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律研究：篇章结构与律条的关系

《晋书·刑法志》在记述秦汉旧律时，将其结构与编纂标准表述为“集类为篇，结事为章”。对此，论者的见解并不一致。张建国认为据此可见汉律分三个层次，即篇、章、条，一事为一条，章由相似之条构成，篇由相似之章构成；^[1]冨谷至认为篇是构成法典的编目，章是法规条文；^[2]邢义田据文献记载所见指出，汉世习惯以篇下有章为常，至于《晋志》所述篇章关系，不无混淆^[3]。秦汉法律以篇而分，对此人们不存异见。至于其与下一级单位即章的关系，尚需辨析。以下在学者论述的基础上，略加补说。

在秦及汉初的文献记载中，用于律令单位的“章”，其含义接近当下人们理解的“条”或“段”。如学者讨论时所引用的《奏谳书》简187、188“致次不孝、敖悍之律二章”，即指司法官吏为讨论案件而摘录出的数条律文中有关不孝、敖悍的这两条律文。论者据以指出，律条亦可被称为章。^[4]《奏谳书》简156 又见“捕章”之语，整理小组注释为“捕律”。“捕律”是立法时使用的正式律名，“捕章”则是官吏于鞫狱时的叙述之语，“未有以捕章捕论”可理解为“无法以捕律条文逮捕论处”。《史记·高祖本纪》云“与父老约，法三章耳: 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所言“三章”，正是具体指有关杀人、伤人、盗窃罪的刑罚规定，而非指包含此三种罪行的贼、盗之律。又《史记·晁错列传》载“错所更令三十章”，以晁错修改法令的目的在于“侵削诸侯”而见，“三十章”所指应是法令中涉及诸侯权益的内容，故推测以三十条较为合理。

睡虎地秦简《效律》凡六十简，首简背面写有标题“效”字，整理小组推测是一篇首尾完整的律文。以图版观之，该律条文区分明白，下一律条与上一律条并不接连书写，而是提行另书一简，整理小组据此列出三十条律文。这些律文有的只占一简，有的则占数简，无论字数多少，其独立的律条单位就是“章”。真实反映了律篇章结构的材料，又可见云梦睡虎地M77 新出汉初《葬律》。据发掘简报所刊图版，该律凡五简，一简书写律名，前有标识墨块，余四简连续书写，^[5]应为一条律文。彭浩认为此似为《葬律》的开始部分，其内容为有关彻侯葬制的规定。^[6]据《效律》与《葬律》的书写格式可见当时律篇的篇章关系，即若干字句构成一章，若干章构成一篇，篇与章形成领属关系。《盐铁论》中贤良称“当今律令百有余篇”，是较为明确的以篇为律令单位的记载。

在以后的史家叙述中，虽然有“作律九章”“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等用法，但是以篇名律仍是比较稳定的表述。《晋志》引《魏律序》云:“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非篇章之义。”文中两言“旧律”，前指法经与秦律，后指汉律，其构成皆为篇，而“篇条”一语又是律篇本身结构关系的反映。^[7]文中所言之“事”，可理解为规范对象——犯罪行为，^[8]“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的文意为: 律篇不足则条文粗疏，条文粗疏则犯罪行为涵盖不足，犯罪行为涵盖不足则疏漏犯罪。因此，“结事为章”亦可理解为性质相同的行为集为一章。这里的“章”，王伟认为指条。^[9]只是其篇幅经“世有增损”，已与早期的“文荒”“事寡”大不相同，有的已膨胀至“事过数十”的程度。

魏人制新律的目的之一为“多其篇条”，可知魏立法者眼中看到的汉律之篇，应是篇与条的二层结构。这一结构亦为后世律所沿袭。据《晋志》《魏志》《隋志》记载，晋律二十篇，六百二十条；梁律二十篇，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北魏律二十篇，八百三十二章；北齐律十二篇，定罪九百四十九条；后周律二十五篇，定罪一千五百三十七条；隋开皇律十二篇，五百条。以流传至今的唐律与秦汉律比较，可以看出二者在篇章结构上并无明显不同。以章名条的用法，不仅见于《魏书·刑罚志》对北魏律的叙述，甚至在唐《名例律》中，议请减赎条文的疏议仍称其为“议章”“请章”“减章”“赎章”。^[10]这种结构体例至《宋刑统》始出现变化，由篇条二层结构变为篇、门、条三层结构。当然，条的内容并非仅仅是律，还有令、格、敕及起请。(www.xing528.com)

