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纪传体通史，也是我国第一部传记文学巨著，同时也是一部古代法理学思想比较丰富的典籍。它系著名史学家、文学家、思想家司马迁所著。司马迁系太史令司马谈之子，十岁学习古文，先向孔安国学习《尚书》，后向董仲舒学习《公羊春秋》。《汉书·司马迁传》详细记述了他的一生。班固称赞他“涉猎者广博，贯穿经传，驰骋古今上下数千载间”。《史记》是司马迁毕生之作，公元前104年开始创作，《史记》不仅是一部史学和文学巨著，而且记述了古代和他本人的法理学思想，现简要介绍如下：
（一）坚持和维护中华“大一统”思想
“大一统”思想源于“礼治”中的“亲亲、尊尊、长长”基本原则，成于《公羊传》。该书正式提出“大一统”理念，董仲舒把它系统化为一种理论，认为王者受命于天、各统一正，“所以明乎天统之义也”。[40]司马迁以此为依据，证明汉代得天下是“得天统”，他说：“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41]当时，他所说的天统，无非与董仲舒一样，都是为“尊王”，维护封建王朝的“大一统”。
“大一统”理念为历代帝王所承袭，并进一步得到宣扬，成为维系中华民族经久不衰，维护与巩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精神支柱。当然，这主要归功于各民族人民用勤劳的双手共同建设美好的祖国，在爱国主义的旗帜下共同抵御外来侵略者，使中国成为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一没有分裂，更没有消亡的国家，并以更加旺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的东方。可是，还有“台独”“港独”等小撮分子，企图破坏“大一统”理念，搞分裂活动，是可忍，孰不可忍！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绝对不会答应的事，我中华儿女必将为捍卫“大一统”理念而继续奋斗！
（二）正确对待刑罚，主张德法共治
司马迁系西汉初年学问家，他与大多数学者一样，总结秦代失败的教训，对“重刑主义”进行过批判，对秦始皇也做过评说，尤其是对秦代残酷的刑罚做过批判。但他并不否认刑罚，特别是没有否认法律的作用，他说：“法令者，治之具。”[42]他对严明执法者大加赞扬，在《史记》中对汉文帝的廷尉张释之予以评价：“守法不失大理，守法不阿意。”更重要的是，他肯定了法令“禁奸止邪”的作用，并主张“德法共治”。他说：“夫礼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后；法之所为用者易见，而礼之所为禁者难知。”[43]因此，他主张两者有机结合、互相配合，也就是后人所适用的“德法共治”。
在“德法共治”的理念中，司马迁强调以德为主，特别是重视和弘扬“为政以德”，这一儒家观点以“德治”作为一个朝代兴衰成败的决定因素。他在《史记·五帝本纪》中，认为轩辕“修德”而得天下，夏、商、周三代都因修德程度而兴衰治乱。(www.xing528.com)
（三）主张“趋利避害”
尽管司马迁赞同并宣扬“德治”，但在思想基础上，他又赞同介于儒法两家之间并培养了大批法家弟子的荀况。就是说，他强调“为政以德”，又赞同法是“治国之具”，并赞同法家的理论基础“趋利避害”，这实质上是他“儒法共治”思想的具体表现。在他看来，“趋利避害”是人的共性，他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他甚至说：“嗟乎！利诚乱之始也。”这些话与商鞅的说法“人君而有好恶，故民可治也”[44]有相似之处。荀况也说过：“好利而恶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45]可见，司马迁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几乎与大家一致。
但是，司马迁在《史记》中把法家观点批评得一无是处，尤其是对秦始皇，将他批判为“残暴无比”。当然，法家实行“重刑主义”，刑罚残酷，应予以否定。但他主持修长城、车同轨、书同文、统一度量衡，尤其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国家，这在当时是进步的，对后世也有很大影响。其实施的“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和“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对现在还有借鉴价值。
（四）树立史书典范，是中华传统文化贡献者之一
司马迁在历史上是有功绩的，他不仅为“李陵事件”说了公道话而身受侮辱与摧残，而且以年迈与残疾的身躯写成千古绝唱的《史记》，这些都是值得称赞的；《史记》的文学、史学价值是值得大加赞赏的。尤其是他关于“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的至理名言，值得谨记！
中华传统文化，集五千年文明之精华，值得弘扬！树立文化自信，是中华儿女必备的素质，是民族复兴的力量源泉！我辈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为有司马迁这样的大家而感到自豪；同时，也要修正对法家的过失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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