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籍（210—263），字嗣宗，陈留尉氏（今河南开封）人。出身经学世家，自幼攻读经书，出任过大司马府的步兵校尉。崇尚老庄，与嵇康齐名，均为“竹林七贤”。后隐居山林，《晋书》说他“志气宏放，傲然自得，任性不羁”。其实，他关心政治，具有特定的法理学思想。
嵇康（223—262），字叔夜，谯国铚县（今安徽省濉溪县）人。原姓奚，后为躲避仇家迁居，改姓嵇。他与阮籍均为“竹林七贤”之一。崇尚老庄，对司马氏集团挖苦讽刺，他与阮籍一样，具有独特的法理学思想。
1.表面上反对“礼教”
嵇康表面上反对司马氏集团宣扬的“礼教”，批评他们“安知仁义之端，礼律之文？”[8]而事实上，对封建正统等级分明、礼法具备的制度是赞同的，极力拥护“刑本惩暴，今以胁贤”和“赏罚虽存，莫劝莫禁”。[9]
2.提倡礼教与自然相统一(www.xing528.com)
阮籍提出：“刑教一体，礼乐外内也。刑弛则教不独行，礼废则乐无所立。尊卑有分，上下有等，谓之礼。人安其生，情意无哀，谓之乐。”[10]
3.宣扬“越名教而任自然”的礼法观
嵇康在《释私论》中说：“人道无违，越名任性。”这代表了两人对礼法的总的思想观念。他们认为，名教与自然不应该是调和的，而应该是以“自然”之是来否定名教之非。这里讲的“自然”，显然是指客观规律，就是说，礼法应该符合客观规律，而不应该任意妄为。这一观点有一定的借鉴价值，法律是主客观的统一，任何法律只有在符合客观规律的前提下，才能对社会发挥正面的作用。
当然，阮籍、嵇康逃避现实、隐居山林的做法，是不应提倡的。如果对现实法律有不同看法，可以提意见，甚至用改革或其他手段对不合时宜的法律予以废止，而不应采取消极手段避世，这是不可取的。阮籍、嵇康系著名文学家，阮籍以咏怀诗的形式发泄他对司马氏政权的不满，他的82首《咏怀诗》和嵇康临终前的《幽愤诗》既表露了他们对当时政权的不满，也反映了他们的法学思想。“良马既闲，丽服有晖。左揽繁弱，右接忘归。风驰电逝，蹑景追飞。凌厉中原，顾盼生姿。”[11]在这首诗中，嵇康想象自己处在军中而雄姿英发的形象，似乎有满腔抱负在胸中，表达了其多么希望用正确的礼法思想、科学的法理学来治理国家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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