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巨著，助力法治治国

《资治通鉴》简称《通鉴》，是我国历史上编年史书记述时间最长、具有极大治国理政价值的巨著。它共记载了1362年的史实（自周威烈王二十三年至五代后周世宗显德六年止，即公元前403年至公元959年）。此书的最大优点是对史实撰述有源有本、清楚明晰，史迹有根有据，文字优美。其在当时的最大价值，正如司马光自己所说：“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当然，其中包含了丰富的“法理思想”。

《通鉴》“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故名为《资治通鉴》。也因其重要性，而为历代名人所关注。据说，毛泽东主席曾通读过该书17遍。据其贴身护士孟锦云回忆，这部书几乎陪伴了毛泽东的一生，他的床头总是放着一部《资治通鉴》，这是一部被读破了的书，有不少页码都是用透明胶贴住的。

这部巨著受到历代名家的称赞。著名爱国主义者王夫子作了深刻的评价。他首先对“资”“治”“通”“鉴”作了科学的解释，特别是对“通”的解释令人受益匪浅。他说：“其曰‘通者’，何也？君道在焉，国是在焉，民情在焉……”^[46]当然，我们今天来读这部巨著，关键是要将古代法治资源予以借鉴，特别是其中的法理学思想，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本土资源。现将《资治通鉴》中的法理学思想概述如下：

1.坚持法为天下之器，力举公平正义，法律平等

在论述汉文帝大义灭亲判其舅父薄昭一案时，司马光发表如下评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47]司马光对汉文帝诛薄昭给予高度评价后，讲到了法的公平，强调法律平等是正确的法理念。法，依照马克思主义法学理论，是统治阶级意志的表现，这个意志是整个统治共同利益的表现，它不仅要求被统治阶级绝对服从，也要求统治阶级内部共同遵守，如果有个别内部成员不遵守法律，同样要受到法律的制裁。汉文帝大义灭亲，在当时确实值得称赞，这也是后来成就“文景之治”的重要方面，即严格执法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特征。

2.赞同改革，赞扬商鞅“徙木立信”，坚持法律的公信力

尽管司马光也反对同时代的王安石变法，但他的思想深处，实质上是与王安石变法要达到的目标一致。所以他与王安石的私交还是好的，正因为如此，他对商鞅导演的“徙木立信”是赞同的，尤其对法律的公信力也是坚持的。因此，他说：“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是故古之王者不欺四海，霸者不欺四邻，善为国者不欺其民，善为家者不欺其亲。”^[48](www.xing528.com)

3.推崇法家人物，弘扬法治，实现富国强兵

司马光说：“昔鲍叔之于管仲，子皮之于子产，皆位居其上，能知其贤而下之，授以国政；孔子美之。曹参自谓不及萧何，一遵其法，无所变更，汉业以成。”^[49]很显然，这既肯定了鲍叔牙的高姿态，更肯定了管仲、子产和曹参等人的治国雄才，表明依法治国的优越性。同时，对礼治、德治也给予了充分肯定，因为他们在“道德教化”和“防患于未然”等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

4.司马光编纂《资治通鉴》的目的在于“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

因此，《资治通鉴》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好评，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参考。宋神宗为它命名并作序，高度评价为：“其所载明君、良臣，切摩治道，议论之精语，德刑之善制，天人相与之际，休咎庶证之原，威福盛衰之本……”^[50]司马光在总结历代治国理政之后，最后得出结论：“儒法共治”是中国古代治国的根本经验。他说得非常具体和深刻，即“孔子之言仁也重矣，自子路、冉求、公西赤门人之高第，令尹子文、陈文子诸侯之贤大夫，皆不足以当之，而独称管仲之仁，岂非以其辅佐齐桓，大济生民乎”。^[51]在这里，司马光非常崇尚管仲的思想，事实上，管仲辅佐齐桓公变法，执行“以法治国”，践行“以人为本”，成就了齐桓公春秋首霸。司马光既肯定了管仲这位法家先驱，也重视孔子之“仁”，力主儒法共同治理国家。他讲述管仲功勋后，又谈及了道德教化即“德治”的特殊功能，即“教化，国家之急务也，而俗吏慢之；风俗，天下之大事也，而庸君忽之。夫惟明智君子，深识长虑，然后知其为益之大而收功之远也”。^[52]

总之，司马光编纂的《资治通鉴》是一本治国理政的好教材，是当今全面依法治国应该合理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当然，由于历史条件的局限和当今社会背景的局限，其中也有不少不合时宜的观点，我们应该从实际出发，认真分析、合理借鉴，发扬古代法治文明的精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