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发展史：深刻意义与成就

中华五千年文明，灿烂辉煌，曾使文人墨客称赞不已，也留下了不少史书。仅留有姓名的作者并流传至今的佳作，就有孔丘的《春秋》，以司马迁的《史记》、班固的《汉书》等为代表的二十四史等。但陈述和评论思想文化的单科史书，却为数不多。直至20世纪初，才有由中国人撰写的第一本中国文学史问世，具体出版时间不详。此后，连续出版了好几本单科史书，如1919年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胡适著）。当然，在此之前，已有蔡元培先生主编的《中国伦理学史》于1910年出版。至于法学与法制史方面，则相对落后，时至1929年才有王振先撰写的《中国古代法理学》出版。诚然，早在1904年，梁启超先生就有《中国法理学发达史论》一文见刊。可见，有关法学的史书的确少而不精，故从这个意义上讲，个别学者才发出了“法学幼稚”的不当言论吧！

其实，中国古代早就有了法理学，而且对法理学研究的对象极为重视，如法学家孔稚珪在公元400多年，即1500多年前就明确指出：“匠万物者，以绳墨为正；驭大国者，以法理为本。”而在此之前，东汉时期的汉宣帝在宣布其治国理念与方略时，就公开宣布：“霸王道杂之。”他推行了儒家的仁政德礼治说饰于外，以法家刑名法术之学御于内的“共治”理念，其中特别提到要发挥法理的作用。可见，我国古代不仅重视儒法共治的治国理念，而且强调法理的引领和保障功能。因此，我国古代法理学的内容是极为丰富的，值得大书特书。

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的重要意义，首先就是在增强我们爱国主义的深厚感情。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实质上就是中华儿女弘扬爱国主义的史诗史，多少仁人义士为了国家的富强而奔走呼号、自强不息。从诗人屈原到元帅岳飞，从史家司马迁到宰相文天祥，层出不穷的英雄令人敬仰。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留下了多少永垂不朽的民族气节！同时，光辉的史册上也流传了为革命而斗争，为法制昌明而不懈努力甚至壮烈牺牲的商鞅、晁错、谭嗣同等烈士的千古赞歌。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可以清楚地再现他们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史实，无疑可以增强我们的爱国主义情感。

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有助于我们践行“古为今用”原则，合理借鉴我国古代优秀的本土法治资源。应该说，我国古代的法理学是维护中华民族五千年史经久不衰的精神支柱，是“大一统”理念的重要基因，对于全面依法治国有重大的参考价值。何况，中国法理学发展史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治国理政的历史经验，这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认真总结和升华，使马克思主义法学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有了更加坚实的思想和实践基础。(www.xing528.com)

当然，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更有利于新中国法理学这个新兴学科的发展。毫无疑问，新中国法理学，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有了长足的发展，取得了诸多历史性成就。但与人民的要求、与形势的发展还有较大的距离，我们通过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既可以借鉴、继承和升华我国古代法理学在治国理政中的经验，又可以提升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的经验，使其更好地沿着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不断前进；使其深入研究作为中国法理学研究对象的“法理”的科学内涵；使中国法理学更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更好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服务、为实现“人民更加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奋斗。

总之，研究中国法理学发展史，要遵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深刻认识“我国古代法制蕴含着十分丰富的智慧和资源，中华法系在世界几大法系中独树一帜”^[18]，明确“我国今天的国家治理体系，是在我国历史传承、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上长期发展、渐进改进、内生性演化的结果”^[19]的深刻道理，切实花大力气把中国法理学推向一个崭新的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