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理学发展史的引领：几则古代案例

（一）法海沉浮的齐桓公

齐桓公系春秋时期齐国的国君，姓姜，名小白，齐襄公之弟，公元前685—前643年在位，在齐襄公被杀后，通过武力回国即位。当即采纳鲍叔牙的建议，不计“一箭之仇”，任命管仲为相国，主持变法，从此便与管仲提出的“以法治国”结下了不解之缘。首先，他按照管仲提出的“以人为本”与“以法治国”的理念，在国内各个领域进行了改革：（1）“通货积财”，兴渔盐之利。齐国面临东海，盐业与渔业极为丰富。齐桓公按照管仲的意见，设立盐官和铁官，鼓励渔业与铁矿贸易，积累国财。（2）改革农业的税赋制度，实行“相地而衰征”，鼓励农业的发展。（3）改革行政组织，富国强兵。（4）推行赎刑制度，加强司法改革。（5）任用贤才，“匹夫有善，可得而举”^[1]。（6）依法办事，一切依照改革后的法律办事。

由于认真推行了“以法治国”，很快扭转了齐国的经济状况，从而缓和了国内的阶级矛盾，齐国日益富强，“九合诸侯，一匡天下”，齐桓公成为春秋时期第一个霸主。同时，齐国出现了良好的社会秩序，面貌也焕然一新，所以司马迁在《史记》里称赞齐国“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上服度则六亲固”^[2]的大好局面。

齐桓公以强盛的国力为基础，打着“尊王攘夷”的旗号，号召并帮助燕国打败北戎，营救邢、卫两国，制止了戎狄对中原的诸侯进攻蔡、楚，并和楚国会盟于召陵。同时，还平定了周王室的内乱，多次大会诸侯，订立盟约，成为春秋第一霸主。

齐桓公正是采纳了管仲“以人为本”和“以法治国”这两大法宝，才使得齐国强盛起来，成就了其春秋第一霸主的伟业，正所谓“法治兴，则国家兴；法治强，则国家强”。齐国的强盛，说明了一个道理：法治的确是治国之道。与此同时，齐国由强到弱，同样说明了“奉法者强，则国强；奉法者弱，则国弱”。公元前645年，管仲去世，齐国的改革就此终止，“以法治国”成为一句空话。齐桓公宣布废除改革措施，从此国内大乱，士大夫之间勾心斗角，国家大臣不理国事而争权夺利，最后因宫廷内乱，齐桓公落得个饿死于宫中的下场。

齐桓公法海沉浮的一生表明，法治是何等重要，法治对一个正在改革的国家来说，更是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是因为：第一，法治是治国之道。改革，史称变法，这一科学的称谓充分表明法治与改革的内在联系。尽管当时齐桓公采用的管仲的“以法治国”与现代的法治有所区别，它只是形式法治，而非实质法治，其目的也在于维护王权，但当时的王权，是由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王权。从社会发展规律来说，应该说是符合时代要求的，何况它强调法律的权威，强调法律可以除暴安民和定分止争，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第二，法治是社会之魂。法治是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有利于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保障社会的长治久安。更重要的是，“以法治国”强调对事不对人，主张“法后王”，要求“事断于法”“法不阿贵”，强调法律是辨别是非的标准。更何况，管仲在提出“以法治国”的同时，要求注重道德的教化作用，提出了“国之四维”，即“礼义廉耻”。就是说，他要求把法治与德治结合起来，这在当时甚至在当代，都具有重大意义。

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新时代，我们总结齐桓公法海沉浮的一生，是一份有益的“法治本土资源”。其中有三点经验与教训值得总结：第一，改革与法治不可分。改革就是法律的立、改、废、释，改革就是要于法有据。尤其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当今改革，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进行。第二，法治必须与德治相结合，既要发挥法治的引领和规范作用，又要发挥道德的教化与促进作用。第三，把形式法治与实质法治结合起来，我们既要强调形式法治对事不对人的规则作用，更要注重实质法治是良法之治、是控权之治、是人权之治的文明作用。

