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同时，又出现了以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代表的，以重点培养现代法律工作者为主的局面，当时法学教材大多出于这两所大学的教授之手。同时，北洋政府对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与调整，强化了政府对法学专业的控制。首先，北洋政府明确确认法学教育为职业教育，并加大在综合性大学中的比重。[6]就是说，在北洋政府后期，法学已不是时髦专业，在综合性大学和国家教育部门中的地位大为降低。
北洋政府时期，法学更是热门专业，并出现了与政法部门、司法系统有直接联系的格局，所谓南东吴，主要培养律师；北朝阳主要培养法官，这两所大学的法律学生可以免试取得法官、律师资格。同时，又出现了以北京大学和武汉大学为代表的，以重点培养现代法律工作者为主的局面，当时法学教材大多出于这两所大学的教授之手。同时，北洋政府对法学专业的课程体系进行了改革与调整，强化了政府对法学专业的控制。民国初期，法学教育发展迅速，法学一度成为显学，黄炎培先生深有感触，他说：“教育事业，凡百废弛，而独有一日千里，足令人瞿然惊者，厥唯法政专门教育。”[4]据统计，1912—1925年，政法院校学生占全国大学生总数40%，但法学教育起点低，并且具有盲目性，还带有极大功利性，使法学“官学化”。
首先，北洋政府明确确认法学教育为职业教育，并加大在综合性大学中的比重。法科学生不仅数量多，办学条件也比较优越，如北京大学，“以法科为较完备，学生人数亦最多，具有独立的法科大学之资格”。[5]其次，调整了课程结构，规定了专业与学制。法科大学设法律学、政治学和经济学三个专业，这一做法一直延续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院系调整，学制一般为4～6年，这是对综合性大学中法学院之规定。最后，法学教育水平较低，1912年北洋政府颁布的《法政专门学校规程》，对课程与师资的要求标准很低，法学教育过滥，一直在低水平运行，为此黄炎培先生曾提出过严肃的批评：“一国之才学者，群趋于法政之一途，其皆优乎？”[6]就是说，在北洋政府后期，法学已不是时髦专业，在综合性大学和国家教育部门中的地位大为降低。(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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