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发展史：强调法的发展及优点

我国古代法理学的一个重要特点与优点，就是强调法的发展，并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

（一）“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

法家先驱历来强调法的发展，从商鞅变法到王安石变法，甚至到戊戌变法，都强调法的发展，并与守旧派开展了一次又一次的辩论。据《史记·商君列传》记载：商鞅在秦国变法时，便与甘龙、杜挚等人展开了一场争论，论点之一就是法是否发展的问题。后者提出：“法古无过，循礼无邪。”商鞅回答：“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并提出了“不法古，不循今”的口号，认为：“法古则后于时，修今则塞于势。”^[33]意思是说，效法古代则落后于时代，保守现状则跟不上形势的发展。在历史上，我国几次变法，都存在“法先王”与“法后王”之争，就是指法的发展问题，变法者强调法的发展。

（二）“法与时转则治”(www.xing528.com)

韩非继承商鞅的观点，提出了“法与时转”的历史观。他把历史分成“上古”“中古”“近古”“当今”四个阶段，认为历史是进化的，不是今不如昔，而是今胜于昔。因此，他反对复古、保守，而敢于赞美当今。在它看来，时代发展了，历史条件不同，国家的法律和治国的方法也要相应变化，以适应时代之要求，如果在当今之世“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就是“守株待兔”。因此，韩非说：“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34]韩非这一观点，至今仍有借鉴意义。时代在前进，历史在发展，法必须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发展。孙中山先生有句名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法律也是这样，治国的理念也是这样，必须随时代而发展。

（三）法的适时性与法的稳定性

法的发展是绝对的，法的稳定性是相对的，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法律是必须稳定的，如果朝令夕改，则法律就失去了权威。但法的稳定性必须以法适应时代为前提，因此改革就成为历史必然。改革，史称“变法”，这一称谓表明了两者的辩证关系。改革有两种：一是制度变更，那就要使法产生“立、改、废”，即变法；还有一种是体制改革，是在现有制度上的自我完善。我国现在进行的改革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因此，现在的改革必须于法有据。如果有矛盾，那么就要修改法律，使之与新的情况相适应。这一点也可以从中国古代法理学找到借鉴，如张居正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