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始皇的治国理念与方略

秦始皇（前259—前210），姓嬴，名政，战国末期政治家，中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的皇帝。系秦庄襄王之子，公元前246年立为秦国国君，继续奉行商鞅变法以来的治国理念，在法家人物李斯等人的协助下，于前221年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坚持“以法治国”。于公元前210年游泰山途中，暴死于沙丘（今河北广宗西北大平台）。他毕生奉行法家治国理念，是中华千古一帝的君王，其功过历来受人评说，笔者认为，对秦始皇要有一个正确评价，其法律思想主要有：

1.坚持国家统一，是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的创立者

坚持中华民族的统一，是人民的愿望，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秦始皇认为，诸侯混乱的局面是裂土分封和法度不明造成的，指出“天下苦战不休，以有侯王”^[1]。为了国家统一，他采纳李斯等法家人物的建议，推行郡县制，大权归于中央，他自称“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传之无穷。这固然反映了封建制度的“家天下”理念，同时，在客观上也体现了中华儿女的共同愿望。就是说，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的封建帝国，是符合历史潮流的，对中华民族的生存与发展，特别是对整个世界的发展是有重大历史功绩的，这一点应该予以肯定。

2.坚持“以法治国”的理念和方略

史称秦始皇“刚毅戾深，事皆决于法”^[2]。他坚持执行法律，尽管其法律过于严厉与繁琐，但对整个国家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是大有好处的。更重要的是，全国“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人人学习和运用法律，尤其各级负责人首先要学法、用法，充当法学教师，这无疑是件好事。

3.重视人才，重用法家人士

据古籍记载，秦始皇（当时叫秦王）读了韩非的著作《孤愤》和《五蠹》之后，极为感慨：“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3]随后，他甚至不惜动员十万将士发动了一场对韩国的战争，迫使韩非赴秦。尽管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因李斯的迫害，他很少采纳韩非的建议，甚至使韩非冤死于狱中。但这件事却反映了秦王对法家人才的重视。其实，他不只重视法家人士，对一切有用之才，他都予以重用，打破了过去用人的界限。正因为重视人才，国家才得以兴旺。

4.重视农桑，发展经济

秦国地处西北，土地贫乏，农业落后，秦国自商鞅变法开始，便重视耕战，在废除世亲世禄的基础上，对有军功的农民，同样给予奖励，使当时的农业有了大的发展。统一六国后，又实行了统一“度量衡”的改革，有力促进和活跃了农业经济，使秦国由落后的农耕国家很快强盛起来，为国家统一奠定了物质基础。

5.统一了文字，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和中华民族的融合，为建立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奠定了文化基础和思想基础(www.xing528.com)

这也是中国作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不衰败的原因，更是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经久不衰的原因。尽管中华民族也有过较短的分离，但深厚的文化积淀，使中华民族团结一致，维护统一。

6.秦始皇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功绩就是维护祖国统一，加强民族团结，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帝国，并为历代所沿袭

当代中国还是一个统一多民族国家，只是性质不同而已，我们不能忘记秦始皇使国家统一这一功绩。事实上，也不能忘记万里长城这个世界八大奇迹之一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它对于抵御外来侵略，的确起到了重大作用。我们不能忘记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决策；不能忘记秦始皇统一文字的举措，即“书同文”；不能忘记使道路畅通的举措，即“车同轨”；不能忘记他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使我们这个多民族的国家一直团结一致，共同用勤劳的双手建设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很显然，秦始皇的功勋业已写在史册里。

当然，秦始皇也是有过错的，如何来评价他的过错，一直是两千年来有争议的问题。我们不妨从法理学的角度来分析一下。首先，贬低、谩骂秦始皇的大多是儒家学派，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秦始皇是法家人物，无论从基础理论或具体实践来看，儒法两家都是根本对立的。据笔者考证，评价秦始皇是从汉高祖开始的，楚汉战争结束后，刘邦为了论证汉代刘家政权的合法性，他对臣下说：你们替朕好好研究一下秦朝为什么灭亡，汉代为什么会建立。其下一派儒家弟子如陆贾、贾谊、司马迁，当然，更包括董仲舒这样的铁杆儒家。在这些人中，又以贾谊、司马迁为首。贾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过秦论》，其中写道：“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4]笔者仅就法理学有关问题，对贾谊这段说辞作如下分析：

第一，“废王道而立私爱”。废王道，这是事实，秦始皇执行的是法家的治国理念，强调的是“以法治国”“事断于法”，这一点不说自明。至于“立私爱”，贾谊没有提出具体事实。据历史记载，秦始皇是一个勤奋的皇帝，每天从早忙到晚，都在为国家着想，总在审批上千斤的奏折，事无巨细一般都要亲自过问。就是说，“废王道”是真，“立私爱”有假。

