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的原则反映法的本质，彰显了法的价值，是我国古代法的神经中枢，是一切法律活动必须遵守的准则。
（一）“德法共治”
这是中国古代法理学所坚持的基本原则。历史证明，任何一种单独的治国方略，在我国古代都没有取得良好效果，我国古代从总结经验出发，提出了德法共同治理的基本原则。汉宣帝提出“霸王道杂之”的治国方略，他用儒家的仁政德礼之说饰于外，而以法家刑名法术之学藏于内，实行内法外儒，反映了对德法两手并用、各尽其用的高度政治智慧。[24]《唐律疏议》也说：“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其实德法互补、共治是我国古代法理学所倡导的治国基本原则，它既符合中国古代的国情，是我国古代法理学的伟大创造，又在“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之治”的实践中得到了证明。应该说，早在春秋时期，法家先驱管仲就非常重视道德与法律的重要作用，他曾把“礼义廉耻”比作“国之四维”，强调道德的教化作用。这种“德法共治”的思想与原则，一直贯穿于中国古代社会的始终，是我们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重要的本土法治资源。
（二）“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www.xing528.com)
这是古代法家学派为了贯彻执行“以法治国”而提出的基本原则。“法、术、势”三结合思想，其基本思想是管仲提出来的，韩非则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形成严整的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原则体系。“以法为本”主要强调法在治国中的重要性，正如古人所讲，国无法而不治，民无法而不立。韩非说：“法所以为国也，而轻之，则功不立，名不成”[25]，因为“明法者强，慢法者弱”[26]。同时，对“明法”作了说明，他指出：“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虽有贤行，不得逾功而先劳；虽有忠信，不得释法而不禁。”[27]以法为本，强调法律的权威，指出法是治国之本。在“以法为本”的基础上，强调术与势的重要性，法必须与“势”相结合，他指出：“抱法处势则治，背法去势则乱。”[28]“势者，胜众之资也。”[29]有了势，还必须有术。“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生杀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30]说穿了，术就是指统治的策略。法、术、势三者只有结合起来才能发挥法的作用，才能治理好国家。韩非与法家这个重要观点有一定的正确性，因法是治国之本，必须具有权威性，也应有实施的策略与方法。但必须明确：法只有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下，只有树立体现人民意志的法的权威，才能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因此，法家的“以法为本，法、术、势相结合”的原则，还是有一定借鉴意义的，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本土资源。
（三）“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
韩非的“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31]这两句引用了上古的名言，不仅是当时法治的原则，而且蕴含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萌芽思想，这是极为可贵的，至今还有借鉴意义，是中华法治文明的精华。韩非说：“明主之道，赏必出乎公利，名必在乎为上。赏誉同轨，非诛俱行。……则国治矣。”[32]当然，这里有一点必须指出，韩非说这段话是为了支持商鞅关于“以刑去刑”的思想，这就有些不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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