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度的法理学思想及其转变对中国法理学发展的影响

杨度（1874—1932），字皙子，号虎公，湖南湘潭人。早年留学日本，拥护戊戌变法，主张君主立宪，有一套改良主义理论，曾受到革命派的严厉批判。曾著有《中国宪政大纲》与《实施宪政程序》两文。清末民初，杨度一度反对共和与革命。清末参与沈家本主持的修律工作，也参加过民初的复辟活动。因其君主立宪理论在中国碰壁后，一度苦闷彷徨，后长期与共产党人接触，受李大钊影响极深，世界观与法理学思想有了根本转变，1929年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毅然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获批准后，作为秘密党员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其法理学思想大多不正确，其中也有某些有益于人民的观点。

1910年杨度在解释《大清新刑律》的宗旨时，曾作了这样的说明：中国在法律上要消除家族上的各种特权，主张国家与人民之间是直接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对人民要有“教之之法”和“养之之法”；国家要给人民以“营业、居住、言论之自由”，人民“对国家担负责任”。这种观点，在当时有一定进步性，曾受到保守势力的批驳。

在1919年“五四运动”中，杨度的“君主立宪”观点有所改变，并在1929年的白色恐怖历史背景下，主张申请参加中国共产党，获批后在土地革命时期为人民作了些有益的工作，特别是放弃了“君主立宪”观点，接受了共产主义思想。

杨度在入党后，在思想上加深了对封建特权的认知和批判，拥护土地革命，拥护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认为在中国走“君主立宪”是行不通的，清王朝的覆灭和袁世凯复辟的失败就是明证。(www.xing528.com)

杨度在宪政编查馆任提调时，在搜集宪政资料方面做了不少工作，对中国文史资料的丰富有一定成效。

对于杨度思想的转变，周恩来总理曾作了说明，加深了人们对杨度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