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以“礼治”为治国理念的奴隶制社会，法律是神秘的，不允许公开，所谓“刑不可知而威不可测”是当时的警世格言。时值公元前536年，晋楚两国争霸称雄，而在其中的郑国，不仅弱小，而且左右为难。当时，已在郑国执政20余年的大夫子产，励精图治，进行改革，按法家要求将他制定的新刑律铸在鼎上，公布于众，受到群众欢迎。这一重大改革，是对传统“礼治”的一个重大突破，引起各国，特别是郑国奴隶主贵族的反对与谩骂，其典型代表就是郑国的另一个大夫叔向，他在写给子产的公开信中说，“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又说“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锥刀之末，将尽争之。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子产当时回绝叔向的指责和分析，说：“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意思是说，铸刑法是郑国形势发展的需要，这样做正是为了挽救国家的衰亡。这场争论很快扩大到整个华夏各诸侯国。儒家大师孔夫子，也为此专门发表了意见。据《左传·昭公二十九年》记载：“冬，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亡之乎！失其度矣’。”很显然，孔丘将铸刑鼎一事升级为国家兴亡之事。事实上，法律是否公开，是关系到以什么方式治理国家的大事，直接涉及国家的兴亡。因为法律一公开，会使当时的统治阶级丧失一个法宝：愚民政策。而这正是奴隶社会鼓吹“天命”的要害所在。问题是法律一公开，便使“法的威不可测”这个统治手段失灵。这也是文明社会的重要特征，法律公布于众，家喻户晓，便于法律的执行与适用，严格地讲这不仅有利于社会的进步，也有利于统治阶级维护社会秩序，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这场法律是否公开的争论，也是一场法律启蒙教育，有利于法理学与文明的进步，所以后来在秦国便出现了“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局面，推动了当时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
法律是否公开，这是人类法治文明的重要前提和基础。中国在公元前600多年就肯定了法律公开，这是中国古代法理学对人类的杰出贡献。这一可贵的法治本土资源，将法律公开和法律公正，公平结合，直接引领当代中国正在推行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光辉实践。(www.xing528.com)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