以现有文献而见，秦汉律篇一般有固定篇名，但条文未必有固定标题。前述秦《效律》以提行的方式区分条文，《为吏之道》以墨钉分章，行文本身并无条名。张家界古人堤所见《贼律》目录，应是抄录者的节录，其节录方法为截取律文的关键词语。通过释文注释者所列出的相应律文，可以看出二者间的对应关系。^[11]秦汉律在立法中，若需要征引某律文定罪，往往作“以某某律论”。如《二年律令·亡律》简168“其真罪重，以匿罪人律论”，整理小组注释:“匿罪人律，指《二年律令》一六七简的法律规定。”同样的表述又可见“以私自假律论”(简78、79)、“以奴婢律论之”(简163)、“以舍亡人律论之”(简172)等，这是通过概括罪名或身份并后缀以律字，以此指代某律文的方法。在司法实践中，人们在定罪量刑时对律文作简明节引以为依据。如《奏谳书》简93-95，对三名被告分别以“律: 贼杀人，弃市”“律: 谋贼杀人，与贼同法”“律: 纵囚，与同罪”作为裁断依据，而相对完整的律文分别可见《二年律令·贼律》简21“贼杀人、斗而杀人，弃市”、简23“贼杀人，及与谋者，皆弃市”、《具律》简93“鞫狱故纵……它各以其罪论之”，反映了当时人们征引律文的具体状况。在现实的行政文书中，人们亦用“‘律曰’+律文”及“‘·’+律文”的形式引述律文。里耶秦简简8-644“·日足以责，吏弗责，负者死亡，吏代负偿”，此如研读者所言，所据为《秦律十八种·金布律》简77-79。又金关汉简简73EJT3: 55:“河平四年二月甲申朔丙午，仓啬夫望敢言之: 故魏郡原城阳宜里王禁自言，二年戍属居延，犯法论，会五月甲子赦令，免为庶人，愿归故县。谨案律曰: 徒事已，毋粮。谨故官为封偃检，县次续食，给法所当得。谒移过所津关，毋苛留止，原城收事。敢言之。”^[12]这是成帝河平四年(前25)二月，仓啬夫望所写的一份报告。其中提到原籍为魏郡原城阳宜里的王禁自述，其于河平二年来居延戍边，犯法论罪后，以五月甲子赦令免为庶人，所以希望返回家乡。望认为按法律规定，刑徒服役结束，就不再提供口粮。王禁应由原管辖机构为其出具相关文书，由返乡沿途各县提供食物，给予依法所得。简文中的“徒事已，毋粮”及“县以续食”，应都是律文规定。

关于秦汉律的篇数，秦律除《晋志》所言六篇外，考古发现的睡虎地秦简见有律名二十余种，而岳麓书院藏秦简所知律名有二十种，大多数与睡虎地秦简所出相同，也有睡虎地秦简所未见的篇名，可知秦律的篇数难以“六篇”尽指。汉初律的情况也是如此。《晋志》记述了汉律自汉初至武帝时的篇数变化:“汉承秦制……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六十篇的说法也大致与《汉志》中的另一处记载吻合，即“及至武帝即位……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此“三百五十九章”若据《晋志》“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余篇”，则除令之外大约就是律的篇数。

不过与秦律相同，出土文献所见的律名并不能与史志记载完全吻合。如《二年律令》可确定为律名者有二十七种，其数已大溢于“九章”；睡虎地M77 号汉墓出土汉律简有两卷(V 组与W 组)八百五十枚，V 组所见有盗律、告律、具律、捕律、亡律等十六种律文，W 组所见有金布律、户律、田律、工作课、祠律、葬律等二十四种律文。这四十种律名多见于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与睡虎地秦简，但也有像葬律等首次出现的少数律名。^[13]这反映了这一时期汉律篇目的数量。近年来，学者围绕九章、正律与旁章的概念多有讨论，见解各异，对秦汉律令体系的解明颇有推进。^[14]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概念的解析不能脱离时人对律令体系尤其是“罪名之制”的认识。据《晋志》，《法经》六篇“皆罪名之制”，魏人对秦律的指摘亦为“事寡则罪漏”，这实际是基于刑事法规的意识对其作出的判断。汉初萧何“因秦法经，就增三篇”，也是在主体部分沿袭了秦律的罪名之制。以魏律的编修目的而见，一是“多其篇条”以免“事寡而罪漏”，二是“集罪例以为刑名，冠于律首”，二者指向皆不外刑法典的编纂。可见所谓“六篇”“九章”之名，在时人的意识中更多是对刑事法律的指代。然而从秦汉律令体系的构成出发，“六篇”“九章”不是唯一的内容，刑事法律的立法不能涵盖其他法规的存在。当然，在从秦律到魏人所见的汉律之间，秦汉律篇有怎样的变与不变，时人在编纂、行用时依据何种认识或标准分类，还需要更深入的研究及更多的出土文献来求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