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注意的是，“黥”以外的肉刑和“隶臣妾”也有表示轻重的情况。这应与刑罚体系的变迁有关，与上述结论并不矛盾。
《法律答问》第一个答问讨论盗犯的加重方式如下:
“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可(何)谓“驾(加)罪”?·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有(又)黥以为城旦；不盈五人，盗过六百六十钱，1黥
(劓)以为城旦。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二十)钱，黥为城旦；不盈二百廿(二十)以下到一钱，
(迁)之。求盗比此。2
维持治安是“害盗”“求盗”等的主要职责。这些治安工作者反而行盗，对治安的危害就比普通盗犯更加严重，因此秦律(或者廷行事)规定“害盗别徼而盗，驾(加)罪之”。本答问则说明“加罪”的具体内涵。与普通盗犯相比，加重盗犯的“黥为城旦”和“黥劓以为城旦”分别与普通盗犯之“完为城旦”和“黥为城旦”相对，很明显含有罪加一等的意思；从法律结构来看，加重盗犯适用肉刑和城旦刑的三种组合，即“斩左趾，又黥以为城旦”“黥劓以为城旦”和“黥为城旦”，三者分别与三种不同的情节，即“五人盗”“盗(赃款)过六百六十钱”“(赃款)不盈六百六十到二百廿(二十)钱”相应(表7.4)。换言之，肉刑的三种组合表示针对三种不同犯罪行为的量刑，与上述行刑问题性质不同。
表7.4 加重盗犯与普通盗犯的量刑比较
“加罪”仍属特例，不能与普通的刑罚等序混为一谈，但特例也可以成为先例，引起等序体系的变化。睡虎地等秦简中，相关信息还很少，但在《二年律令》中，肉刑(“刑”)分化为两个等级的痕迹已较为清晰。比如在有关“反坐”的规定中出现两种针对死罪的量刑方案。简126所见诬告罪规定如下:
诬告人以死罪，黥为城旦舂，它各反其罪。
按照反坐的一般原则，死罪的诬告行为应该处以死罪，但诬告毕竟与亲自下手杀人等命案性质不同，将诬告者处死略嫌过重。上引条文大概基于这种考量而将死罪减为“黥为城旦舂”，应系减死一等。但“黥为城旦舂”的量刑也并非无问题。以“黥为城旦舂”诬告人也科以“黥为城旦舂”。死罪的诬告行为与“黥为城旦舂”的诬告轻重不同，而量刑却相同，这就无法表示罪刑之不同。在有关“鞫狱故纵”的量刑中这一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如简93:
鞫狱故纵、不直，及诊、报辟故弗穷审者，死罪，斩左止(趾)为城旦，它各以其罪论之。
如果立法时“斩左趾为城旦”仍未成为独立的刑名的话，简93 的规定就有助于避免上述量刑上的矛盾。从这一点推测，两个反坐规定采用两种不同的量刑方案，应与时代演变有关。
反坐的相关规定，出于某种特殊的考量，还可以说是一种特例，但特例多了，就会成为通例。比如《二年律令》简194 有如下条文，将“斩左趾以为城旦”当作普通刑项使用:
强略人以为妻及助者、斩左止(趾)以为城旦。(www.xing528.com)
《二年律令》简488 还有一条令文将“阑出入塞之津、关”与“越塞”分别处以“黥为城旦舂”与“斩左趾为城旦”:
御史言: 越塞阑关，论未有令。·请阑出入塞之津、关，黥为城旦舂；越塞，斩左止(趾)为城旦……
这无疑是有意区别轻重不同情节的量刑。在此“黥”与“斩左趾”系独立的刑名，即表示罪刑轻重的标准。
按照上引有关诬告的律条，以死罪诬告人仅科以“黥为城旦”，其他罪都“反其罪”。如果以“越塞”或者“强略人以为妻”等罪诬告人，“反其罪”应判为“斩左趾为城旦”，量刑比死罪诬告还重。这很矛盾。因为立法者也很容易看出这种矛盾，制定诬告条的时候，刑罪(肉刑)还不应该分化为“黥”与“斩左趾”两个等级。换言之，单独构成刑罚等序的“斩左趾”，即刑名“斩左趾”在《二年律令》应属于较为新的时代层次。[26]
据笔者理解，“耐”也经历了类似的分化过程，但时代比“刑”早，在睡虎地秦简的阶段，分化已基本上结束。比如《法律答问》简25 引如下秦律佚文:
公祠未
〔阕〕，盗其具，当赀以下耐为隶臣。……
在此“耐为隶臣”是普通刑项，偷了公祠用具，赃款若在普通盗犯应处以赀罪以下的范围之内，即不满一百一十钱，则判为“耐为隶臣”。这一量刑与“耐为司寇”有别，“隶臣”具有表示轻重的意义。
换言之，“耐”也有“耐为司寇”与“耐为隶臣”两个等级。但这个结论与“耐”的单字用例相矛盾。单字“耐”能够表示罪刑轻重的话，“耐”就不应该有两个不同的等级。相反，“耐”分为两个等级的话，单字“耐”就会引起歧义，无法准确界定刑罪轻重。笔者认为，这个矛盾也只能从时代前后关系的角度加以合理的解释。“耐”本来只有一个等级，犯了耐罪的罪犯依据身份处以“耐为司寇”“耐为隶臣”“系城旦舂六岁”等。[27]后来借用“司寇”与“隶臣妾”之间的身份差距，加重普通的耐罪，因而产生“耐”(即“耐为司寇”)与“耐为隶臣妾”两个刑名并存的情况。[28]
一个等级分化为两个等级，在刑罚体系中会引起多种问题，与上述“斩左趾”的诬告罪相似。《法律答问》中也讨论“耐”刑的相关问题，可以印证等级体系的变化。如简8:
司寇盗百一十钱，先自告。可(何)论? 当耐为隶臣，或曰赀二甲。
身份为司寇的罪犯偷了一百一十钱，法定刑为“耐为隶臣”(参见表7.4)。在犯罪被发觉之前，罪犯自动投案(“先自告”)。据《二年律令》简127，“先自告”减罪一等。法定刑“耐为隶臣”减等之后，司寇应判何刑? 答问的回答部分提出两种相矛盾的答案，即“耐为隶臣”与“赀二甲”。这是因为当时等级关系正在变化，两种意见都能成立。
如果将“耐”算为“耐为司寇”与“耐为隶臣”两个等级的话，“耐为隶臣”减一等就减为“耐为司寇”。据上引《二年律令》简90，司寇犯了“耐”罪，实际上施加“耐为隶臣”。答问第一个意见即是如此得出来的。反过来，如果“耐”仅算一等的话，不管“耐为隶臣”还是“耐为司寇”，都减为“赀二甲”。[29]司寇犯了“赀二甲”，不受到身份因素的影响，直接科以“赀二甲”。第二个意见则是如此得出来的。将“耐”看作两个等级的意见排在前，大概是因为当时这种意见已占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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