（二）“约法三章”的汉高祖

汉高祖刘邦系农民出身，常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天下），安事《诗》《书》！”^[3]刘邦不重视文化，不重视法制，后来在军旅中获得转变。公元前209年，响应陈胜、吴广领导的“大泽乡起义”，自称沛公。初属项梁，后与项羽领导起义军同为反秦主力。前206年，率兵攻占咸阳。同年10月，当刘邦到达霸上时，“秦王子婴素车白马，系颈以组，封皇帝玺符节，降轵道旁。诸将或言诛秦王。沛公曰：‘始怀王遣我，固以能宽容；且人已服降，又杀之，不祥。’乃以秦王属吏，遂西入咸阳”。^[4]就是说，沛公军队最先到达霸上，秦王子婴乘白车驾白马，用丝绳系在颈上，挂着皇帝的御玺和符节，在轵道旁投降。将领们有的说应该杀掉秦王，刘邦当场予以否定，并说：“人已投降，杀了不祥瑞。”这两句简单的话，道出了深刻的道理，即瓦解敌军、减少阻力，争取支持的重要政策。这也是后来刘邦战胜项羽的法宝与威力所在。当然，更重要的还在于其入主咸阳后的“约法三章”。

当刘邦领导大军进入当年秦国首都咸阳后，因军队士兵大多来自农民，出现了“诸侯皆走金帛财物质府分之”，“沛公见秦宫室帷帐、狗马、重宝、妇女以千数，意欲留居之”的情况。樊哙谏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将为富翁耶？凡此奢丽之物，皆秦所以亡也，沛公何用焉！愿急还霸上，无留宫中！沛公不听。”^[5]樊哙是屠夫出身，说得正确。张良见刘邦不听，又急忙劝道：“秦为无道，故沛公得至此。夫为天下除残去贼，宜缟素为资。今始入秦，即安其乐，此所谓助桀为虐。且忠言逆耳利于行，毒药苦口利于病，愿沛公听樊哙言。”^[6]张良不愧为军师谋臣，这段话说得很好！于是张良说动了刘邦，终于还军霸上。经过几天的思考，刘邦分析了利弊，在张良、萧何的协助下，在进驻咸阳时，正式宣布“约法三章”，即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

“约法三章”，言简意赅，影响极大。不仅秦民欢喜，当即送牛羊与酒食于军中，然沛公丝毫不取，大得民心。同时，这种做法弘扬了法的精神，为历代所效仿。据考证，唐高祖李渊在太原起兵时，就颁布了“约法十二条”，为夺取政权奠定了法制基础。刘邦“约法三章”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兵过长江也有所启示，当时的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也颁布了“约法八条”，同样起到了安定民心的重大作用。由此可见，法律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以民为本。同时，法的威力很大，良法则深得人民的拥护。

其实，“约法三章”不是刘邦的创造，而是我国法治文明的宝贵遗产。中国古代法理学早已有论述：“法者，天下之程式也，万事之仪表也”，“法者，国之权衡也”。法不仅可除暴安良、定分止争；更重要的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法能体现人民的意志，保障人民的利益。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法令者，代谋幸福之具也。”^[7]当然，他所说的是良法，良法应具有以下四大特点：（1）人民性。即以人民为中心，体现人民的意志、保护人民的利益。（2）规律性。良法必须反映客观规律。法律具有两重性，即主观意志性、客观规律性，良法要符合国情。（3）时代性。即良法要符合时代潮流。（4）操作性。即良法要便于操作，付之实践，使人民看得懂、行得通，继而有利于执行。

（三）汉文帝大义灭亲

此事已有《汉书·文帝纪》记录在案。汉文帝刘恒是汉高祖刘邦的妃子薄姬所生。汉文帝继位后，薄姬尊为皇太后，她有一个弟弟薄昭，即汉文帝的舅舅。薄昭原是一位将军，后被文帝封为轵侯，他依仗皇亲国戚的身份，一贯横行霸道，目无王法。文帝十年，朝廷遣使者通知薄昭一件事，因使者一时疏忽，在薄昭前失礼，薄昭顿时大怒，当即将使者杀了。(www.xing528.com)

此事引起朝廷哗然，汉文帝知道后，便征求大臣意见，依照大臣们的多数意见，按法论处。可有个别人说：“皇帝，薄昭是太后的亲弟弟，若杀了国舅大人，可是最大的不孝啊！”汉文帝听了不以为然，便说，正如多数卿家所说，这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杀舅伤母是为不孝，但是容忍这些藐视国法的权贵恣意妄为，刘家的天下就有倾覆的危险。杀了目无王法的薄昭，保住刘家的江山，太后还是太后，这才是最大的孝道！文帝的诏令下达后，有人复奏说薄昭不肯就死。于是文帝便想了一个办法，下令大臣们穿上丧服，一起去薄昭府上哭丧，这一招果然有效果，薄昭见大势已去，无奈之下便自杀了。