第二，“焚文书而酷刑法”。这个问题与事实有出入。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后，使那些以儒家理念行事的儒生，有意将原本简单的历史事实加以复杂化、悲情化。事实上，秦始皇并未坑杀过儒生。他确实杀了一些蛊惑人心的方士，这些人曾多次欺骗秦始皇，携骗得的巨款一走了之。秦始皇在愤怒之下，将这些方士坑杀了。当然，杀人肯定不对，即使是封建帝王也不能随意杀人。但秦始皇杀这些方士确实事出有因，再说坑杀的的确不是无辜的儒生，而是大骗子卢生等人。这一点司马迁在《史记》中有记载，也说坑的是方士。至于焚书坑儒一事，《史记》中谈论以亡秦为戒的有81处，直接指责秦始皇暴政的有67处。汉代儒士和司马迁为什么毫不留情地把秦始皇妖魔化呢？大概有下列原因：其一，是为了争取民心，为新兴的政权——刘氏政权寻找“合法性”。这些儒生在皇帝的授意下便开始将秦始皇妖魔化。其二，以秦朝灭亡为戒，敦促统治者励精图治，不要走秦始皇的老路。其三，以司马迁为首的儒生们，借秦始皇来说事，意在含沙射影奉劝汉武帝。因为刘彻也有求仙长生不老的做法，加之他也大修陵墓，广建宫室等。

至于“酷刑法”，应该说确有其事。因为法家的重要政策，就是“重刑主义”“以刑去刑”。一般说，凡是封建制国家，一般都采取重刑主义，只是嘴上不说而已。毫无疑问，法家的重大毛病之一，就是重刑主义。因为他们的理论基础是“性本恶”，刑法上是采取报复主义的。不说法家，儒家又何尝不是如此，因此，鲁迅说，翻开二十四史，就是“吃人”二字。当然，这是有点过了，因为二十四史上还有“以人为本”和“民贵君轻”的思想。话又说回来，剥削阶级刑法的共同特点就是“刑罚残酷”。至于秦始皇是否像贾谊所说的那样，需要看事实。据出土的《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几则律文来看，其实并非贾谊在《过秦论》说的那样残酷和不讲道理。按《秦律》规定：“夫盗千钱，妻所匿三百，可以论妻？妻智夫盗而匿之，当以三百论为盗；不智，为收。”^[5]这条规定，同现代法律有某些类似之处。就是说，丈夫行窃，妻子匿三百，如果妻子知道，则是窝藏赃物，当然要受处罚；如果不知道，便不处罚，这同现代刑罚基本相同。又如：“甲盗钱以买丝，寄乙，乙受，弗知盗，乙论何也？毋论。”^[6]就是说，甲偷钱，买丝后寄存在乙那里，乙接受了，但他不知道甲盗钱的事，问乙该怎么处理？说不以论罪。上述两条法律规定看来还是讲道理的，均以是否明知为前提，有一定合理性，难道这样的刑法也是“酷刑法”？当然不能这么说。可见，《秦律》并不是蛮不讲理的，严格地讲，谈不上酷刑法。当然，总的来说，封建制度的刑法是残酷的，而从《秦律》这两条规定和其他出土的法律条文来看，秦始皇制定的刑法并不是像宣传的那样残酷。当然，法家总的方面是推行“重刑主义”的，这一点也不能否认。这里列举的两条秦代刑法规范，只是说明秦始皇制定的刑法并不是最残酷的，从云梦出土的秦简来看，其中约17000字记录了秦代从政治到经济、从民事到刑事多方面的法律规范，说明秦代的国家治理工作开展得还可以，法律条文在封建社会特别是中国古代社会，其法律制度不是最残酷的，贾谊的说法有些夸大了。

贾谊还指责秦始皇不信功臣，诡诈权势，也不符合事实。从秦始皇13岁继位至50岁去世这段时间来看，他应该算是一个决策力、判断力超群的帝王，是一个从谏如流、广纳贤士的君主，无论是丞相李斯，军事家尉缭，还是科学家郑国，以及来自东方六国的很多贤才，都能在秦国大显身手，并流传后世，可见秦始皇重视人才、重用人才。他在建国后还能善待有功之臣，如王翦、蒙恬等功臣。

长期以来，秦始皇被认为是一个暴君，这是一桩遗留数千年的冤假错案。我们在研究中国法理学的学说史时，应该以法学家的气魄，还秦始皇有功于中华民族的真相，尽管他有不少缺点，但他绝不是一个暴君，而是有益于国家统一的明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