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战国时期乃至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法理学界围绕法律的发展方向展开了长达几十年的论争。争论的焦点是法律的发展方向，是向后看还是向前看的问题。具体表现为“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这里的“法”字，作动词解，是指“效法”的意思，即效法先王（尧、舜），还是效法后世（应适时要求）。法先王，其含义较广，不只是指法律，还包括制度、品性和治国方式。最早提出“法先王”一词的是儒家创始人孔夫子，孟子对此又有了发展，其重点是指效法尧舜的治国方式和禅让方式，因此，孟子“言必称尧舜”[79]就是“法尧舜”，还有禹、汤、文、武和周公。因此，孟子强调：“遵先王之法而过者，未之有也。”[80]他认为“先王之道”是王道政治，“先王之法”是天统的良法，也是尽善尽美之法。所以他说：“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于王前。”[81]很显然，孟子讲先王之治，是全面的，是指国家各方面的制度，特别是“禅让”制度。并认为这种制度是得到“天”同意的。他具体指出，尧禅舜，舜禅禹以及汤征桀，武王伐纣，都是上天赞同的。
到了战国阶段，法先王与法后王则进一步作出狭义的解释，在实践中，所谓“法先王”就是效法先王的法律制度，俗称“王道”。而“法后王”，是指法律要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而有所变化，俗称“霸道”。商鞅变法的初期，使法律发展方向之争达到高潮，商鞅与齐国的保守势力关于“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达到新高潮，不仅使“法先王”与“法后王”表面化、激烈化，而且将“法先王”与“法后王”的含义缩小为法律的发展方向之争，局限于法律是否要适应社会的需要。这在商鞅与杜挚之间，根本没有妥协的可能。据古籍《商君书》记载：秦孝公有一次正在与大臣们谋划“治国之道”。商鞅讲：“法者，所以爱民也；礼者，所以便事也。是以圣人苟可以强国，不法其故；苟可以利民，不循其礼。”[82]意思是说：法令，是用来保护百姓的。礼制，是使人们行事适宜、恰当的。所以圣人如果能令国家强大不必效仿旧法，如果法律有利于百姓，不必因循古礼。保守势力的代表甘龙当即反驳：“不然。臣闻之：圣人不易民而教，知者不变法而治。因民而教者，不劳而功成；据法而治者，吏习而民安。今若变法，不循秦国之故，更礼以教民，臣恐天下之议君。愿孰察之。”[83]他说完后，秦孝公当即表示赞同商鞅观点，反对甘龙的说道。商鞅也对甘龙的观点作了有力的反驳：“子之所言，世俗之言也。夫常人安于故习，学者溺于所闻。此两者，所以居官而守法，非所与论于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礼而王，五霸不同法而霸，故知者作法，而愚者制焉；贤者更礼，而不肖者拘焉。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君无疑矣。”[84]这意思是说，你所讲的这些话，是一般世俗所言，固守常规之人，固有旧有习俗，老学究拘泥于他的道理。通过这场大辩论，秦孝公才采纳商鞅“法后王”的建议，立即进行变革。以后，秦国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终于改革成功，到秦始皇时，终于统一了中国。“法先王”与“法后王”为历代改革的效仿。如王安石改革、张居正改革和戊戌变法均经历过争论。(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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