这个案例体现的执法平等思想，曾引起了广泛的议论。东汉著名学者王充有段评语：“法乃天下名器也，法可宥焉，天子不得以私诛；法可诛焉，天子不得以私宥，故杀人者死，文帝之法乃受之高祖者也。（薄）昭杀汉使正坐此科；酿恶椒房，盗窃神器，悉此焉基之，斯时也，将欲全之以保母生，则上违高祖之成宪，固故不孝也；将欲杀之以保其宗社，则母或不食而死，亦不孝也；但诛昭以伤母，其不孝之罪小；废法以存昭，其不孝之罪大。世固未有变及乘舆，而母能独存者也？则诛昭正所以存母耳。”^[8]宋代大儒司马光也有评语：“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9]这段话，是非常深刻的，因为法是统治阶级的共同利益的体现，为了维护整个统治阶级的利益，是不允许个别人违法乱纪的，哪怕是统治阶级内的个别成员也是如此。用这个理论来看我们的反贪污腐败也是同样的道理。尽管有些贪污分子原来也是人民当中的一员，甚至是重要国家干部或领导人，他们一旦违反法律，同样要依法受到惩处。

（四）张释之公正执法

据《史记·张释之冯唐列传》记载：西汉初年，张释之在汉文帝时期出任廷尉一职。某日，当汉文帝打猎归来，路过中渭桥时，有个人戴着斗篷突然从桥下走出，其样貌赤黑，惊动了文帝的车驾。顿时，文帝大怒，下令把此人抓起来，交给张释之问罪。张释之审问说：“你怎么不回避，惊了圣驾，差点把皇帝吓得摔到地上。”那人说：“我听说皇帝要路过，便躲在桥下，过了一会，我以为皇帝已经过去了，我便走出来，谁知刚一出来就碰到皇帝的军队，惊动了圣驾。”张释之听罢后，便依照有关法律，判处该人缴纳一定罚金。文帝听说之后，心里很不高兴，便召张释之问道：“你怎么处理那个惊动圣驾的人？幸亏朕的宝马性情温和，如果是其他的马，必定会摔伤朕不可！而你这个廷尉太宽大了，只判处罚金了事？”张释之连忙解释说：“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10]这段话的意思是：皇上，法理乃天下之法，是天子与天下人跟你共同约定的，本朝法律对无意惊动车驾的人的规定是课处罚金。如果随意可以改动，那么法理在人们面前便失去了信义。方才圣上下诏将该人杀了，也算不了什么，但失去了法律的威严，特别是陛下已把他交给我处理，我作为廷尉必须依法处理，主持天下之公平。否则，老百姓怎么能安定地生活呢？执法用刑不能随心所欲，必须依照法理，请陛下三思！文帝听后，认为张释之的话很有道理，当场就说：“廷尉，你做得对！”从此，张释之严格执法被传为佳话。

（五）唐太宗纳谏如流定国策

“贞观之治”的重要特点，就是太宗纳谏如流、慎重决策。封建社会是特权社会，尤其君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其中有暴君，也有明君，唐太宗就是魏征所赞美的明君。有人曾夸赞魏征为忠臣，魏征则回答道：“我顶多是个良臣。”他认为只有在昏君底下才是忠臣，太宗是个明君，则他充其量只是个良臣。魏征这样说，他是有深刻体会的，因为他提出的谏言最多，几乎都被唐太宗采纳。但也有过激烈的争论，在贞观六年，太宗一看天下太平，想去泰山封禅，明说是向上天汇报情况，实际上是力图表明贞观时期的业绩。可当时遭到了魏征等人的反对，双方争论得非常激烈，使太宗震怒。太宗问曰：“公不欲封禅者，以功未高耶？”魏征答曰：“高矣！”“德未厚耶？”曰：“厚矣！”“中国未安耶？”曰：“安矣！”“四夷未服矣耶？”曰：“服矣！”“年谷未丰耶？”曰：“丰矣！”“符端未至耶？”曰：“至矣！”继此，太宗再问：“然则何为不可封禅？”魏征最后答曰：“陛下虽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乱之后，户口未复，仓廪尚虚，而车驾东巡，千乘万骑，其供顿劳费，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禅，则万国咸集，远夷君长，皆当扈从；今自伊、洛以东至于海、岱，烟火尚希，灌莽极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虚弱也。况赏赉不赀，未厌远人之望；给复连年，不偿百姓之劳；崇虚名而受实害，陛下将焉用之！”^[11]最后，太宗经过认真思考，不仅接受了魏征等大臣的意见，还给予奖励。类似这种情况还有多次，太宗基本都采纳了谏官的建议和意见。当然，这样的谏言，不能称为民主，但对于君主集思广益是大有好处的。

