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发展史：法律的价值之争

自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中国法理学上就对法律的价值展开了激烈的论争，通过论争，到汉宣帝才采用“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战略，得到了统一认识，认为法律首先要符合“正义”，同时必须要保障人们“利益”，使法的价值既弘扬社会正义，更要保护人民利益，使两者有机统一起来。

事实上，“义”与“利”之争，是中国古代法理学争议很大的问题，从春秋开始，儒家代表孔丘，特别是战国时期的孟轲，在会见梁惠王时有段对话很经典。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85]这段话，代表了当时儒家的法律价值观。就是说儒家强调的是“义”。这里讲的义即“正义”，在当时具体是指道德。但与儒家不同，法家代表如商鞅、韩非等从“趋利避害”的人性论出发，重“利”轻“义”，因此法家与儒家的“德主刑辅”不同，主张“不务德而务法”。^[86]

墨家则认为“义”与“利”都重要，都是法律的价值。因此，它主张“义，利也”，“兼相爱，交相利”^[87]，强调义利并重，主张法的价值是义和利的结合。荀子论证得更加明白，认为“义与利者，人之所两有也”。并指出：“义胜利者为治世，利克义者为乱世，上重义则义克利，上重利则利克义。”^[88]看来还是墨家说得对，荀子说得更全面。因此，法律与道德必须结合，不能偏向一面，只有法律与道德结合，既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道德的教化作用，才能对社会起到更好的作用。

由于中国古代法理学对法律的价值进行认真的讨论，从而使中国古代法律与道德实现有机结合，才出现了诸如《唐律疏议》那样，成为了世界封建社会法律的典范，因而也使唐代的西安成为世界的贸易中心，甚至成为世界的政治中心。(www.xing528.com)

中国法理学中关于法律价值的论争，实际上是关于法律与道德在治国中的相互作用，对我们正在推行的“全面依法治国”的治国方略有重大现实意义，是我们合理借鉴的法治本土资源，应结合当今实际，发挥法律与道德相互结合的重要作用。

其实，法律与道德就是法理学中永恒的主题，是一个常讲常新的问题，就目前来讲，最重要的，就是如何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于全面依法治国之中，要使其法制化。首先，在立法中要贯彻这项原则，要有具体体现的条款或原则。其次，在司法中要予以贯彻，检察官在控诉中要阐明罪犯走向犯罪道路的道德根源，道德问题的恶性发展必然走上犯罪道路。一般讲，任何犯罪行为，首先是违反道德行为，而且往往是从违反道德开始的。在监狱中，要对罪犯进行政治与道德教育，要认真纠正罪犯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