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历史文献，是儒家经典《十三经》中的首篇。作品成文于殷商、西周年间，涉及远古时期的历史记载，直接呈现了殷周之际的政治思想和治国理念，反映了中国古代法理学的形成。《尚书》今存58篇，其中28篇为今文本，经史学家考证，今文本可以据为信史。其涉及面广，其中直接阐述和记载法理学思想的主要有：
1.王权至上
这是中国古代社会政治法律的根本特点，也是古代法理学所关注的重点。“尚”即“上”，《尚书》乃“上古以来之书”。《尚书》中保存了商周，特别是西周初期一些重要史料，其中尤以法学资料最为丰富。据记载：“武王胜殷，杀受，立武庚，以箕子归，作洪范。”[1]弘扬“王权至上”的精神，公开宣称“天子作民父母，以天下为王”。王“要有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要求臣民军队服从，如果臣民服从，则给予“五福”奖励：“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好德、五曰考终命。”如果百姓不服从或反抗王的统治，上帝将给予“六极”惩罚：“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曰恶，六曰弱。”[2]“洪范”具有权威性，受到尊敬，因此，有学者称之为根本大法。尽管评论有些过高，但从法理学角度看，它具有法律性质是肯定的，是一种治国理念的表露。
2.开创了部门法理学的先河
法理学既具包括基础性的一般法理学，也包含各部门的法理学。《尚书》中有关章节便起着部门法法理学的功能，如《尚书》中的《吕刑》篇便起到了这种作用，它不仅对我国老五刑的由来作了说明，而且对五刑的具体条款数量也作了列举。它指出，“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穆王训夏赎刑，作吕刑”。[3]其三千条，包括“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剕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属二百”。[4]同时，在《舜典》篇中，又对五刑之外的刑罚，如流、鞭、扑、金作了补充规定。其实，是隋唐新五刑的渊源。更重要的是，《尚书》还对刑罚的基本原则和刑法适用的司法原则也作了规定，这也是我国古代刑法原则的来源，使我国古代刑法有了比较完整的刑法法理学体系。
3.提出了“明德慎罚”的基本思想
这是《尚书》对法理学的重要贡献，是我国坚持“明德慎罚”思想的最早来源。无论是该书《多方》篇的“克堪用德”“惟典神天”，还是《吕刑》篇的“罔不惟德之勤”，都为西周时期贯彻以德为教、慎用刑罚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法理之源。(www.xing528.com)
4.揭示了“礼”与“刑”（法）的辩证关系，确立了礼乐政刑共治的治国理念
这一思想，对中国古代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在西周，乐依附于礼，政刑往往并称，使礼乐政刑关系直接体现为礼刑关系。其实，西周的礼刑关系，既有一致，也有区别。礼刑相互补充，互为表里。（1）两者作用不同。正如西汉贾谊所讲：“夫礼者，禁于将然之前；而法者，禁于已然之后。”[5]用现代话来说，就是礼防患于未然，刑禁于实然。（2）两种适用对象不同。按《礼记·曲礼》说法，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6]很显然，这里的“刑”是指肉刑。而大夫犯罪，可以削除爵位，并有减免的特权，就是被判死刑，多数也不公开执行，即使执行也是非肉刑的方法，如自刎或毒酒。后来，便演变为“八议”制度，但十恶除外。
5.要求严格执法
周公死后，西周继承其遗训，坚持秉公执法，要求在法律执行与适用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宽而有制，从容以和”[7]。就是说，无论行政、执法还是司法判案，都严格要求官员依法办事，不能违背法律，不能随便赦免，要求慎刑慎罚。
《尚书》在法学中的最大功绩就是初步提出了“民本”思想，并为历代所沿袭，成为中华文明之精华和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精髓。《尚书》既彰显了中华法治文明的精要之处，更是维系中华大一统思想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尚书》是最早提出“以人为本”基本思想的历史文献，其反复强调“知民”“化民”“安民”。《尚书》在《尧典》篇中开宗明义地讲：“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8]可以这样说，整个《尚书》始终贯穿“民本”思想，而“民本”思想正是中国古代法理学的灵魂，是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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