见加强中国法理学学科建设势在必行，迫在眉睫。为此，我们必须遵照中共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提出的“十个坚持”，下狠工夫，切实践行，订立规则，逐个落实。第一，我们必须加强法理学的理论建设与学术建设，增强法理学的科学性。就当前来看，组织队伍，制订计划，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学经典的研究力度，加强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理论成果，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理论研究。第二，加强对法学体系和法理学基本范畴的研究。第三，加强对作为法律体系和法治体系精神内核的法理要素研究。第四，加强对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研究，与各国法理学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第五，加强对部门法学的法理研究，夯实中国法理学的根基。第六，加强对西方法理学的跟踪研究。总之，要尽最大努力，推进中国法理学的升级转型，把“全面依法治国”推向更理想更高级的阶段，全面提升中国法理学的自信和他信。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2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七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476页。

[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33页。

[4]《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页。

[5]《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4页。

[6]转引自《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5页。

[7]《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94页。(www.xing528.com)

[8]《董必武政治法律文集》，法律出版社1986年版，第46页。

[9]《王安石文集·周公》。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49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四十二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85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562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6页。

[14]《毛泽东早期文稿》（1912.6—1920.11），湖南出版社1990年版，第1页。

[15]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7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