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与中国法理学发展

白居易（772—846），字乐天，唐朝著名诗人和法理学家。祖籍太原，出身贫寒，关心人民疾苦。进士出身，曾任左拾遗等职，一度被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后官至刑部尚书。他以《长恨歌》和《琵琶行》而闻名于世。然对其著名的法理学思想，却知者不多。特将其法理学思想和几首政治诗（又称讽喻诗）简述如下：

1.正确认识刑、礼、道三者的关系及其治国的功能

礼治与法治是中国古代治理国家的重要理念。尽管礼治的时代业已过去，但其影响仍然存在，尤其是在儒学中占有重要地位。因此，明确“刑（法）”与“礼”的关系极为重要。白居易作为政治家和诗人，首先科学回答了这一问题。他有句名言，“刑行而后礼立，礼立而后道生”，于是“刑者礼之门，礼者道之根，知其门，守其根，则王化成矣”。^[29]他提出国家应加强法制，做到令行禁止。

2.要求唐代当政者尽快改变“轻法学，贱法吏”的局面

白居易认为，应“悬法学为上科”，提拔、奖励和表彰清正廉洁的法官，绝不能使“国家生杀之柄，假手于小人”，不能使“舞文之弊，生于刀笔之下”，要求做到上下循法、刑罚自措的目的。他又明确指出，治理国家不能依靠“猛政”与“严刑”，而是主张依靠君主“勤教令以抚之，推诚信以奉之”，做到“恩荣并加，畏爱相济”。^[30]

3.坚持废除肉刑

我国古代刑罚极为残酷，尤其“老五刑”。自西汉文帝起，开始废除肉刑，但几经曲折，直到隋文帝《开皇律》才从立法上以新五刑代替旧五刑，但其残余仍然存在。唐代还在其实践中偶尔使用肉刑。故白居易坚决主张彻底废除肉刑，认为若再恢复肉刑，则是直接违背了“适时变、顺人情”的原则。

4.坚持法家历来坚持的治国要正确使用赏罚二柄的原则

白居易明确提出赏罚适度的主张，写道：“臣闻明王之御功臣也，量其功而限之以爵，审其罪而纠之以法。限之以爵，故爵加而知荣矣；纠之以法，故法行而知恩矣。”^[31]

5.重视法学和法学人才

白居易作为刑部尚书，多次上奏：“伏惟陛下悬法学为上科，则应之者必俊乂也；升法直为清列，则授之者必贤良也。然后考其能，奖其善，明察守文者擢为御史，钦恤用情者迁为法官。”^[32]当然，这是他从事刑部尚书的切身体会。一个国家不重视法学，治理国家就没有理论支撑，不重视法官判决肯定出问题。

6.初步揭示了犯罪的根源

在剥削社会，其犯罪根源当然与社会制度有关，白居易认为劳动人民有些犯罪直接与生活贫困有关，他说：“食足财丰而后礼教所由兴也，礼行教立而后刑罚所由措也。”而“刑之繁省，则系于刑之众寡也”，“教之废兴，系于人之贫富也”。当然，刑事犯罪有其客观原因，也有其主观原因，而剥削制度本身就是旧社会犯罪的根源。至于政治犯则完全是社会制度造成的，人们造反是被迫的，逼上梁山就是明证。

7.将诗歌与政治密切结合

白居易是文学家，是伟大的诗人，其诗的政治性十分明显，揭露了封建社会的黑暗。他认为诗歌必须为政治服务，担当起“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政治使命，实现“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政治目的，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33]他又解释说：诗歌应当“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34]。就是说，诗歌与政治密切结合，这是白居易诗论的核心。

白居易写诗数百首，最有代表性的是《新乐府》50多首和《秦中吟》10首。他在每首诗的标题后，都附加一个小序，以揭示该诗的主旨，最典型的有《新丰折臂翁》和《卖炭翁》，语言生动，揭露深刻，感情深厚。既对劳动人民表示深刻的同情，又对旧社会做了无情的揭露，并从法理上进行分析，揭示出人民贫穷的原因。总之，白居易虽然是诗人，但他也是法学家，“诗言志”，他不仅表达了其法治思想，而且还提出了法理要求，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融文学与法理于一体的名家。

【注释】

[1]转引自栗劲：《秦律通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83页。

[2]《隋书·刑法志》。

[3]杜预：《律序》。

[4]《新唐书·选举志》。

[5]《南齐书·崔祖思传》。

[6]《晋书·刑法志》。

[7]《晋书·刑法志》。

[8]《嵇康集·难自然好学论》。

[9]《太师箴》。(www.xing528.com)

[10]《阮籍集·乐论》。

[11]《赠秀才入军·其九》。

[12]《抱朴子·用刑》。

[13]《抱朴子·明本》。

[14]《抱朴子·用刑》。

[15]引自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五）。

[16]《南齐书·孔稚珪传》。

[17]《南齐书·孔稚珪传》。

[18]《南齐书·孔稚珪传》。

[19]《南齐书·孔稚珪传》。

[20]《刘子·法术》。

[21]《刘子·利害》。

[22]《刘子·赏罚》。

[23]《刘子·均任》。

[24]《刘子·爱民》。

[25]《魏书·刑罚志》。

[26]转引自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27]转引自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2页。

[28]转引自张岂之主编：《中国思想史》，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253页。

[29]《白居易集·策林三：刑、礼、道》，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39页。

[30]转引自《中国大百科全书》（法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4年版，第4页。

[31]白居易：《御功臣之术》。

[32]《白居易集·策林四：论刑法之弊》，岳麓书社1992年版，第278页。

[33]白居易：《与元九书》。

[34]白居易：《新乐府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