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律是以国家名义颁布的，需要经过大臣们集议、斟定，而令出自国君、皇帝，故其灵活性、快捷性、广泛性胜于律。因秦汉律都有准则性(制度方面)的规定，所以令是律的法源也就顺理成章了。成熟的令适时转换为律，这已为学界所共识。汉初令已按类相辑，秦令资料也显示了相似的做法。此时律令都还没有在功能上彻底区分，也不可能编纂篇章结构合理、刑事典章与国家行政制度区划分明的法典，这也是秦汉多为单篇之律的原因所在。律令的区分到了曹魏修《新律》才得到解决。学者将秦汉的令称之为补充法的令，很重要的因素就是因为律也具有准则条款(制度)的功能，一旦律令功能分开，令也就失去了补充法的作用了。还需要说明的是，秦汉律令混同的原因，不是令规范的混乱，秦汉令一直以准则性条文为主，而是因为律的功能并没有明确限定在刑事(惩罚)规范方面。魏晋以后，律的功能限制在正刑定罪上，令的功能与作用自然就清晰了。
魏明帝即位后，因汉律不能适用形势需要，于太和三年(229)下令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新律序》说:“旧律所难知者，由于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后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新律》“凡所增定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于正律九篇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112]魏《新律》增加律篇以加强律典的权威地位，从而取消律典外盛行的单篇之律。魏晋制律，扩大了正律篇目，律的刑典地位进一步得到确立。此时律令的形式、调整范畴与作用才分道扬镳，各显其功能。令以制度为规范对象，此前以律命名的制度规范自此划入令的范畴。但这只是律令功能的一次调整，不能说律是令的法源。(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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