唐太宗纳谏如流的史实，影响了历代有远见的君主和大臣，并从制度上加以确认。在历代官职中，除了御史外，还设有专门的谏官，法律规定对其谏言不追究责任，当然，只有少数帝王能够做到从谏如流。所以孙中山在总结中国古代制度时，对历代御史制度加以肯定，并提出了“五权宪法”，在“三权分立”的基础上，又加了考试权和监察权，并新建考试院及监察院两个机构。中共中央在设计国家制度时，原先在行政机关内部设立两个监察部门，即监察与审计。2018年又通过了《国家监察法》，完善了国家机构，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内设立国家监察委员会。也就是说全国人大辖一府（人民政府）、两委（国家军委、国家监委）、两院（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进一步巩固与完善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个根本政治制度，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六）李离枉杀主动请死，依法兑现“失死则死”

据《史记·循吏列传》记载，春秋晋文公当政时，有个叫李离的法官一贯忠于法律，强调慎刑，依法公断。可是，有一次他错误适用法律，出现了错判枉杀案件。事后，李离发现自己的判决有极大错误，枉杀了不该杀的人。他悔恨不已，主动要求按照晋国法律“失刑则刑，失死则死”的规定，引咎自裁。这种司法制度体现了晋国执法严明，受法律的影响深刻。这种司法责任制度被多数朝代沿袭，如秦律规定“出入人罪”的法官责任追究制；唐代的永徽律也明文规定“诸官司出入人罪者，若入全罪，以全罪论；以轻入罪，以所剩论……其出罪者各如之”，又规定“即断罪失于入者，各听减三等；失于出者，各减五等；若未决放，及放而还获；若囚自死，各听减一等”。^[12]总之，对法官判案，法律规定得非常严格。

这一事实说明：中国古代受法理学关于执法严格的思想影响很深。当然，在那个时代，“衙门八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好法官和执法人员还是少数。但在五千年中华文明史中，法制观念在有些法官心中还是被牢记得很深。李离作为法官主动对枉杀承担法律责任的事例虽然不多，但还是时而有之，因此，严格执法这一重要的本土法治资源是值得今天合理借鉴的。当然，也要根据错判案件的主客观情节来确定对错案的责任追究。

（七）明太祖听众议，秉公执法

一日，明太祖朱元璋正在宫内与马皇后谈论国事，恰在这个时候，有两个宫内官员互相对骂并厮打起来，在皇帝面前如此放肆，严重失礼。朱元璋见状十分生气，即将发作。马皇后见状，怕引起严重后果，便假装发怒，并令左右将两个无礼之人关起来，交宫廷法司议罪。过了一会，朱元璋的怒气消了，便向皇后问道：“你怎么不直接处理那两个打架的宫人，却要交给宫正司呢？”皇后答道：“陛下，臣妾听说赏罚必须公正，只有公正才能服人。所以，既不能因为高兴而加赏，也不能因为发怒而加刑，而且他人也会借此议论其中利弊。臣妾之所以把他们交给宫正司，是因为宫正司会依法，按其情节轻重而处理。再说，陛下治理天下怎么能自行赏罚呢？罚罪量刑只能由司法官去做。”朱元璋听了皇后这番话后非常高兴，立刻命史官把皇后这番话记录下来，以警后世。朱元璋一向重视公正审判，他先后处理了几起判决不公和徇私枉法的案件。如处死了徇私枉法的刑部尚书杨靖；处理了老臣袁春出入人罪的案件，免其官职，永不录用。明太祖秉公断案，得到了老百姓的好评！

以上七个案例只是众多依法公断的几个典型而已，但就整个封建社会而言，中国封建等级制度是公开的，公开不平等是封建社会的特点。即使有几个公正的裁判，其目的也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者的政权。但我们也应当看到，中华法治文明中的法理思想的确影响了一些封建官吏，不少公正判案的佳话曾一度千古流传。诸如包公断案、海瑞申冤等。这里只是说明，中国法理学中的一些理念和判断，如“以法治国”“以人为本”“公正判案”等确实影响很大，深入人心。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有宝贵的文化遗产，要继承和发扬，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