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五千年的历史中，长时间铸就的辉煌引领着世界，为人类不断做着贡献。但自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我国的大门后，亿万民众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受帝国主义欺压多年，使泱泱大国一度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先进的仁人志士，奋起救国图存，学习西方。戊戌变法虽然失败，但其改革方向尚存，于是法律转型，急需大批精英，法学教育随之兴起。1907年，清廷下令设立资政院，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尽管它与民主宪法不能同日而语，但对开启法学教育具有重大意义。其实，早在1906年，修订法律大臣沈家本、伍廷芳，在有关奏折中就提到采用西方律师制度、陪审制度和法学教育制度，尽管遭到以湖广总督张之洞为首的礼教派的反对，清廷被迫废止了《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草案》，但采纳了法学教育改革的意见。当然，清末的法制改革有一定进步意义，但这场改革聘请的顾问都是甲午战争担任日本内阁重要职务的人员，不可避免地种下了祸根。日本多年来侵华野心未死，为后来霸占中国奠定了基础。
法学教育最初兴办在新设立的国文馆内，当时美国最早的传教士丁韪良（1827—1916）任国际法教师，讲授美国学者惠顿编写的《万国公法》，该课程为第七学年的必修课。1895年天津海关道台盛宣怀奏请清廷批准中国第一座近代意义的大学——天津中西学堂，1903年更名为北洋大学堂，设立新的学制与课程体系，并以美国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为模式，分法律、采矿冶金、土木工程和机械四科。[3]继天津之后，1896年建立的上海南洋公学，1898年建立的京师大学堂，都设立了法科教育。随后，中国各地都相继建立了新式学堂，有的正式命名为法政学堂，如1901年建立的东吴大学，1903年建立的震旦大学，1908年建立的沪江大学，1910年建立的金陵大学，1911年建立的朝阳大学，1912年建立的北京法政学堂，1912年建立的民国大学，1913年建立的武昌中华大学，1917年建立的复旦大学，1919年建立的燕京大学都设立了本科的法律系或专科的法学教育。至1909年时，全国共设法政学堂47所，共计学生12282人，占当时学堂总数的37%和学生总数的52%。[4]可见，当时法学教育已初见规模，并具有如下特点：（1）法学教育基本上是仿效日本，实行单独的法政学堂与综合性大学法律系同时存在的格局；（2）法学教育不是单纯的学历教育，而是在职文官的法律培训；（3）课程和教材主要仿效日本，只讲两门中国法，即“大清律例”与“大清会典”；（4）法学教育培养的法科学生质量较其他的学科要高，因此通过考试出国留学的，法科学生占80%以上，不仅有出国留学的，而且也有一定数量的留学回国的法科人才，其中早期有名的，如吴经熊教授，这样一来就形成了良性循环，辛亥革命中的革命党人多数是法科学生。当然，其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早期归国，后任民国初年的部长伍廷芳以及梁启超、宋教仁，还有张继、陈天华、汪兆铭、胡汉民、张知本。据说，在中华革命党内，法科出身的占80%以上，大多出身政治学与法学两科。(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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